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词具有多种风格，有的雄奇奔放，由此而创豪放一派；有的婉转多情，并不亚于柳、秦诸家。这首《蝶恋花》就是一首柔情似水的纯爱情词。它毫无掩饰地写出了一个男子的单相思。
上片回忆了恋爱的全过程：初遇——破灭——思念。“记得画屏初会遇”，写出这爱情的开端是美妙的，令人难忘的，与心爱的人在画屏之间的初次会遇，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可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情缘突然被割断了，这无异于一场美梦的破灭，一切幸福的向往都化为泡影，所以紧接着就说“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这里借高唐之典比喻再也不能与情人相会了。“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进一步写出男主人公的一片痴情。虽然是“高唐梦断”，情丝却还紧紧相连：梁间的双飞燕春来又秋去，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悄悄走过，而对她的思念却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半分。其特别标举燕子是双飞，春光是从纱窗前走过，是因为这些物象最惹人相思，意在表明自己这几年是在极度的思念中度过的，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的。
下片回过头来集中描述他们之间最甜蜜的一次会遇。“那日绣帘相见处”，点明相会的时间与地点。“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活画出女方的娇羞之态：低眉垂眼，假意要走开，却微笑着用手整理自己的鬓发。一个“佯”字，见出她的忸怩之态，一个“笑”字，传出钟情于他的心底秘密。当人理鬓自也是一种保持最佳容姿以取悦于人的亲昵表示。“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进一步写出女方的内心活动：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无情，实在出于害羞。一个姑娘家当然不好在人前轻率地倾吐自己的爱情，可愈是如此，愈见其纯真，愈是招人疼爱。全词就以此甜蜜的回忆的结束而结束，活泼而有分寸，细腻而有余味。
作者在这里描写的相思之情是赤裸裸的，热乎乎的，可也是健康的，朴素的，就像爱情本身那么健康，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朴素。女主人公自然是青楼中人物，男主人公是封建社会中的青年士子无疑。他们可以向意中人表示自己的爱情，但无权决定自己的婚姻。他们之间的爱情的中断，决不是女方的变心，更不是男方的负情，而是受着外力的压迫与阻挠。
此词在艺术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顺叙、倒叙的交叉运用，使结构错落有致。上片先写爱情的“好梦惊回”，下片再写甜蜜的欢会，自然是倒叙。单就上片说，从初会写到破裂，再写到无穷尽的思念，自然又是顺叙。如此交叉安排，使其具有简单的情节，颇有点像现代的抒情性短篇小说的梗概，收到了曲折生情、摇曳生姿的艺术效果。二是运用了反衬手法，即以相见之欢反衬相离之苦。此词下片特意集中笔墨将勾魂摄魄的欢会详加描述，就正是为了反衬男主人公失恋的痛苦。因为只有爱得如此之深，才能思得如此之切；只有享受过如此的欢愉，才能产生如此的痛苦。这比说任何伤心的话更伤心十分。
奚禄诒日本篇：“首序禄山之乱，次入永王，次入诸侍御，次自序，末勉诸公以报国。”正道出了全诗的结构及其主题。
开头六句叙写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及其叛乱的主要过程。其中“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虏箭雨官惊”等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皇舆播迁”四字则道出了唐王朝腐败，不堪叛军一击的可悲情况。诗句间诗人的爱憎感情是很鲜明的。
接下六句叙写永王承朝廷委任，率军南下的情景。“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两句，是描写永王的旌旗舒卷有如海涛，武器罗列有如江烟的雄壮气势。“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两句是对永王璘的热情赞美。
