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写诗人悲伤地辞别亲人，离开故乡，骑马上路了。诗人没有说他要去哪里，只是说：世间的事缠绕着我，使我无法脱身。前两句写辞别上路，是紧扣“赴洛”题意。辞别而至于低声哭泣，这固然是由于古人往往把离别看做一件大事，正如齐梁诗人江淹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巳矣。”（《别赋》）也是由于诗人前途莫测而感到悲哀。后两句一问一答，而答非所问，似有难言之痛。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九年（288年），晋武帝“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而《晋书·陆机传》说：“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这样的人才，又出身名门，当然不乏官员推荐。迫于官府之命，赴洛阳似非他心中所愿意的，故以“世网”缠身喻之。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写旅途中的忧思。诗人沿着向北的小洲往前走，思念纠结在故乡——南边的渡口。走啊走啊，越走越远，荒野的小道空旷不见人的踪影。一路上，他充满叹息和忧愁。这里记述的主要是行程，沿着“北渚”向前走，路越走越远，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的心上满载着忧愁。
“野途”句引起下文，诗人开始着力描写沿途的自然山川景物：“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意思是说：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山林川泽逶迤曲折向前延伸，草木丛生，茂盛稠密。深深的山谷不时传来虎啸声，高高的树巅有金鸡啼叫。半夜里悲风袭人，孤零零的野兽从我跟前走过。这里所描写的景物，除了山川、草木之外，还有“虎啸”、“鸡鸣”、“哀风”、“孤兽”。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不能不使人感到胆战心惊。这样的自然景色的描写，令人想起王粲的《登楼赋》。这篇抒情小赋写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这里写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儿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王粲描写的凄凉景象，对环境起了渲染作用，对诗人内心的悲愤苦闷起了烘托作用。如此说来，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赴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这是因为诗人在赴洛阳之后的前途实在是吉凶难卜。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自然景色触动了诗人，从而产生了悲哀的感情。深沉的忧思纠缠郁结，绵绵无尽。诗人伫立山上，眺望故乡，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的身影，只有自己怜悯自已了。诗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和生离死别的悲哀步上赴洛阳的道路，面对沿途险恶的自然环境，激起他无限的愁思。孤独、失意、怀乡、自怜的感情油然而生。前途茫茫，他感到惆怅迷惘，
陆机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这种特点在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等都是华美的排偶句子。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这首诗从陈后主宫中的屏风引发开来。前八句为第一段，紧扣陈后主的屏风而写对社会变迁无常的感慨；后八句为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的感慨。
“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世事变化无常，迅速如早晚变换，无常如浮萍漂流。“朝暮”一本作“朝露”。朝露这个晶莹的、转瞬即逝的形象，过去常用来比喻人生的短促。汉乐府古歌《薤露》、曹操的《短歌行》中，都曾经出现过。浮萍这个飘忽不定的形象，过去则常用来比喻人生的流离漂泊。作者把这两个习见的形象，转用来比喻抽象的“盛衰”和“世道”，指出：人世间的一切，皆是短暂的、变化无常的。这一带有哲理性的概括，把历史、社会、人生皆包括在内了。作为女性的创作，起笔如此开阔，是不多见的。可见大义公主个人经历的复杂，以及她所眼见的社会变故的剧烈。她的一生遭遇，在感情上是沉重的，且是难以承担的，所以只能将一切归委与世事本身的变迁无常。既然人世是变迁无常的，那么从逻辑上而言，盛衰乃是不断更迭的现象。但作者所注重的，只是“衰”，是人间幸福的毁灭。