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词诉离别之苦，但基调是积极、健康、明朗的，上片全以景物写人，下片全以虚拟语气达意，写得快捷豪爽，洋溢着若干乐观色彩，塑造了一个深沉执着、热情爽朗而又绻绵多情的女性形象。

　　上片单刀直入，直陈其事后情景合写，亦物亦人，极缠绵吞吐之能事，通过落花成阵、雨外春山、水边杨柳三景勾勒出别离场景，渲染、烘托、反衬主人公的惜别心理，缠绵感人。暮春季节，细雨漾漾，落红阵阵，江畔青山低眉，主人公伫立在依依的柳枝旁，满怀愁绪，一往深情地凝视着渐行渐去的船帆。开篇即揭明本旨：“销魂时候，正落花成阵，可人分手。” 花的鲜艳和娇嫩，象征着青春的美好；花的殒落与枯萎，则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消歇。花落而成阵，纷纷扬扬，不可遏止，则更意味着一个诗一般的芳菲世界的覆灭，更有一种悲剧感。通过写落花成阵的萧瑟时节主人公与自己所爱的人匆匆分襟把“销魂”的意蕴写足。其中，“销魂时候”一句不仅鲜明集中地点出了主题，且暗含着一股伤感黯然的感情，使此词一开篇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再加上“可人”登舟，送者黯然销魂之状跃然纸上。接着的“落花成阵”既交代了送别的时间，又以暮春花落的客观环境为陪衬，渲染了“销魂”时节落寞感伤的气氛。紧接着，词人以“纵临别重订佳期，恐软语无凭，盛欢难又”点明了主人公感伤恨别的原由，这种坦率真实的表露，显露了主人公对“可人”的深重的感情，使离情显得更真切动人。其中，“重订佳期”表明佳期的拟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临别之前，盛欢之际，二人便把下一次的幽欢佳会订下了，而临别之时又重订期，则表明心迹之一如既往，态度之弥加坚定；“临别”之前冠以“纵”字则透出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纵”字和“恐”字，一纵一收，笔势天矫，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有情人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波动。至此，离别的苦痛已基本写尽，下文笔锋再转，由直陈其事变为景物摹写，且使满腹别情具象化。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词人在继而融情于景，给主人公周围的景物都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蒙蒙细雨后面的春山，仿佛深谙离人的愁苦，也如眉峰颦蹙。分明是自己愁怀难遣，却以为青山也充满着离愁别剐恨；分明是自己愁眉紧锁，却以为青山也眉结不开。这种移情手段的娴熟运用，把主人公的愁绪写得更形象而丰满。这里，词人翻用“眉如春山”而成“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让原本无感的青山与主人公共怀愁绪；因杨柳挡住视线，而对当年手栽之柳产生怨恨之情，更突出了送别时情感的热烈与真切。这样，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情绪高度融合起来，主人公的内心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无论“销魂”也好，惶恐也好，皱眉也好，都不能改变离别的既成事实，于是主人公的情绪更趋激越，由愁而至于恨：“望行舟渐隐，恨杀当年，手栽杨柳。”主虽无理之极，却情真意切。这是因为虽然柳丝万条，却无法挽住“可人”的行舟，只好任其远去，直至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三句警动异常可谓“无理而妙”。

　　下片承主人公的忧虑而来，紧扣题旨，全写离情，由执着而洒脱，境界顿宽，极变化腾挪之能事，但没有极力铺叙离别的寂寞凄凉和伤感苦楚，反而以别离时主人公安慰对方、劝他来信、望他明年来游三事表达主人公未别先盼再会的急切情怀，描绘出一个痴情专一但积极开朗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诚信和积极执着，这是全词的基调。过片似是自我解慰，从爱情的哲理思索中宽慰离别之苦。“别离事，人生常有，底何须为著，成个消瘦？”人生有合即有离，有聚即有散，离合聚散，自古皆然，不必耿耿于怀而把自己折磨得这般消瘦。既然离别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那么就该达观一些，洒脱一些。接着的“但若是”三句，承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意，语极旷达而真挚，于愁山恨海之外另开一境，令人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在“别”字面前，主人公不再消极伤感，而是积极等待。她坚信双方的感情是深厚坚实的，她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发誓“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真正的爱情并不会为千山万水所隔断，只要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被流逝的岁月所冲淡，空间的距离是可以由心灵来弥合的。即便是身处海角天涯，也如同耳鬓厮磨、长相厮守。接下来，词人又以率直明快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的希望，用“潮水西流，肯寄我，鲤鱼双否”表现了主人公殷切的期望。最后以主人公对重逢的企望作结，突出了她对炽热爱情、对往日欢乐的珍惜与回味，衬托出了如今惨别的凄苦与愁怨，也减少了许多临别的凄惶，增加许多亮色，使人精神也为之振作，从悲苦的离愁中暂时脱身而出，沉缅于绚丽的憧憬之中，。

　　全词曲曲折折，婉转尽意，虚虚实实，巧妙传情，语言自然而妥溜，明白而家常，朴素而无华，内涵却颇丰厚，表现手法亦多变化，句句有深味，字字带真情。

　　舒元舆是为牡丹作赋的第一人。后世将牡丹推为国色天香、花中之魁，此赋功不可没。此赋以拟人手法，频频采用排比句式，极尽铺陈渲染之能事，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角度，将牡丹的形色神韵摹写得淋漓尽致。

