2248古诗词

　　这篇150字的短文，没有议论，没有说教，甚至没有一句客观的描述和抒情的词语，有的只是一段对话，一段独白，完全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它却写得委婉曲折，血泪交织，十分动情。

　　晋献公宠爱骊姬，骊姬为使自己亲生儿子奚齐能继承君位就诬陷太子，说太子要谋杀其父献公，献公轻信骊姬，逼迫太子申生自尽。申生在被谗蒙冤的情况下，既不申辩以伤君父之心，也不出逃以扬君父之过，终于含冤自杀。文章头一句“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开始就造成一种恐怖、紧张而充满悬念的气氛。骊姬因阴谋得逞而偷着乐的得意神情，老而昏聩的献公要杀亲子的愤怒与沉痛，尽在不言中。而申生众多的兄弟们，满朝的文武大臣们，亲者，仇者又会有什么反应?申生自己有什么反应?都令读者产生悬念。然而被杀者申生却坦然自若，从容面对死亡。作者把残酷的环境与申生坦然的心境加以强烈地对比，并在对比的反差中，揭示人物的忠孝之心，塑造人物的形象。先是重耳与申生的对话。申生对重耳的“盍言”、“盍行”的回答，一不辩白，是怕伤老父的心；二不出走，是怕扬父之过。一般情况下的忠孝，不会引人注目；儿子蒙受亲生父亲的冤屈，能无怨无恨，从容就死，就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说申生与重耳的对话，表现了申生尽忠尽孝于生前；那么，申生派人代表他与老师狐突的诀别辞，乃是尽忠孝于身后。“伯氏”二句，表明申生在临死前，念念不忘的还是君国，想的还是在自己死后贤士大夫如何帮助君上治国安邦。“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这十个字，既表现了他临死前的清醒认识，也显示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患以及对老父、幼弟的深切关爱。饱含感情，一字一泪。这种愚忠愚孝，今天看来，过于迂腐，未免可笑，但此文之所以催人泪下，似乎也正在于一个“愚”字。

　　“六么令”，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王灼《碧鸡漫志》说：“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又名《绿腰》、《乐世》、《录要》。双调，九十四字上片九句五仄韵，下片九句五仄韵。

　　“七夕”，这是梦窗借七夕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传说，以悼念杭州的亡妾。

　　“露蛩”两句，写秋景。言园中的蟋蟀正在“句句”地鸣唱着，纺织娘也在欢叫着“织、织”，它们恰似在催促织女赶快结束织锦，可以尽早去天河畔与牛郎相会。“婺星”两句。 “婺星”，本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女宿；即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其中三颗属宝瓶座。这里借指织女星。此言天孙织女为情所累，就懒于织锦，而长久地伫立在天河畔，盼望与牛郎相会。两句直接切入民间传说，以织女象征杭妾的在天之灵。“不见”两句。言但是她只能在天河边徘徊苦盼，因为没有船只可以渡她过河，也没有鸿雁飞临传递来牛郎的信息。天地殊途无会面之期矣。“云梁”三句，又述神话传说。言织女终于等到了七夕之晚，在云雾弥漫的天河上有群鹊赶来搭起了一座千尺鹊桥，了却了织女与牛郎的一年一度的这点相思情。只可惜相会的时光一瞬即过，再回首，这甜蜜的鹊桥会又将要苦候一年光阴啊。上片从“七夕”生发开来，再叙了民间中这个美丽感人的神话故事。但牛郎、织女的生别离，尚有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可以聊解他们的相思苦；而词人与其亡妾却是再无见面之时的死别也。因此，词人对七夕的传说还是感到非常的钦羡。

　　“那知”两句，承上启下，专叙“乞巧”。“乞巧”，据《荆楚岁时记》：“（古时妇女七月七日夜）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黄铜）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此言天上的织女其实极想和牛郎长相厮守，不再分离的，但始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改变王母娘娘的这个残酷决定——每年仅能相聚一夜。虽然如此，人世间仍旧有众多的小女子奉她为智慧女神，所以都在各自的闺楼上供起瓜果向织女乞求给她们增加智慧。“瓜果”两句，讥笑众女的自私。词人说：你们哪里知道今天晚上正是织女牛郎唯一能相聚在一起的大好时光，如果织女一旦真的被你们邀请下来，那末岂不是要使牛郎感到孤单寂寞吗？词人本着“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仁者想法，特地为牛郎织女俩设想，所以他希望乞巧者要知趣一些，否则只会自讨没趣的。“瓜果几度凄凉”是说：那织女自顾不暇，怎能为了这点瓜果而抽出时间来赐给你们智慧呢？“人事”两句。“金钗擘”，“擘”，即剖。这是引神话传说中，王母用头上金钗在织女与牛郎之间一剖，就划出了一条天河，生生将他们俩隔在河的两边。也借喻世事往往循环往复，“牛郎织女”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不可能有人真的看见过用一枚金钗就可以剖出滔滔天河。“今夕”三句，重申题旨。词人问：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他明知今天是“七夕”，但是偏设此一问，重在提醒众人不要忘记，天上的牛郎织女只有今天一晚上可以相会。所以说人世间在“乞巧”之后，到了月亮西堕就要收拾掉残杯结束了。但是我担心，天上的银河又将会毫不容情地将织女与牛郎这两个有情人分隔在两边啊。下片由天上一年一度的相会之艰难，联想到地上“乞巧”的煞风景。既点题，又作了更深一层的发挥。“寂寞罗池客”，又可以看成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由于杭妾已经仙逝，所以说天上两星尚有今夕相会之期，而自己惟有酒冷人单孤苦度日而已。

　　诗人所处的盛唐时代，在繁华的外衣下隐藏着政治危机：奸邪小人把持朝廷大权，纨绔子弟凭着裙带关系飞黄腾达，甚至连一些斗鸡走狗之徒也得到了君王的恩宠，身价倍增，飞扬跋扈；才俊之士却屈居下层，无人赏识。而“读书三十年”的儒生，却“腰下无尺组”，“一生自穷苦”。

　　王维以这首诗来借咏西施，以喻为人。《西施咏》取材于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诗人借西施“朝贱夕贵”，而浣纱同伴中仅她一人命运发生改变的经历，悲叹世态炎凉，抒发怀才不遇的不平与感慨；借世人只见显贵时的西施之美，表达对势利小人的嘲讽；借“朝为越溪女”的西施“暮作吴宫妃”后的骄纵，讥讽那些由于偶然机遇受到恩宠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借效颦的东施，劝告世人不要为了博取别人赏识而故作姿态，弄巧成拙。

　　诗的开首四句，写西施有艳丽的姿色，终不能久处低微。次六句写西施一旦得到君王宠爱，就身价百倍。末了四句写姿色太差者，想效颦西施是不自量力。语虽浅显，寓意深刻。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写尽炎凉人眼界，不为题缚，乃臻斯诣。”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