再下六句赞扬诸侍御才华出众，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身赴宴会“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的畅快心情。
再下六句是抒写自已的爱国之志。表明他尽管是一个“草间人”，但是他的腰下却有“龙泉”宝剑，意在强调自己有非凡的才干，“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两句是紧承上面四句，作一收束，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愿为国家平定叛乱的雄心壮志。这几句写得词情慷慨，意气挥放。
最后六句勉励四座诸公要齐心协力，不惜微躯，尽力报国。这几句既是勉励大家，也是激励自己，所以最后又归结到自身上来，表明自己平素所怀的功成身退的理想。全诗共分五层，每六句一转，结构井然，气韵流动，有力地抒发了爱国的豪情。诗中先叙安史之乱，次述永王的率军平乱；再次赞美诸侍御的清正严明；最后表明自己渴望为平定叛乱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勉励大家尽力报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思想。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春天的早晨嘉兴城外春风和畅，春水荡漾，春草繁茂的景象。“晓风催我挂帆行，绿涨春芜岸欲平。”首句的诗眼在一“催”字，是清晨湖上的晓风的催。这一句既点明了时间，与诗题呼应，也交代了诗人自己所处的地点。他此时身在船上也许刚刚迈出船舱，如果不是清凉沁人的晓风，还不会这么早就挂帆起航。“催”字把景物和人物的关系传达出来了。第二句写湖景，描写舟行所见。“绿”字下得极好，和“涨”字结合在一起，给人丰富的色彩想象和运动感，那碧色的湖水仿佛就在眼前漾动，晃人的眼睛。水色苍翠，原野才能与之一色，“平”字也才更好落实。用色彩词代替名物词是古典诗词最具表现力的手法之一，这里是一个典型例证。
后两句写天晴过后，片片油菜田冲击着诗人的乡情。“长水塘南三日雨，菜花香过秀州城。”这两句是全诗精粹所在。第三句承上启下，为末句作铺。诗人正由长水塘坐船到达嘉兴。路上春雨连绵,水势迅涨。可以想见雨过天晴之后，诗人从船舱中跨出来，那种新鲜、清爽的青春感受。这时他写下了最传神的一句，“菜花香过秀州城”。这一句全写感觉，然而容量也最大，写出了诗人对家乡最独特的那种感受。诗人没有写其他的鲜花，却把那带着泥土芳香的油菜花味突现出来。这花味把诗人浓厚的乡情全唤起来了，像醇酒一样令他陶醉其中。在一片菜花清香中诗人驶过了秀州城。这个“过”字既是船过，也是香过，更是情过，里面蕴含多少联想，引发出多少新的体验，足可令读者作无穷的想象和深思。
前两句，写的是风，是船，是春水、春草，却令读者感到，诗人心中也已晓风拂拂，风帆满满，春潮洋溢，碧草茸茸。后两句，使人想到朴素的民歌。歌手直抒胸臆，不加雕饰，如同童子直言，随口而出，歌声中充满了儿童一般的真诚与坦率，单纯稚拙而又有趣。
这首词写女子的相思离别之情，是一首伤春怀人之词，写得清新可喜，文意流畅。
上片直吐衷肠。首二句写睹物思人，别后余香犹在，红豆长系，以表不忘。“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罗带引来芳香，还系着相别时所赠的红豆。罗带和红豆都是象征爱情的信物，这里暗示着一对恋人的离别和相思，写得直截了当而又含蓄有味。末三句写相思之情，“泪痕新”写别情深切，“金缕旧”写别时长久，“断离肠”写相思痛苦。泪痕日日流，所以“新”；金缕花饰已无心收拾，所以“旧”；离别之情痛苦，所以断。这一“新”一“旧”，又暗示离别之久，相忆之深，再加上“断离肠”三字，更有分量。
此词一反先写景后抒情的通例，上片可以说是直赋别情，下片却转入景语，写眼前景，以景托情。“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既是对往年此时两情融洽的怀恋，又是眼前景色的实录，暗喻着自己的孤寂；犹言双燕呢喃依旧，而人却天各一方。“还是”二字，影射着物是人非之意。于是引起词中人更深的回忆：“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这是一派暮春的景象，其中的情绪似乎更加迷茫了。尽管这里不直接赋写离别之事，而将别恨寄寓在这“草歇花狂”中，由景物兴发的忆别情味很浓，达到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此词具有词旨哀怨，色泽朦胧，语言精妙，意境深沉的特点。“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是含有复杂情事的景语，用在全词的结尾，尤觉隽永。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