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显示自己对世事变迁和仕宦升沉的豁达襟怀,表现了诗人的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同时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
诗的首联,便表现出作者不同凡响的抒情才能。刘禹锡因积极参加顺宗朝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而遭受迫害。在宦官和藩镇的联合反扑下,顺宗让位给宪宗,王叔文被杀,刘禹锡等被贬。他先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再贬连州(今广东连县),调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未离谪籍。朗州在战国时是楚地,夔州在秦、汉时属巴郡,楚地多水,巴郡多山,“巴山楚水”,泛指贬地。刘禹锡没有直率倾诉自己无罪而长期遭贬的强烈不平,而是通过“凄凉地”和“弃置身”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的渲染,让读者在了解和同情作者长期谪居的痛苦经历中,感觉到诗人抑制已久的愤激心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诗的颔联,刘禹锡运用了两个典故。一是“闻笛赋”,指曹魏后期向秀的《思旧赋》。向秀与嵇康、吕安是好友,嵇康、吕安为司马氏杀害,向秀经过两人旧居时,听到邻人吹笛子,其声“慷慨”激昂,向秀感音而叹,写了《思旧赋》来表示对嵇康、吕安的怀念。另一是“烂柯人”,据《述异记》所载,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二童子对弈,他观棋至终局,发现手中的“柯”(斧头的木柄)已经朽烂了。王质下山,回到村里,才知道已经一百年过去了,同时代的人都已死尽。“怀旧”句表达了诗人对受害的战友王叔文等的悼念,“到弃”句抒发了诗人对岁月流逝,人事变迁的感叹。用典贴切,感情深沉。“弃”指洛阳。一本作“郡”,郡指扬州。扬州是当时淮南节度使的治所,而和州是隶属于淮南道的。
白居易的赠诗中有“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这样两句,意思是说同辈的人都升迁了,只有你在荒凉的地方寂寞地虚度了年华,颇为刘禹锡抱不平。对此,刘禹锡在酬诗中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以沉舟、病树比喻自己,固然感到惆怅,却又相当达观。沉舟侧畔,有千帆竞发;病树前头,正万木皆春。他从白诗中翻出这二句,反而劝慰白居易不必为自己的寂寞、蹉跎而忧伤,对世事的变迁和仕宦的升沉,表现出豁达的襟怀。这两句诗意又和白诗“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相呼应,但其思想境界要比白诗高,意义也深刻得多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并没有使他消沉颓唐。正像他在另外的诗里所写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他这棵病树仍然要重添精神,迎上春光。因为这两句诗形象生动,至今仍常常被人引用,并赋予它以新的意义,说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
正因为“沉舟”这一联诗突然振起,一变前面伤感低沉的情调,尾联便顺势而下,写道:“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点明了酬答白居易的题意。诗人也没有一味消沉下去,他笔锋一转,又相互劝慰,相互鼓励了。他对生活并未完全丧失信心。诗中虽然感慨很深,但读来给人的感受并不是消沉,相反却是振奋。
刘禹锡在这首诗中运用了层层递进的手法。首联,诗的第一层,先写自己无罪而长期被贬的遭遇,为全诗定下了愤激的基调。颔联,诗的第二层,通过对受害战友的悼念,以及自己回到故弃竟然恍如隔世的情景,使愤激之情进一步深化。颈联,诗的第三层,推开一步,对比了自己的沉沦与新贵的得势,诗人的自我激励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尾联,诗的第四层,急转直下,表示并不消极气馁,要抖擞振奋,积极进取,重新投入生活,以自勉自励结束。层层深入,言简意深。愤激而不浅露,感慨而不低沉,惆怅而不颓废,堪称刘禹锡的代表作品。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所表现的身经危难,百折不回的坚强毅力,给后人以莫大的启迪和鼓舞,所以古今传诵,交口称赞。
这是一首歌咏春天的词,但不是一般对春天的赞歌,词人在歌咏阳春烟景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作客他乡的飘零之感,在较深层次上,还含有对青春老去的喟叹春老去的喟叹。
上阕四句七言,很象是一首仄起首句入韵的七言绝句,不仅平仄相合,后两句的对仗也极为工整。范成大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写的绝句《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见钱钟书《宋诗选》中范成大简介)。这首《鹧鸪天》的上阕,就很像是《田园杂兴》中的绝句,也带有意境深刻,不重词采,自然活泼,清新明快的特点。不同的是,这首词的上阕舍弃了作者在《田园杂兴》中融风景画与风俗画于一体的笔法,而侧重于描绘庭园中的自然风光,成为独具特色的一幅风景画。
既然是画,就必然要敷色构图。起句“嫩绿重重看得成”,就以“嫩绿”为全画敷下了基本色调。它可以增强春天的意象,唤醒读者对春天的情感。“看得成”(“得”一作“渐”),即指此而言。当然只有这第一句,还不成其为画,因为它只不过涂了底色而记。当第二句“曲阑幽槛小红英”出现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句,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是构成了整个风景画的框架;二是有了色彩的鲜明映衬;三是有了一定的景深和层次感。“曲阑幽槛”,把画面展开,打破“嫩绿”的单调,增添了曲折回环、花木幽深的立体感。“小红英”三字极端重要。这三个字,不仅增强色彩的对比和反差,重要的是,它照亮了全篇,照亮了画面的每个角落。画面,变活了;春天的气氛变浓了。正可谓“一字妥贴,全篇增色”。“小”字在全词中有“大”的作用。“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咏石榴花》)范成大此句正合王诗所说。
“酴醿架上蜂儿闹,杨柳行间燕子轻”,是对仗工整的两句,它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嫩绿”、“红英”之中引开,放在蜂闹燕忙的热闹场景。如果说,一、二句两句是静止的画面,那么,有了三、四两句,整个画面就动静结合“酴醿”,又作“荼,俗称”佛儿草“,落叶灌木。”蜂儿闹,说明酴醿已临开花季节,春色将尽,蜜蜂儿争抢着来采新蜜。“杨柳行间燕子轻”极富动感。“蜂儿闹”,是点上的特写:“燕子轻”,是线上的追踪。说明燕子在成行的杨柳间飞来飞去,忙于捕食,哺育乳燕,上阕四句,有画面,有构图,有色彩,是蜂忙燕舞的活生生的风景画。毫无疑问,词人对这一画面肯定注入了很深的情感,也反映了他的审美情趣与创作思维。但是,盛时不再,好景不长。春天已经结束,词人由此引起伤春而自伤之情。
下阕,笔锋一转,开始抒写伤春自伤之情。换头用了两个短句,充分勾勒出感情的变化。“春婉娩”,春日天气温暖然而也近春暮,这是从春天本身讲起的;而“客飘零”,是从词人主体上讲的。由于长年作客在外,融和的春日固然可以怡情散闷,而花事渐阑、萍踪无定,则又欢娱少而愁思多了。
为了消除伤春自伤之情,词人面对“残花”,借酒浇愁,时间已经很久,故曰“残酒”。醉中或可忘记作客他乡,但醉意过后,忧愁还是无法排遣。“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面对此情此景词人感到无可奈何,只好又继续饮酒,企盼着在醉梦之中,打发掉这恼人的花月良宵,迎接新的一天,以忘却伤春之情与飘零之感。“送了斜阳月又生”,结尾以日落月升、写时间流逝,春色难留,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此篇虽写伤春自伤之情,抒发客居飘零之感,但有情景交融的画面,有沉着豁达的性情,读起来仍使人感到清新明快,与一般伤春之作不同。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