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仙鹤:传说中的仙鹤,就是丹顶鹤,它是生活在沼泽或浅水地带的一种大型涉禽,常被人冠以“湿地之神”的美称。人们常把它和松树绘在一起,作为长寿的象征。
鶱:(鸟)向上飞的样子。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
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首句“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先接上阕末句的抒怀咏志,将落笔之处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放眼处,座座高峰,远近错落,尽收眼底。然而,这还不是画面的关键,关键是山峰上飘扬着红军的旗帜。这旗帜高耸在山之峰巅,应和着狂野的西风,舒展飘扬。这是信仰的力量,是坚持的力量!在这段最为痛苦的岁月里,信仰的追随者同生共死,终于走出重围。而“漫卷”二字则高度凝练地表现出革命的力量依旧强健,依旧潇洒自如,依旧敢于在风口浪尖搏它一搏,这象征着革命的希望之火熊熊燃烧。所以下阕首句回转到六盘山的现实景象,绝非重复。它所表现的情感已较上阕首句更进一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平静和休憩、个人胸怀及智慧,而是革命集体的崇高与可敬及革命信仰的强劲活力。形式上回到了起点,情感上却有了新的格调。
下阕末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和上阕末句一样,从眼前的实景宕开,直接表现内心情怀和志向。但在表现的内容上也有了一个推进。上阕末句,是在古今战争之间寻求尚武勇猛之精神,在谈笑、屈指间举重若轻;而下阕末句所表现的情怀意志则似乎已经完成了自我肯定和自我升华,而有了更为具体的战斗冲动。诗人手持“长缨”,片刻的休息与感慨已经足够,疲乏与困顿已经一扫而空,激情与力量早已恢复。诗人已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吹角连营”,上阵擒龙。“何时”二字更见出诗人此时内心的战斗渴望。
这首词景象开阔,意蕴丰富,起承转合,层次分明,在意境和艺术结构上都称得上是一篇佳作。它在陕甘宁边区一直广为流传,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广播电台也时常朗诵播放。时至今日,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首作品中体味出当年岁月的艰辛以及领袖人物的宏大气概。
这首诗写的是江南特有的细雪,诗人名为咏雪,实为伤怀。作品中所写的雪,既不是银妆素裹的旷野之雪,也不是漫天飞舞的吉征瑞兆之雪,而是江南庭院中的细雪。作者立于帘下,他的眼界也未曾超出庭院的上下前后。
首句写风摇庭院之树,是因树动而知风,并且知是微风,显然庭树之动不同于大风下之摇动。次句的“细雪”与前面的“微风”相应,都具有江南雪景的特点。“下帘隙”的“下”,正与风之微、雪之细相应,故能从竹帘缝隙中落入。
“萦空”二句写雪在空中、阶上之姿。这里的“转”为回环飘动之意。雪萦绕于空中如雾一样回转不定,这种状态唯“细雪”才能有。因其“细”,故能“萦空”,似乎久飘不下;因其“细”,故迷朦“如雾”。“凝阶”与“萦空”相对,但见“萦空”,但见阶上之雪凝积如花,而不见其飘落。这与“下帘隙”不同。诗人立于帘下,见帘边之雪,故知从帘隙落下。
“不见”二句用反衬法过渡,“杨柳春”是联想之景,是虚写,“桂枝白”是眼前之景,是实写,“白”字从色彩上暗合“雪”。“不见”、“徒见”对比鲜明,突出了雪后玉树琼枝的美丽景象。其实,这两句的作用又不止于此,在“不见”、“徒见”的顿挫间还透露出诗人盼春、思春的情感信息。这一联是由写景转入抒情的关键。
“零泪”二句则直接展现诗人自我。“零泪”是伤怀的表现。有感如此,却无人可以倾诉,故自责多情若此,无益。直以此二句表现诗人的苦寂、孤独之感。触发诗人“相思”、“零泪”的是何物,诗中没明确讲。然而从前面对雪景的描绘中可以探知他的心曲。诗中先言“似花积”,又以“不见”春与“徒看”相对举,雪似花而非花,今但见非花之雪,不见春叶、春花。诗人的“相思”,就在于为似花之雪所引起的向往,在于对“不见”的春之盼望,对桂枝上徒具似花外观的假象的叹惋,同时,也隐约透露出诗人对自己机遇难逢的感伤。
此诗写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兄弟两三人”为了生计,流浪他乡。因女主人为他们缝补衣裳而被归来的女主人丈夫发现而产生了误会。诗歌围绕一个尴尬场面写出了流浪汉的凄苦,写得情节紧张,矛盾集中,真切生动,活泼而富有谐趣,但谐中寓庄,于中更能反衬出游子之凄苦;同时也显示了乐府作者观察生活、把握生活、再现生活的卓越才能。全诗以比兴起,巧妙地引发诗兴,过渡到诗的本体,结尾又用比收,轻松自然,浑然天成。
诗的开笔就很低回忧伤。“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二句用比兼兴的手法。堂前之燕,冬去夏来,有一定之时,而我“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却久出不归,长为他乡人。这两句概括了流浪汉有家归不得的凄苦生涯。这是第一层凄苦。
因流浪他乡,天长日久,除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家庭,就不免会仪表不修,形象狼狈,尤其是衣服着装方面,衣衫破烂,但是“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旧衣服坏了无人缝,新衣服针线裂开了无人补,由此可以想象主人公憔悴落魄的形象。这是第二层凄苦。