因此接着两句，转为“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池台”是“荣华”的标志。荣华难守，是世道变迁的趋势；池台终平，是世道变迁的结局。当然，“平”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的。旧的皇家建筑不一定被毁坏，而常常是改换了主人。但对于旧主人而言，这也意味着“平”。过去的已经过去，人们常常这样安慰自己。但这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一切过去的变迁，都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现在和未来。姓宇文的“千金公主”也变成了姓杨的“大义公主”了，而杨家的王朝不可能像宇文氏的王朝与她同样血肉相连、可信可靠。因此纵然作者从世道无常的哲学命题出发解释了荣华难守的事实，内心对往昔仍抱着无限的怀念与眷恋。当然，诗还是从陈后主的屏风来着笔：“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陈后主的富贵生活，已然被隋文帝扫荡一空了，他本人亦做了囚徒，而在这屏风上，却徒然留下了往昔富贵生活的影子。对大义公主本人而言，她想到的是北周。画中的景象，仿佛就是她往昔梦痕。接着两句，写得非常巧妙。“杯酒恒无乐，弦歌讵有声。”这里面有有多层内涵。第一层，是把画中人和现实中的人合成一体来写。画中边饮酒作乐，边欣赏歌舞的贵人，仿佛是昔日陈后主以及侍臣们。这些囚徒，只是以泪洗面，苟延残喘罢了。第二层，是用陈后主以及其侍臣的命运，影射北周的王公贵族。第三层，则是把自己也涵盖在内，作为亡国的公主，同样是杯酒无乐，不复有弦歌之声。
以上八句，构成全诗的第一阶段。在字面上，这一段完全是扣紧陈后主的屏风而来，但深沉内涵，则完全是感慨北周的覆亡。由于大义公主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她无法直接表达对北周王朝的哀悼，只好把陈王朝兴亡的感慨，上升至对于人类社会变迁无常的概括，而将哀悼北周王朝的情感，寄托于哀婉曲折的词语之间。
后八句是全诗的第二段，着重抒发个人的身世之感。“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廷”二句写出个人命运的急剧变化。宇文氏本属鲜卑族，但入主中原后，接受华夏传统文化，汉化程度日深，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而视突厥为野蛮民族，即所谓“虏”。当公主居住在洛阳王宫中时，不但生活安逸，而且每日与亲朋相聚，或诗酒高会，或游园赏春，人生是那样无忧无虑。一旦担负起沉重的政治使命，出嫁突厥可汗，处于完全陌生的人群和文化中，她的不幸感和孤独感，已经是很难承受了。但毕竟，还有一个北周王朝在支撑着她，保证了她在突厥的地位。及至北周为隋所灭，这一点支撑也失去了。尽管杨坚赐给她隋宗室“大义公主”的名义，但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并没有多少可靠的成分。事实上，当杨坚不再需要大义公主时，对她便毫不留情；突厥可汗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也绝不顾惜她的生命。她好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荡在狂恶的风云中，失去了把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在这样的处境中，“一朝睹成败”，由陈想到周，她不能不“怀抱忽纵横”。但一个女子，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她只能安慰自己：“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这里是重新回复到开头的哲学命题：自古以来，人世间就充满了变换，一切荣华富贵，都难以久保，并不是我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说。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排遣。然而，如果说历史的变迁是不可抵抗的，远嫁突厥，都纯粹是自己的个人遭遇。自己本来也刻意嫁一个普通男子，即便在王朝覆灭之后，也未必不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享受天伦之乐。所以最后归结到“惟有明君曲，偏伤远嫁情”。这里似乎是从邦国覆灭的不幸中摆脱出来，而仅剩下远嫁异域的不幸，其实并不是。正因为北周王朝覆灭了，她作为亡国的公主，孤独地生活在异域，远嫁的不幸更显得沉重。她的不幸，依然是双重的。也有人认为末二句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以远嫁突厥，而疏远了北周宗室宗族之情。
皇家的公主，在常人看来，总是享尽荣华，一生幸福。其实，由于她们的命运与政治的需要、政权的兴衰联系太紧，有时比普通百姓的女儿更难把握自己。全诗表面上是凭吊陈朝之亡，实际上是在怀念故国北周为隋所灭，己身流落“虏庭”，作者睹物伤怀，慨叹万分，大有昭君远嫁之哀。此诗感情深沉，在哀婉曲折之中透有清绮之韵。
