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代一些讽谕诗“卒章显其志”的特点相反,作者开宗明义,一开始就用简练的语言,明确说出作诗劝谏的目的和原因。首二句以“上帝”对“下民”,前者昏乱违背常道,后者辛苦劳累多灾多难,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这是一个高度概括,以下全诗的分章述写,可以说都是围绕这两句展开的。
对于“上帝”(指周厉王)的“板板”,作者在诗中作了一系列的揭露和谴责。先是“出话不然,为为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不但说话、决策没有依据,而且无视圣贤,不讲信用;接着是在“天之方难”、“方蹶”、“方虐”和“方懠”时,一味地“宪宪”、“泄泄”、“谑谑”和“夸毗”,面临大乱的天下,还要纵情作乐、放荡胡言和无所作为;然后又是以“蹻蹻”之态,听不进忠言劝谏,既把老臣的直言当作儿戏,又使国人缄口不言,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下民”的“卒瘅”,作者则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同情。他劝说历王改变政令,协调关系,使人民摆脱苦难,融洽自安(“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他为了解民于水火,大胆进言,甘冒风险(“民之方殿屎,则莫我敢葵。丧乱蔑资,曾莫惠我师”);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向厉王陈述“天之牖民”之道,强调对国人的疏导要像吹奏埙篪那样和谐,对民众的提携要像佩带璋圭那样留心;最后他还意味深长地把人民比作国家的城墙,提醒厉王好自为之,不要使城墙毁于一旦,自己无地自容。
作为谴责和同情的汇聚和结合,作者对厉王的暴虐无道采取了劝说和警告的双重手法。属于劝说的,有“无然”三句、“无敢”两句,“无为”、“无自”、“无俾”、“无独”、“勿以”、“匪我”各一句,可谓苦口婆心,反覆叮咛,意在劝善,不厌其烦;属于警告的,则有“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等句,晓以利害,悬戒惩恶。这种劝说和警告的并用兼施,使全诗在言事说理方面显得更为全面透彻,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一片拳拳之心,忠贞可鉴。
在这首诗中,最可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作者的民本思想。他不仅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而且提出了惠师牖民的主张,这和邵公之谏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通的,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二是以周朝传统的敬天思想,来警戒厉王的“戏豫”和“驰驱”的大不敬,从而加强了讽谕劝谏的力度。如果不是冥顽不化的亡国之君,对此是应当有所触动的。
至于全词多用正言直说,也使其更具后代谏书的作用,作者心胸之坦荡、感情之激切于此可见一斑。而叠字的多处运用、比喻对照的生动工整等,又使它保持了诗歌的艺术性。这首《板》与另一首《荡》同以讽刺厉王著称后世,以至“板荡”成了形容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专用词,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这首诗首联,落笔即写登楼所见,一幅边地典型画面呈现读者面前。这边城耸立在苍莽的崇山峻岭之中,寒风劲吹,城楼旗幡被风吹得噼啪作响。“怅望”二字表明诗人正受着周围环境的感染,心中正蕴涵着一股抑郁之气。
颔联,诗人“怅望”着这块苍莽的土地,便自然想起与之相关的历史。不禁感叹大唐帝国幅员辽阔,三晋之地英雄辈出。两句诗写得极有气魄,它纵横千万里,上下千余年,尽收入诗人的诗思画意之中。
颈联,“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写诗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往事,回到了眼前的现实,充斥于诗人眼前耳边的是萧萧的马鸣和翱翔天际的塞鸿。“离心”,即离愁别绪,说自己宦游在外,心中已充满着离愁,实在不忍听那边马悲鸣之声。下句是说自己的坎坷往事,应随着塞鸿而远去。
尾联,“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将调子再度昂起。诗人表示,要把自己的儒冠脱去,穿上盔甲,手持弯弓长戟,做一名边关戍卒,要在边关上建功立业。这两句虽只罗列了兵器名称,却好像有千钧之力,掷地有声。语流轻快而豪气勃勃,活脱脱一个投笔从戎的班超再世。
诗人这首七律诗写的是登临边城,触景生情,抒发了追慕往昔英雄豪杰,欲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心情。这首诗写得极为沉着有力,诗歌的脉胳起伏有致。笔力豪劲,感情深沉,是诗人诗歌中颇为难得的一首好诗。
首先说一下,词题中的“怀古”。从全词内容看,实在没有多少“怀古”成份。写孔、孟之事是在运用典故,擫笛宫墙是借喻,都是一点即可,没有就古人之故事作深入阐述。而其余部分则都是在写自己,说当世,以“伤今”则更为妥当。大概是因为“伤今”不便明说,只好借“怀古”来打打掩护罢了。