由无人补缝衣服之事,遂引出下文一段情节:“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此处说的“主人”,究竟是游子所临时寄居的人家,还是他们为之劳作的东家,不得而知。但后一种可能性较大。这家的女主人,很是贤惠,见流浪汉衣衫破烂,乃主动为之缝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流浪汉内心之欣喜可想而知。此承上文两层之凄苦,文思来了一个转折。
但正在流浪汉内心欣喜之际,情况陡然发生变化——“夫婿从门来”,女主人的丈夫回家来了。夫婿见此情景,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反映——“斜柯西北眄”,他不是与妻子欢叙,也不是与客人打招呼,而是侧身倚门,瞟眼斜视。他外出归来,看到这一情景,不免心有所疑,但又不明底里,不好发作,故才在瞬间表现为如此情态。而乐府作者亦即能如同一个高明的摄影师,立即按动相机快门,将这一精彩镜头摄下。在这一特写镜头中,容纳了三对矛盾、三个方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夫妻之间,夫与流浪汉之间,流浪汉与女主人之间,此时各生想法,各具心态,各有难言之隐。
在这矛盾聚焦的节骨眼,还是流浪汉先说话了:“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请您不必斜眼看,我们和你家女主人之间的关系,清水白石,不必多心。后来的“水清石见”成语即本此。流浪汉口中说着这番自表心境的话,尖锐的矛盾冲突似乎缓和了,但其内心之凄苦却可想而知。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这是写流浪汉的心理活动。水清石见了,一切清白。尽管如此,远行在外,还是不如回家的好。又一次点出凄苦,收束全诗。
这首诗也有规劝游子早归的意思。
这首词是中秋望月怀人之作,表达了对胞弟苏辙的无限思念。丙辰,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做太守,中秋之夜他一边赏月一边饮酒,直到天亮,于是做了这首《水调歌头》。词人运用形象描绘手法,勾勒出一种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苏轼一生,推崇儒学、讲究实务为主。但他也“龆龀好道”,中年以后,又曾表示过“归依佛僧”,经常处在儒释道的纠葛当中的。每当挫折失意之际,则老庄思想上升,借以帮助自己解释穷通进退的困惑。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被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掩盖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升华和总结。“大醉”遣怀是主,“兼怀子由”是辅。对于一贯秉持“尊主泽民”节操的作者来说,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负荷。此点在题序中有深奥微妙的提示。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无限美好的憧憬和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文学家,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反映到词里,遂形成了一种豪放洒脱的风格。
此词上片望月,既怀超宜兴致,高接混茫,而又脚踏实地,自具雅量。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明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天这一细节与屈原的《天问》和李白的《把酒问月》有相似之处。其问之痴迷、想之逸尘,确实有一种类似的精、气、神贯注在里面。从创作动因上来说,屈原《天问》洋洋170余问的磅礴诗情,是在他被放逐后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在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仰见“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后“呵而问之”的(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是情景触碰激荡的产物。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自注是:“故人贾淳令予问之。”应当也是即兴遣怀之作。苏轼此词正如小序中所言是中秋望月,欢饮达旦后的狂想之曲,亦属“伫兴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它们都有起得突兀、问得离奇的特点。从创作心理上来说,屈原在步入先王庙堂之前就已经是“嗟号昊旻,仰天叹息”(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处于情感迷狂的精神状态,故呵问青天,“似痴非痴,愤极悲极”(胡浚源《楚辞新注求确》)。李白是“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把酒问月》),那种因失意怅惘的郁勃意绪,也是鼻息可闻的。苏轼此词作于丙辰年,当时因为反对王安石新法而自请外任密州。既有对朝廷政局的强烈关注,又有期望重返汴京的复杂心情,故时逢中秋,一饮而醉,意兴在阑珊中饶有律动。三人的创作心理实是脉络暗通的。
