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小诗“对酒”作于1905年,即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板荡,中华民族濒临灭绝的危险,而满清王朝腐败不堪,鉴湖女侠愤然而起,她本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娇花弱柳,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于1904年变卖掉自己的全部首饰衣物东去日本留学。她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报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在日本她以高价购得一柄宝刀,并学习剑击和射击技术。秋女侠是近代史上一位奇女子,击剑,舞刀,豪饮,赋诗,俱能来得,尽显巾帼豪气。1905年从日本回国,走访好友吴芝瑛,以所购宝刀相示,纵情豪饮,酒酣耳热,拔刀起舞。
第一句以不吝惜千两黄金去购买锋利的宝刀起兴,“千金”本是珍贵的钱财器物,而诗人却毫不可惜地用来换取别人看来价值根本不足相当的东西。表现了诗人意欲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表现出诗人的性格的豪爽。
第二句与首句呼应,诗人愿意用名贵的貂裘去换酒喝,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毫不犹豫地舍弃,诗人以一女子而作如此语,显示出诗人仗义疏财,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豪爽性格。
第吴芝瑛久知秋瑾有光复志,虑其事泄贾祸,屡示珍重。面对好友的提醒,这就有了本诗的第三,第四句,秋女侠的回答。借用周朝的忠臣苌弘鲜血化碧的典故阐明: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满腔的热血也不能白白的流淌,应当为了崇高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只有这样这辈子算是没有白活。同时抒发诗人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豪迈情感。
全诗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借对酒所感抒发革命豪情,表达了诗人决心为革命奉献一切的豪情壮志,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英雄气概。
王安石于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进士及第,嘉祐三年(1059年)上变法万言书,未被采纳。直到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神宗准备实行新法,才于四月才召他进京面对。经过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王安石屈居下位不算,最大的憾事是变法主张未能实现。此时形势突变,遇到了赏识他主张的锐意变法的新帝,正是龙虎风云、君臣际遇的良机,大展宏图,即在目前。因此,他在值宿禁中的时候,面对良宵春色,剪剪轻风,金炉香烬,月移花影,一派风光,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撩拨得不能成眠。
这首绝句和杜甫的五言律诗《春宿左省》属于同一题材:“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的前两句相当于杜诗的前两联,都是写景。首句是视觉加听觉,以动衬静。王安石写的是春天拂晓时的景象;杜甫则因仿佛听到有人开宫门的钥匙声,和百官上朝的马铃声而睡不着,其意义相对要小些,这是由于两人的地位悬殊太大造成的。次句以触觉写出了香尽漏残、黎明破晓时分的夜寒意。第三句叙事夹抒情,诗人所追求的是杜甫所想要的“君臣已与时际会”,这激动人心的时候就要到来,他不只是像杜甫“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那样睡不着觉。但诗人留下问题:为什么“眠不得”,春色为何“恼人”,诗人故意不说原因。“恼”字在此处是反义正用,不能作恼恨的“恼”理解,应作“撩”解,杜甫诗“韦曲花无赖,家家恼煞人”中的“恼”字即是“撩”的意思,绝不是苦恼得不能成眠。最后一句以景结情:但只见月亮移动,照出花影,斜映在庭院里的栏干上。诗贵含蓄,此诗除第三句外,字字写景,情隐词外。
这首诗的内在抒情曲折而深沉,外在表向却是春夜清幽美景,创作手法高明。诗中处处紧扣着深夜,却又没有一句直接说到夜已如何,而只写夜深时的种种景象。诗人没有正面写对人的怀念,而是通过香尽漏残、月移风寒,写出时光的推移,从而表明诗人徘徊之久和怀想之深。表面上是这庭院夜色搅乱了诗人的清梦,实际上是由于对远方的人强烈的思忆,使诗人感到眼前的春色倍加恼人,感情表达得含蓄、曲折而深沉,有着余而不尽之意。
诗人所描写的皇宫春晓的迷人景色,和杜甫“九重春色醉仙桃”,贾至“禁城春色晓苍苍”,岑参“莺啭皇州春色阑”的用意是一样的,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大好的景色象征大好的形势。如果没有“月傍九霄多”,就不会有“花影上栏干”,由此可见,王安石是参透了杜甫《春宿左省》后才动笔的。
所以说,这一首政治抒情诗。王安石是借用爱情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春风得意之情。
