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有“三十六大峰,三十六小峰”,石柱峰、吴蓉峰、莲花峰,均高耸峭拔。直刺青天,形如蓬荷。王琦在解释前两句诗时说:“诗意则谓黄山三十二峰曲口莲花,丹崖夹峙中,植立若柱然,其顶之圆平者如菡萏之未舒,其项之开放者,如关蓉之己秀。未尝专指三峰而言也”
诗人自叙曾游黄山,描写其高峻神秀,有神仙遗踪。 黄山的朱砂泉,自朱砂峰流来,酌饮甘芳可口,浴洗令人心境清廓。气爽体舒。自己来到黄山时,有仙乐呜奏,温处士整理仙车相迎。以后我还会时常来访问,踏着彩虹化成的石桥,拜访温处士。
诗人以丰宫的想像、生动的笔触描绘出黄山壮丽多姿的景象;点出众降、练玉处、丹沙井,使人获得非常亲切的美感。
诗人凭借他“伊昔升绝顶”,游览黄山所得到的印象,根据所送的朋友的“处士”身份及其归居之地,驰骋想象和联想,运用有关的神话传说,创作出了这篇具右浪漫主义特色的作品。前八句正面写黄山,描写它高峡、秀丽,是神仙修炼之地,为写送温处士归山养真修造作为铺垫。 以下十四句从“送”字着笔,是全诗的主旨,中分数层;先写与温处士相遇;次写温处士是游五岳归来,归休黄山白鹅旧居,并希望他在归休之地得道成仙,以引渡自己;再次,“去去”四勺,是写同温处士分手时道剔的话,想象他在途中的经历和将要见到的景象;最后两句写他日相访,表达了诗人对温处士的感情。诗中表现出一种飘然欲仙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这是一首描写贵族欣赏音乐会发念古幽情的小诗。诗人是在淮水之旁或三洲之上欣赏了这场美妙的音乐会。他听到了演奏编钟,锵锵作响;淮河之水,奔腾浩荡。但诗人在此时忧心且伤感起来,原来他怀念那些古代的好人君子,而对当今世风日下颇为不满。
连续三章都是反复表达此种情绪,诗人的道德感、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非常强。一场音乐会激起了他的思古之幽情。
最后一章,诗人完全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会里了:编钟鸣响,琴瑟和谐,笙磬同音,相继演奏雅乐南乐,加之排箫乐舞,有条不紊。令人读之,有如置身其中,身临其境。
此诗记录了钟、鼓、琴、瑟、笙、磬、雅、南、籥等多种乐器共同演奏的场面。前三章写耳闻钟鼓铿锵,面对滔滔流泻的淮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于是想到了“淑人君子”。对他的美德懿行心向往之。卒章描写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如果透过字面上的这些意思来探究其深层的涵义,则会令人感到无从索解,因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只能说:“此诗之义未详”,“此诗之义有不可知者。”
其实诗人是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慨折射出他对国运、时代的忧思。从诗的卒章来看,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雅”“南”之类的周朝之乐,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诗人身处国运衰微的末世,听到这种盛世之音,自然会感慨今昔,悲从中来,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
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是一篇文论。文章首段叙述仲兄苏涣易字“文甫”的故事;第二段里,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第三四段里,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文章词藻华美,描写穷形尽相。刻画水之态、风之状,以及风水相激的壮观,铺陈夸张,妙喻连篇,绘声绘色,气势磅礴。
作者首段从仲兄易字“文甫”谈起,借题发挥,用“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详尽述说了他对文章写作过程的认识。文章开头是叙述“易字”的原委。作者读到《周易》“涣六四”时,看见“涣其群,元吉。”于是想到仲兄名涣,字公群,正好与《周易》中的这句话相应。作者就把自己的想法对仲兄说了,仲兄要求作者替自己换一个字,作者允诺,并且将字“公群”换成“文甫”,问仲兄同意否。于是作者就这个“文”字展开了一番精彩的论说。
文章的第二段,作者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水与风各自的形状。作者给风与水的形状作过描述之后,进而述说风水相遇的情景。“今四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而风水之极观备矣。”“纡馀委蛇”“蜿蜒沦涟”这两个四字句都形容水流的样子。下文的三对四字句则是两两相对。“安而相推”对“怒丽相凌”;“舒而如云”对“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对“徐而如缅”这三个四字对句,文字工整,内容充实,并非为对而对,描述了水与风相遇时可能出现的六种状态,是不可多得的佳句。作者用了几个对句之后,笔锋一转,又换成另外一种句式,不再用对句的形式:“汩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渍旋倾侧,宛转胶戾”,用过这些一般的四字句之后,又转换了句式:“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多方面展示了水与风“相遭”的景观。在这段“风水之极观备矣”的生动描述中,作者基本用了四字句,但“一定”之中又有“不定”,句式多次变换,一会儿是四字对句,一会儿是四字句的比喻句,使这段描述从形式上看是整齐而不呆板,静中有动,读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
作者在文中用大量篇幅描述了水与风相交的各种景观,也是“意在言外”。“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可见求“文”生之源才是作者的真实用意。作者认为风水的波纹,既不是水造成的,也不是风造成的,而是风水相遇,偶然得之。作者还认为这种文堪称“天下之至文也。”文章中,“文”既指水的波纹,又指文章。至文,实际就指最好的文章。作者还说:“今四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失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意思是玉没有内在的美,不能成为文;雕刻刺绣的工艺品,也失去了自然之美,也不能称之为文。世上没有经过雕琢的东西就只有风与水,也只有这二物相遭才能形成真正的“文”。言外之意,最好的文章则是出于自然的文章。这段文字,作者紧密联系水风相遭的景观,论述二物相遭,无意而成文,表面是评论水的波纹,实际是在品评文章,借自然景观的美与丑来论述文章的高下,在轻松自然中论述了严肃的写作理论,这本身就是“自然天成”,匠心独运。
这篇文章借为仲兄易字,阐发了作者对文章的审美观。在描绘风水相遭的自然景观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四字句及四字对句和四字句的比喻句,使文章形式产生一种动静相和的美感。另外,文章在描述风水相交的自然景观时,融进了作者对文章写作过程的看法,二者结合紧密。作者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思想在文中得到充分体现。这篇文章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展示作者文章理论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