起笔“缓辔西风,叹三宿、迟迟行客”,就用了《孟子》两处的典故。《孟子·公孙丑下》说孟子离开齐国,在齐国都城临淄西南的昼县留宿了三晚才离去(“三宿而后出昼”)。有人背后议论他为什么走得这样不爽快,孟子知道了就说:我从千里外来见齐王,谈不拢所以走,是不得已才走的。我在昼县歇宿了三晚才离开,在我心里还以为太快了哩,我岂是舍得离开齐王啊!——这就是“三宿”两字所概括的内容。又《万章下》说:“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这两句用典,很能表达词人留恋旧京、故乡,至此不得不去而又不忍离去的心情。再加以“缓辔”二字表行动带难舍之意,“西风”二字表时令带悲凉之情,充分衬托出词人此际的心绪。不想行而终须行了。“桑梓外,锄耰渐入,柳坊花陌”。昔日汴京繁华时,“都城左近,皆是园圃。……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东京梦华录》卷六)。此时词人行到故乡郊外,只见旧日园林,尽成种庄稼之地(锄耰是种田的农具),感慨之情,已含景中。词写到郊外农村景色,说明离京已有一段路了,然后接写“桑阕远腾龙凤影,九门空锁鸳鸾翼”,回过头来再说城内。词题为“出京”,按行路顺序是由城内出至郊外,这里倒过来写并非无故,盖所写城内景观乃是在郊外回望所见,一个“远”字足以说明,条理还是顺的。“桑梓”三句除寓有黍离之悲,更重要的是为回头望阕作必要的过渡。“桑阙”句写回望眼中所见宫殿影象。《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条说:“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词人出郊回望所见的正是龙凤桑阕之影。“桑阙”代指大内皇宫,其中曾经有过朝廷、君王,统包在“桑阙”之内,然而它“远”矣!“远”字体现了此时眼中空间的距离,更体现了心上时间的距离。故国沦亡,心情无法平静。
“九门”句更作进一步的嗟叹。“九门”泛指皇宫,“鸳鸾”本为西汉后宫诸殿之一,见班固《西都赋》和张衡《西京赋》。这里特拈出“鸳鸾”一处以概其余,则为了与上句的“龙凤”构成对偶。由“鸳鸾”又生出一“翼”字,与上句的“影”字为对。句言后宫“空锁”,语极沉痛,其中包含着汴京被金攻破后“六宫有位号者皆北迁”(《宋史·后妃·哲宗孟皇后传》)这一段痛史。“更无人擫笛傍宫墙,苔花碧”,用元稹《连昌宫词》“李笛傍宫墙”句而反说之。天宝初年唐室盛时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宫中新制乐曲,声流于外,长安少年善笛者李笛听到速记其谱,次夕即于酒楼吹奏。此词反用其事,以“无人擫笛”映照宫苑空虚、繁华消歇景况;苔花自碧,亦写荒凉。其陪同使节北行词中也有“神州未复”、“独怜遗老”的感情抒发。至此回经旧都,远望宫阕,宜有许多感叹之情;而图谋克敌恢复中原的急切心事,亦于此时倾吐,于下片见之。
上片多写景,情寓景中,气氛压抑悲怆。下片转入议论,仍是承接上片牵国事的意脉,而用语则转为显直,大声疾呼:“天相汉,民怀国。天厌虏,臣离德。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汉”、“虏”字代指宋与金,“天”谓“天意”。古人相信有“天意”,将事势的顺逆变化都归之于“天”。“天相”意为上天帮助,语出于《左传·昭公四年》“晋、楚唯天所相”。“天厌”出《左传·隐公十一年》“天而既厌周德矣”,“厌”谓厌弃。事势不利于金即有利于宋。《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六引陈桱《通鉴续编》载:“金主自即位,即为北鄙阻等部所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藏空匮,国势日弱,群盗蜂起,赋敛日繁,民不堪命。……韩侂胄遂有北伐之谋。”
就在李壁等出使的这一年春,邓友龙充贺金正旦使归告韩侂胄,谓在金时“有赂驿吏夜半求见者,具言虏为鞑(蒙古)之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侂胄“北伐之议遂决”(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罗大经是肯定这些密告者的,说是“此必中原义士,不忘国家涵濡之泽,幸虏之乱,潜告我使”。这也是“民怀国”之一证。《通鉴续编》所谓的“群盗蜂起”,即是说的金境内的农民起义军,也是“民怀国(宋)”的又一证。以上这些情况,对金国内部必有影响,李壁、史达祖一行当有更新的情况了解。如此年六月,金制定“镇防军逃亡致边事失错陷败户口者罪”,七月,定“奸细罪赏法”(均见《金史·章宗纪》),反映了其内部的不稳。总的看民心向着宋,背着金,大可乘机恢复,统一全国。话虽如此说,但一想到自己并非无才,只因未能考取进士不得以正途入仕,只屈身作吏,便觉英雄气短,于是接着有“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的大声慨叹。最后“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办”是准备之义,“升平”即上文“建瓴一举,并收鳌极”,国家恢复一统的太平盛世,也就是下句的“春色”。
这里一个“看”字耐人寻味。“平戎策”既因自己无位无权而“不预”,“收鳌极”又望其成,则只有等着“看”而已,其中也颇含自嘲之意。“吟”字上应“诗人”。风月满襟,畅谈春色,把政治上的理想写得诗意十足,也补救了下片纯乎议论的偏向,以此结束,情韵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