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诗人客居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后两句写宋亡后的,自己被俘到了燕京,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这首小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成今昔对比。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因为北方领土先后被金元所占,宋偏安临安,所以家铉翁住在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家铉翁是四川人,闻鹃事切合自己,用的是四川典故:相传古代蜀主望帝失国后,他的魂魄化作杜鹃鸟,鸣声悲哀,常啼至口角流血而止。古人常以杜鹃啼血典来寄托家国灭亡之痛。而杜鹃的叫声又如同“不如归去”,家铉翁“闻鹃忆蜀乡”,既是对国土沦陷表示愤慨,又寄托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后两句写眼前,南宋已经灭亡,自己被俘到了燕京,这时候恢复失土已成画饼,不要说北方,就是南方,包括以前所住的南宋都城临安,也都成了异族统治的天下了。由此,家铉翁无限怅惘地问:今天晚上做梦,是梦蜀地还是梦临安呢?言下之意,两地分别代表家与国,都是那么地使他思恋感伤。
前后二层,后层是前层的延续,前层是为后层预做地步,这就是论诗者所谓的加一倍写法。诗在谋篇手法上显然是参考了贾岛的《渡桑干》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但贾岛诗只是抒发久客远游的思乡之情,家铉翁诗却表现亡国之恨,更加催人泪下。通过递进,前面本来是很突出的思乡之情,忽然又加入了新的内容,更显得沉痛。家铉翁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在感慨兴亡盛衰的诗中很普遍,典型的可举虞集的《挽文丞相》诗,末联说:“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用晋过江诸人新亭洒泪叹中原沦丧的典故,说那时还有半壁江山,如今连一点残山剩水也没有了。这与家铉翁梦四川、梦钱塘同一机杼。
马燧立下战功无数,但是诗人感怀的不是他的赫赫战绩,而是他的仁者之心。史载马燧务勤教化,禁止横征暴敛,去除苛刻烦琐;宽以待下,士众临阵“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马氏一生大节,追述起来,足成一书。但作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表达出来了。“绝缨”事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日暮酒酣,殿上烛灭,有人乘暗戏牵楚庄王所宠美人的衣裳,美人扯断其冠缨(帽带),以告王,命立即点烛,以便追查。楚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吴军攻楚,那个戏牵美人衣襟的人临阵特别卖命。“吐茵”事出《汉书》:西汉丞相丙吉宽待属吏,他的车夫嗜酒,有一次喝多了呕吐在车上,弄脏了华丽的车垫(锦茵),左右的人想斥逐这个车夫,而丙吉认为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不为大过,无须大惊小怪,不至于赶走他。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为凝炼。
次句直陈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尘”,咏凭吊事兼写出旧园遗址的荒凉。“朱缨”“锦茵”与“荒草”“遗尘”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昔盛衰之感。
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系建安诗人在邺城的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苑园。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园苑,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但谓之“山阳笛”、“西园泪”,就赋予笛、泪以特定感情内容,限制同时又丰富了诗意的内涵。三句的“忽”字值得玩味,“披荒草访遗尘”,尚能自持,忽然洒泪,却是“闻笛”的缘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思旧赋》),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下把诗人推入向秀赋的意境,使他怆然涕下。所谓“山阳笛里人”,是向秀因闻笛而感伤怀念的逝者。《思旧赋》中还说:“惟(思念)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何往)”,正好借来作为“欲披荒草访遗尘”到“满目山阳笛里人”的注脚。但也不尽是怀旧而已,它包含一种不平之鸣,就是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唐诗别裁》卷十九)。
如前所述,后两句用典较虚(活),前两句用典较实。其中道理,可用姜夔的“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八字说明。僻事如用得太虚,则不易为人理会,故宜实用。“绝缨”“吐茵”之事,旁人罕用,就属僻事之列。熟事如用得过实,则未免乏味,活用则耐人含咀。“山阳笛”为人所习用,就属熟事之列。
与窦牟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赵嘏有首《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是怀念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之作,主题与窦牟这首《奉诚园闻笛》略近。两诗对照,则赵诗见白描之工,而此诗擅用典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