李白的诗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式的大气磅礴、雄奇浪漫之壮美，诸如《蜀道难》之类；一种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之优美。此诗应属后一类。
另外，此诗也透露出李白隐逸与入世的矛盾。诗人思想中有很深的隐逸情结，所以把家乡描绘得极其优美，且环境清幽，适于隐居。但毕竟身处大唐盛世，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报国，所以最终“无心恋清境”，离开家乡，“已将书剑许明时”。
首句“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风摇拂槛垂”，天色初晓，作者走出门外远望匡山，只看到曙光中美景如画，山色斑斓，不禁心情舒畅。近处，藤蔓从树上垂下，随风摇曳，枝条轻轻拂过栏杆，令人心旷神怡。
次句“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山上野径交错，人们常常带着家犬一起走过。每逢夕阳西下，晚归的农人就背着柴薪走下山来。这一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画面，给人平静而悠远的感觉。
中间两联“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读书读累了，作者常倚树休息，没看云卷云舒，聆听猿啼阵阵。有时候还会看见大明寺里的僧人出来清洗钵盂，他们洗钵的那个池塘曾有白鹤飞来，如今却不知飞到那里去了。短短几句诗，描绘出匡山的美好景致，也表达出作者对这里所怀有的深沉感情。
最后两句描绘出一幅匡山虽美、无心留恋、决心奉献文才武艺的雄心壮志图。诗人“将犬”为伴，“带樵”晚归，听“猿啼”，看“鹤飞”，心旷神怡，安闲舒适。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匡山虽美，我却要离开了。不是我不喜爱这里的美景，而是我已经决心走出大山，凭自己的文武才艺，开创一番伟大事业。
此诗的前三联描写了匡山的自然美景，雄奇、秀丽、清幽，可见其对家乡的深情与依恋。尾联则抒发了他欲为大唐盛世奉献出文才武艺的宏伟抱负。不是不热爱家乡与大自然，只是因为早已有了在盛世施展才能的抱负了。
全诗八句，前六句皆写匡山“清境”，末二句写己之政治抱负，亦即远游之目的。全诗于清雅闲适中体现着作者远大的志向和豪迈的情怀，叙事娓娓，抒情款款，可见李白去蜀辞乡之际，既对故乡无限依恋，而用世之心更高于一切。
这首五言古诗作于诗人贬谪永州之时。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柳宗元被贬永州的第六个年头，他终于在潇水西冉溪畔购得一地，经过疏泉穿池，构亭筑屋，终于与农圃为邻住了下来，还自己经营了菜园，“甘为永州民”。并与一位身份较低的女子结合，生了女儿。《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当写于在这期间。西园位于作者永州愚溪住宅以西。
这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永州的深秋本来气候宜人，但身处异乡的柳宗元却感到寒气阵阵。是夜梦醒时分，正是夜半，四野万籁无声，窗外亮如白昼，适才的梦境仍历历在目。诗人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入眠，百无聊赖中，连露水滴落的细微声音也听到了，环境非常寂静。露水下降，本来是不易觉察到的，这里用“闻”，是有意把细腻的感觉显示出来。于是他干脆起床，“开户临西园”。
来到西园，只见：一轮寒月从东岭升起，清凉月色，照射疏竹，仿佛听到一泓流水穿过竹根，发出泠泠的声响。“泠泠”两字用得极妙。“月”上用一个“寒”字来形容，与下句的“泠泠”相联系，又与首句的“繁露坠”有关。露重月光寒，夜已深沉，潇潇疏竹，泠泠水声，点染出一种幽清的意境，令人有夜凉如水之感。在这极为静谧的中夜，再侧耳细听，听得远处传来从石上流出的泉水声，似乎这泉声愈远而愈响，山上的鸟儿有时打破岑寂，偶尔鸣叫一声。
“石泉远逾响”，看来难以理解，然而这个“逾”字，却更能显出四野的空旷和寂静。山鸟时而一鸣，固然也反衬出夜的静谧，同时也表明月色的皎洁，竟使山鸟误以为天明而鸣叫。“泉响”，“鸟喧”采用可通感的手法，从听觉角度来表达。“露”“月”“泉”“鸟”这四种意象相互融合，以动衬静，突显了诗人被贬谪后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
面对这幅空旷寂寞的景象，诗人斜倚着柱子，观看，谛听，一直到天明。诗人“倚楹至旦”的沉思苦闷形象，发人深思。他在这样清绝的景色中沉思直至天边破晓。“寂寞将何言”一句，可谓此时无言胜有言。“寂寞”两字透出了心迹，他感到自己复杂的情怀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这首诗，构思新巧，诗人抓住在静夜中听到的各种细微的声响，来进行描写，以有声写无声，表现诗人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从而衬托他谪居中郁悒的情怀，即事成咏，随景寓情。从表面看来，似有自得之趣，而终难如陶渊明、韦应物之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