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诗人吴均《山中杂诗》的三首之一。作品通过对山居小屋悠远、静谧的环境描写，表现了诗人崇尚自然，热爱自然的闲适自在的心情。
“山际见来烟。”“这里的山际”说的是目所能及的山与天相接的地方，写的是极目远望之处。“来烟”，写的是诗人远望所见的动感物象，即远远地看见岚气云烟从天边飘来，这一描写有力地再现了山居小屋环境的深邃和悠远，给人创建了一个极其丰富的幽深神秘的美感想象空间。
“竹中窥落日。”这句的“竹中”，从一个“窥”字可以看出说的应该是竹林的空隙，“落日”就是诗人从竹林的空隙中“窥”见到的明亮清新的一个动感物象。从这个“窥”字我们不难看出，诗人这里写的是近景，即从竹林的空隙中窥视到的红红的落日。这一“窥”，巧妙而又生动地增强了夕阳余晖洒落竹林时刻山居小屋环境优雅、明亮的美感。
如果说在前两句中诗人不惜笔墨为我们再现了山居小屋的环境，那么下边两句写的则是小屋本身的特点。
“鸟向檐上飞。”“向”可以理解为“从”，也可理解为“在”。“ 檐上飞”，说的是傍晚了，鸟儿们快要归巢了，于是在房檐儿上悠闲地，自由自在地,叽叽喳喳地，一会儿飞过来，一会儿又飞过去。这一句写的是山居小屋的近景，是近距离的所见，描绘的是一种清新、明快的场景，它在向人们透露着一种愉悦与欣喜的情怀。
“云从窗里出。”“云”是不可能从“窗里出”的，诗人写的其实也就是一种感觉，我们不妨体会一下，如果站在山脚下，远看山居小屋窗前的景象，那洁白的云朵在小屋的窗前悠闲地飘动，仿佛就是从窗户里飘出来的。这感觉是何等的神奇呀。
诗写得十分精炼。四句写出四个各自独立的画面，如同电影镜头的连接那样，合起来使人感到高而深的山中是那么清幽，甚至冷寂。烟、日、鸟、云都在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无限的静。由这一片寂静，又使人感到诗人心中是那么清静。他没有一点儿杂念，只是静静地观赏着这一切。如果细细吟味，还可感到三、四句隐隐流露出诗人的几分新奇感。高飞的鸟与屋檐齐高，白云由窗间流出，这种景象在平地上见不到，因而使诗人感到有趣。
四句是两副对子。前两句“见”、“窥”的主体是诗人，后两句的主体则是“鸟”和“云”。前两句的节奏是二、一、二，后两句是二、二、一。这样，全诗虽然篇幅短小，内容单纯，却因句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以至于不显得单调了。
此诗写作极有章法，动静结合。前两句形成大的环境氛围和背景；后两句点染出具体生动的景物，造成巨细相衬的艺术效果。同时，景物动静结合，构成山居特有的景物环境氛围。诗人又运用景中有人、景中含情、情景交融的手法来观察写出景物，寄托自己的情志于景物环境之中，体现了山居的清静超脱，远离尘嚣，表达了诗人安贫乐道的思想，也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翻开苏轼的诗集，描写庐山和杭州的诗篇可说不少，但是这一首《观潮》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却很特别，极具禅味。
就苏轼的庐山诗而言，他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别开生面；他写的西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也独步古今。前者哲理趣味极浓，说明如陷在里面跳不出来，就常被现象迷惑而看不到客观事物的真相。后者观察景物敏锐而深刻，譬如恰到好处。《观潮》一诗，也是继于以往人生体验，看清自己心随境转、杂念丛生的冲动之后的淡雅，不随着冲动妄念走。
从诗的命意看，可以看出诗人对庐山的风景和钱塘江潮慕名已久，常萦于梦寐。似乎如果不能身历庐山之境，一赏烟雨迷濠之奇；如果不能目睹钱塘江潮，一看它万马奔腾，势撼山岳之壮，真是辜负此生，千般遗憾，难以消解。可是后来攀登庐山，出任杭州刺史，饱览了庐山的烟雨，欣赏了一年一度的钱塘江潮，反倒觉得客观的景物究竟是旷世稀有还是平淡无奇，也不过是自己主观意识的驱动。烟雨的聚散飘忽，江潮的自来自去，似乎不再那么激烈澎湃，不过是风幡不动心妄动。
以禅理入诗的历代诗人都有，唐代的王维可以说是代表，因为他追慕隐逸恬静，后来更皈依佛教，所以很多诗表现了出尘的思想。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都是例证。苏轼在经历过宦海风涛，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许多坎坷之后，产生“及至到来无一事”的禅语，也是烦恼即菩提的真实价值。
苏轼借《观潮》为题，抒写了一种经历妄念躁动，转而豁然超越的思想，有佛家的禅宗情调。所谓禅宗，有南北之分，北宗强调“住静观心”、“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南宗则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以达到“无念为宗”。苏轼在诗中说的“及至到来无一事”，就是把自己妄念看清，恍然看清自己之后，细想这与苏轼当初未来时的千般期待、万分遗憾，显得很可笑了。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