苏轼把青天当做自己的朋友,把酒相问,显示了他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李白的《把酒问月》诗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不过李白这里的语气比较舒缓,苏轼因为是想飞往月宫,所以语气更强烈、更迫切。“明月几时有?”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好像是在追溯明月的起源、宇宙的起源;又好像是在惊叹造化的巧妙。读者从中可以感到诗人对明月的赞美与向往。
接下来两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把对于明月的赞美与向往之情更推进了一层。从明月诞生之日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不知道在月宫里今晚是一个什么日子?诗人想象那一定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月才这样圆、这样亮。他很想去看一看,所以接着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唐人称李白为“谪仙”,黄庭坚则称苏轼与李白为“两谪仙”,苏轼自己也设想前生是月中人,因而起 “乘风归去”之想。他想乘风飞向月宫,又怕那里的琼楼玉宇太高了,受不住那儿的寒冷。“琼楼玉宇”,语出《大业拾遗记》:“瞿乾祐于江岸玩月,或谓此中何有?瞿笑曰:‘可随我观之。’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不胜寒”,暗用《明皇杂录》中的典故:八月十五日夜,叶静能邀明皇游月宫。临行,叶叫他穿皮衣。到月宫,果然冷得难以支撑。这几句明写月宫的高寒,暗示月光的皎洁,把那种既向往天上又留恋人间的矛盾心理十分含蓄地写了出来。这里还有两个字值得注意,就是“我欲乘风归去”的“归去”。飞天入月,为什么说是归去呢?也许是因为苏轼对明月十分向往,早已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归宿了。从苏轼的思想看来,他受道家的影响较深,抱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又喜欢道教的养生之术,所以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他的《前赤壁赋》描写月下泛舟时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说:“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也是由望月而想到登仙,可以和这首词互相印证。词人之所以有这种脱离人世、超越自然的奇想,一方面来自他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对现实人间的不满。人世间有如此多的不称心、不满意之事,迫使词人幻想摆脱这烦恼人世,到琼楼玉宇中去过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苏轼后来贬官到黄州,时时有类似的奇想,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而,在词中这仅仅是一种打算,并未展开,便被另一种相反的思想打断:“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两句急转直下,天上的“琼楼玉宇”虽然富丽堂皇,美好非凡,但那里高寒难耐,不可久居。词人故意找出天上的美中不足,来坚定自己留在人间的决心。一正一反,更表露出词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同时,这里依然在写中秋月景,读者可以体会到月亮的美好,以及月光的寒气逼人。这一转折,写出词人既留恋人间又向往天上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能够更深刻地说明词人留恋人世、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显示了词人开阔的心胸与超远的志向,因此为词带来一种旷达的作风。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苏轼毕竟更热爱人间的生活,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趁着月光起舞呢!“清影”,是指月光之下自己清朗的身影。“起舞弄清影”,是与自己的清影为伴,一起舞蹈嬉戏的意思。李白《月下独酌》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苏轼的“起舞弄清影”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高处不胜寒”并非作者不愿归去的根本原因,“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才是根本之所在。与其飞往高寒的月宫,还不如留在人间,在月光下起舞,最起码还可以与自己清影为伴。这首词从幻想上天写起,写到这里又回到热爱人间的感情上来。从“我欲”到“又恐”至“何似”的心理转折开阖中,展示了苏轼情感的波澜起伏。他终于从幻觉回到现实,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葛中,入世思想最终占了上风。“何似在人间”是毫无疑问的肯定,雄健的笔力显示了情感的强烈。
