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赠给日本僧人的送别诗。诗之起笔突兀,本是送别,前两句却不写送归,偏从来路写起。“若梦行”表现长时间乘舟航海的疲惫、恍惚的状态,以衬归国途中的艰辛,并启中间两联。颔联写海上航行时的迷茫景象,暗示归途邈远。“浮天”状海路之远,海面之阔,寓含着对僧人长途颠簸的关怀和体贴。“法舟”扣紧僧人身分,又含有人海泛舟、随缘而往之意蕴,储蓄空灵,意蕴丰富。颈联写僧人在海路中依然不忘法事修行,在月下坐禅,在舟上诵经。“水月”喻禅理,“鱼龙听”切海行,又委婉表现僧人独自诵经而谨守佛律的品性,想象丰富。尾联用“一灯”描状僧人归途中之寂寞,只有孤灯相伴,这是实处。但实中有虚,“一灯”又喻禅理、佛理。虚实相映成趣。此诗后半首不明写送归,而写海上景物,这就拓宽诗境,不受内容拘泥,使较窄的题目,能有丰富的内容,成为好的诗篇。
此诗在立意上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所送者为僧人,诗中用了一些佛教术语,如“随缘”、“法舟”、“禅”、“梵”、“一灯”等,切合人物身分。二是僧人来自日本,又欲归日本,必经大海,故极言海路航行之苦。中间两联前人多谓其写来途,实嫌拘滞。其实是往返兼写,而以返途为主,这样才能与“归日本”的诗题相合。此诗因送人过海,因而从对禅机的抒发,把这惜别之情委婉地表达了出来。海趣禅机,深情厚谊,融为一体,为一首送别的好诗。
全诗前半部分写日本僧人来华,后半部分写日本僧人回国,诗中多用了“随缘”、“法舟”、“禅寂”、“水月”、“梵声”等佛家术语,充满宗教色彩,带有浓厚的禅理风格,并紧扣送僧的主题,寄寓颂扬的情意。全诗遣词造句融洽、自然,足见诗人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艺术功底。
这是陆游的一首乡村腊月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在于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乡村腊月图,处处彰显了春意萌动与阵阵暖意。诗人的悠然之心,自得之乐,闲适之境,富足之态,跃然纸上,令人心向往之。
“今冬少霜雪,腊月厌重裘。”首联是说:今年冬天,很少出现霜雪天气;腊月时节,不喜欢穿厚厚的毛皮衣。这是写“腊月之天气”。通过“少霜雪”“厌重裘”,可以感受到诗人眼前这个冬天是暖冬。暖的既无霜也无雪,既不需要穿皮衣,也不要穿棉袄。这个冬天,确实有点暖和呢。然而,这么个暖冬,带给诗人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渐动园林兴,顿宽薪炭忧。”颔联是说,春意渐渐萌动,园林里到处兴意盎然;心中顿觉宽慰,不需担心百姓薪炭之忧。这是写“腊月之所思”。既然是暖冬,诗人一边想着春意早就在园林开始萌动了吧。另一边也是最重要的,能够彰显陆游诗歌特别之处的,就是忧国忧民。诗人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不要为了薪炭发愁,这才是真正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诗人之所思,其境界之高,格局之大,眼界之宽,远超一般诗人矣!
“山陂泉脉活,村市柳枝柔。”颈联是说,山坡深处,泉水脉脉,潺潺流动;村市近处,柳树枝条,婀娜多姿。这是写“腊月之所见”。此联写得极其优美,对仗也极其巧妙。特别是一个“活”字,一个“柔”字,放在句末,使得整句诗一下子就写活了。诗人眼中所见的是泉水叮咚,是柳枝发芽,是处处充满春意的一个暖冬,这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
“春饼吾何患,嘉蔬日可求。”尾联是说,家中的春饼,我不需要担忧;新鲜的蔬菜,每天都可以吃到。这是写“腊月之富足”。今年不仅仅是一个暖冬,还是一个丰收年。诗人通过写自己衣食无忧,折射出周围村民的生活状态。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富足的腊月,老百姓可以开开心心过一个祥和的春节了。 纵览全诗,虽处腊月,但春的喜悦,无处不在,山河园林,泉水柳枝,远景近景,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是腊月诗中的名篇佳作。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