　　全文除“序”交代作赋来由外，可分作五个大段。第一大段写牡丹集大自然之精华，具出类拔萃之美：“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作者首先描绘出静态的牡丹形象，给人关于牡丹的第一印象。写牡丹静态肖像，无非形色。但作者的手法显示了他的不凡：在时、空中为牡丹着色定位。

　　第二大段是《牡丹赋》的重点，又分作四层。第一层写牡丹从含苞到盛开的情景：“暮春气极，绿苞如珠”，“淑色披开，照曜酷烈。美肤腻体，万状皆绝。”先写时间流动中的壮丹：暮春时节“绿苞如珠，清露宵似，韶光晓驱”，以及“淑色披开，照暇酷烈”。流动变化中的牡丹，比较概括，略显抽象；第二层以拟人手法写牡丹的形和色，连用十八个排比句，如“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将牡丹写得情态万千，栩栩如生；继而又连用十二个排比句，如“或带风如吟，或泣露如悲”，“或迎风拥砌，或照影临池”，将牡丹写得情切切、意绵绵的是解语之花。接着腾出笔墨细写空间中形态。先写色：五色缤纷，七彩斑斓。再写形：各具其态，各异其趣。然后又用几乎是重复的手法加固第一次笔最给人的印象：给我们一个鲜明的牡丹群像。静态很美。动态如何？描绘牡丹如吴宫美女“闲静如娇花照水，行动似细柳扶风”。其实动态更胜于静态。一阵风来，各种色彩融为一片，灿若流霞；风搅动了香气，入鼻即醉。这风中摇摆的千万朵牡丹，在动中不唯别具情态，还给人争奇斗艳、互不相让的感觉。一个个真如画中仙子，飘然欲下，美目流盼，莺歌宛转，香汗淋漓，娇喘吁吁，可摸可触。这是第二次动态处理。以上只是牡丹的外在形态之一，是天下古今人眼中牡丹，不是唐人眼中牡丹，故作者用另副笔墨写了被唐人宠爱的牡丹：在那里，牡丹被“列恨”、“步障”、“曲庞垂梁”保护起来，还有“松幕交加”。这倒有些像宫中美人，虽无天地间的生气、却多了天地间所无的富贵、妩嫦、娴朴、纤弱。因前已有充分铺排渲染，故此处牡丹写得虚，这正符合牡丹环境，有雾中观花，隔纱望影的妙趣。第三层则用西施、南威等美女和洛神、湘娥等女神比况牡丹的风采神韵：“玉栏风满，流霞成波”，“或倚或扶，朱颜已酡。”第四层写夜间牡丹之美：“席发银烛，炉生绛烟”，“晶荧往来，金钮列钱”，“未及行雨，先惊旱莲”。

　　牡丹的内在品质，是作者的最后处理。写淑质，不人化拔高，还是从它的自然形态着手。写叶、写蕊、写枝、写态，又从其它花的比较中写出它的不凡品质。这里写淑质与前牡丹的外在形态比显然要逊色得多，这恐怕与牡丹并无奇特品质可言有关：无玫瑰之长开不衰，无秋菊之凌霜怒放，更无莲花之灌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它只是以外在的富丽取胜，而外在形态在前已有足够描攀，故从旁渲染虚写。从序看，作者写牡丹是有顾虑的。有顾虑还要写，可见其对壮丹之美感受极深。作者曾感叹无人赋牡丹，其实不然，就在他的同时代，便有李德裕的 《 牡丹赋 》 。李赋明显逊于舒赋。不是功力不如，而在于态度用力不同。李赋是游戏文字，为补文坛空白（李赋序亦云无人赋壮丹）；舒元舆却在牡丹中倾注着自己的人生理解和对未来的期望。牡丹在唐代被发现，随之风靡京都，顺倒朝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它富丽大度的形象正吻和唐人丰满繁华的审美理想，它的形态与盛唐之气合拍，作为唐代士大夫，作者不会例外，然而更让作者动心的不是牡丹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由边鄙无人赏识的野花，一跃而身价百倍的际遇。作者对此有过思考，并且这思考和他的人生信念一致：一物一人，能否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不在于出身高低贵贱，而在于自身的才质：是牡丹总会被人厚爱。作者虽出身贫寒，却“自负其才，锐于进取” ， “常以丈夫功业自许”，并且从写斌的当时看，作者的才能并未被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从牡丹的际遇看到的是自己的处境与将来，他从牡丹的品质形象看到的是自身的不凡才其，他是充满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在讴耿牡丹。因此，牡丹既是唐人眼中牡丹，又是作者心中牡丹；既是天地间一客体，又是作者感情理念的载体。这样牡丹就既有艳丽之形．又有浓厚的人情味，这就难怪此赋轰动一时，后来还触动得唐文宗感慨流泪了。

　　第三大段写“公室侯家”和“九衢游人”观赏牡丹的盛况。第四大段中连用八个排比句写牡丹艳压群芳：“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天桃敛迹，辕李惭出，踯躅宵溃，木兰潜逸，朱槿灰心，紫薇屈膝。”第五大段则寓物抒情，点明本赋题旨：“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曷草木之命，亦有时而塞，亦有时而开？”据《新唐书·舒元舆传》载，作者被害之后，文宗观赏牡丹，凭栏吟诵此赋，竞至泣下沾衣，亦得以见其感人至深之一斑。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