下片怀人,即兼怀子由,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转和低都是指月亮的移动,暗示夜已深沉。月光转过朱红的楼阁,低低地穿过雕花的门窗,照到了房中迟迟未能入睡之人。这里既指自己怀念弟弟的深情,又可以泛指那些中秋佳节因不能与亲人团圆以至难以入眠的一切人。“无眠”是泛指那些因为不能和亲人团圆而感到忧伤,以致不能入睡的人。月圆而人不能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于是词人便无理地埋怨明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明月您总不该有什么怨恨吧,为什么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相形之下,更加重了离人的愁苦了。这是埋怨明月故意与人为难,给人增添忧愁,无理的语气进一步衬托出词人思念胞弟的手足深情,却又含蓄地表达了对于不幸的离人们的同情。
接着,诗人把笔锋一转,说出了一番宽慰的话来为明月开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有悲欢离合,月也有阴晴圆缺。她有被乌云遮住的时候,有亏损残缺的时候,她也有她的遗憾,自古以来世上就难有十全十美的事。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感到忧伤呢?词人毕竟是旷达的,他随即想到月亮也是无辜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为暂时的离别而忧伤呢?这三句从人到月、从古到今做了高度的概括。从语气上,好像是代明月回答前面的提问;从结构上,又是推开一层,从人、月对立过渡到人、月融合。为月亮开脱,实质上还是为了强调对人事的达观,同时寄托对未来的希望。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很有哲理意味。
词的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共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典故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长久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沟通在一起。“但愿人长久”,是要突破时间的局限;“千里共婵娟”,是要打通空间的阻隔。让对于明月的共同的爱把彼此分离的人结合在一起。古人有“神交”的说法,好友天各一方,不能见面,却能以精神相通。“千里共婵娟”也可以说是一种神交了!这两句并非一般的自慰和共勉,而是表现了作者处理时间、空间以及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所持的态度,充分显示出词人精神境界的丰富博大。王勃有两句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意味深长,传为佳句,与“千里共婵娟”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杜牧的《秋霁寄远》说:“唯应待明月,千里与君同。”都可以互相参看。但愿人们年年平安,相隔千里也能够共享这美好的月光,表达了作者的祝福和对亲人的思念,表现了作者旷达的态度和乐观的精神。苏轼就是把前人的诗意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熔铸成一种普遍性的情感。正如词前小序所说,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字子由)的怀念之情,但并不限于此。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中秋之夜,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
此篇是苏词代表作之一。从艺术成就上看,它构思奇拔,畦径独辟,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是历来公认的中秋词中的绝唱。从表现方面来说,词的前半纵写,后半横叙。上片高屋建瓴,下片峰回路转。前半是对历代神话的推陈出新,也是对魏晋六朝仙诗的递嬗发展。后半纯用白描,人月双及。它名为演绎物理,实则阐释人事。笔致错综回环,摇曳多姿。从布局方面来说,上片凌空而起,入处似虚;下片波澜层叠,返虚转实。最后虚实交错,纡徐作结。全词设景清丽雄阔,以咏月为中心表达了游仙“归去”与直舞“人间”、离欲与入世的矛盾和困惑,以及旷达自适,人生长久乐观和美好的愿望,极富哲理与人情。立意高远,构思新颖,意境清新如画。最后以旷达情怀收束,是词人情怀的自然的流露。情韵兼胜,境界壮美,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此词全篇皆是佳句,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作者既标举了“ 绝尘寰的宇宙意识”,又摒弃那种“在神奇的永恒面前的错愕”情态(闻一多评《春江花月夜》语)。他并不完全超然地对待自然界的变化发展,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随缘自娱”的生活意义。所以,尽管这首词基本上是一种情怀寥落的秋的吟咏,读来却并不缺乏“触处生春”、引人向上的韵致。
对于这首《水调歌头》历来都是推崇备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此词是写中秋的词里最好的一首。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寻味。因此九百年来传诵不衰。吴潜《霜天晓角》:“且唱东坡《水调》,清露下,满襟雪。”《水浒传》第三十回写八月十五“可唱个中秋对月对景的曲儿”,唱的就是这 “一支东坡学士中秋《水调歌》。”可见宋元时传唱之盛。全词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至今还能给人们以健康的美学享受。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