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中道的一生仕途不顺，命运多舛，但其兼济天下的热情始终未减，《楮亭记》即是这样一篇论及作者处世哲学的小品文。
在第一段中，作者先提及自己欲在园中置一凉亭，然后通过问答的形式，驳斥了有人建议砍掉园中的楮树、改种松柏的建议。在问答之中，作者巧妙地赞誉了楮树的优点，并自然地引出了后文要论及的重点，也就是“材与不材”的问题。楮树“皮可为纸，子可为药，可以染绘，可以颒面”，却又“不中梁栋枅栌之用”。正因它不成材，所以不会被匠人看中；又因它有材，所以作者也不会移走它。作者认为正是因为楮树处于材与不材之间，所以才能够得以保全。
在第二段中，作者写了一段夏天的经历。酷暑时节“前堂如炙”，楮树丛生的地方却“水风泠泠袭人”。“其阴甚浓，植竹为亭，隐蔽层林，啼鸟沸叶”，在灼热和清凉的强烈对比中，楮亭俨然成了一间天然的凉亭。这段诗情画意的描绘，既点明了楮亭命名的由来，又将作者对楮树的感情熔铸了进去，情景交融，极富情趣。最后，作者对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赐以“九锡”，这就不单单是在赞誉楮树，而是在借题发挥，宣扬作者的处世哲学。仔细回味文中那介于“材与不材之间”的楮树，子瞻作诗取之，作者也称其“深当予心”，甚至说道“设有他树，犹当改而植此”，想必读者也会对作者为楮树“名为不材实为佳木”的翻案之议大加赞赏，可以说，全文最后“赐以九锡”的点睛之笔为这篇记加入了深厚的内涵。木之用，不在栋梁；人之才，不唯伟业。作者将“九锡”这种中国古代皇帝赐给有殊勋者的礼器赐予楮树，是将树的灵魂与自己的人生信条合而为一了。
袁中道一生以自适为宗，却又被功名所牵绊。他的人生旅程既饱含着心酸的失意，也充满着对成功的期待。他的一生时时发出归隐山林的慨叹，却又无奈多次出山应对世缘。仕途的坎坷曲折，父兄的溘然离世，种种的一切，让他的心灵常常逃往山水之间。《楮亭记》一文的语言清新隽永，本色自然，既不乏清静悠闲的雅士生活的描绘，文字深处又饱含着一份失意和惆怅。楮非不材，人也必定不完全以功名论英雄，从袁中道的这份笔力深处的灼见和感喟，看来他一定是在材之辨的论说中寻求到了自己的精神高地和心灵安慰。
“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葭。”“残雪庭阴”写庭院背阴处还留有残雪。“轻寒帘影”春寒料峭，风动帘拢。“霏霏玉管春葭”，古时季节变化，用箫管十二，置芦苇（葭）灰于孔中，室内封闭，蒙上罗彀，那一节气到了，那一律管葭灰就飞出。“霏霏”春葭灰的飞动貌。玉管即箫管。这句就是讲立春到了。“小帖金泥，不知春在谁家。”回答周密“燕归何处人家。”宋代立春日宫中命大臣撰写殿阁的宜春帖子词，士大夫间当然也自己书写，字用金泥，所以说金泥小贴。这种风俗，元代还有。这里是说改朝换代，当日皇宫不存在了，士大夫散去，何人在这时候用金泥写宜春帖子贴挂？春落谁家？
“相思一夜窗前梦，奈个人、水隔天遮。”写思念杭州如一帘幽梦，但醒来却是水隔绝，天遮断，“个人”当指周密。“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是点出周密所在地西泠孤山之畔，说只梦见到满树幽香，满地枝影横斜的梅花的凄凉景色。这里写出“个人”（即周密）生活虽然凄凉，但心态高洁。
“江南自是离愁苦，况游骢古道，归雁平沙”，意谓理解周密怀念越友及旧游地的离情。江南春色自是最让人感受到离愁之苦的。“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都是写江南离愁之苦的。春色之妍，与离愁之苦，对比强烈。
“况游骢古道，归雁平沙”，纵青骢马游过的古道和时舟行所见的平沙落雁呢！和周密词中的“残寒梅未绽，正潮过两陵短亭逢雁”相近。“怎得银笺，殷勤与说年华。”意为：想写信对周密表示慰藉笔触从跌宕转为平收。想到你的怀念，便想觅得银泥花笺，不嫌词费的和你讲一讲如今江南春天物华。
“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此处又笔转别恨，细数离怀。呼应周密原词：“归鸿自趁潮回去，笑倦游、犹是天涯。”从越倦游归去，此身还远在天涯。周密词“萋萋望极王孙草”说：确实如今到处长满了春天芳草，登高望远，已不见你所在之处。这二句和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用笔正相反。柳永词《八声甘州》曾有句：“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归思难收。”和此句描写手法相似。
“更难消，几度东风，几度飞花”，讲这样的离别相思，人将老去，怎能消几番春风来，春花谢呢！和“不知春在谁家”、“殷勤与说年华”等句相照应，围绕离情说，却有春光无主，好景不常的感伤。王安石诗“不知乌石岗头路，到老相寻得几回”，和此句意思相近，但沉痛过之。
周密在原词中曾有句“雪霁空城，燕归何人家。”王沂孙在词中也有类似句子，同时抒发了“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慨。在朦胧的亡国的哀感蕴藏在胸中，却无所依托，只好写出离愁别绪。
“拼将热血洒疆场 ”，这是一首边塞诗，写于1906年。当时作者从日本回国，曾北上游历，在吉林、辽宁一带察看形势，一路走来，有许多感想，于是就留下了这首七言诗。
“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这开篇的两句，诗人便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愿望，而且这两句，也是非常好理解；对于出征的士兵来说，应该要高唱着战歌，然后胜利归来，只有要决心，一定是可以把胡奴赶出玉门关去。其实这更多的是诗人一种内心的表现，由于当时的满族从关外，入主中原，使得很多的文人，都有这着这样的一种抱负，但是徐锡麟这首诗，则是显得更为独特，也更加的霸气。
第三句在前句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深化出征战士的思想境界，把他们出征的雄心和壮志上升到为国牺牲的高度。“只解”是说心中所存唯一的念头，排除了其他的种种想法。古人在对待“死”的问题上，很崇尚为国而死，为朋友而死，为公而死，为义而死，等等，其中尤以为国捐躯被看作无上光荣的事，尤其是战场上为国牺牲，更是高于一切的莫大荣幸。这句诗正好体现了上述内容，强调了“为国”二字。
末句，总领全诗，从反面讲，为国牺牲、战死沙场，既然是人生最大的荣幸之事，那么，对于尸体归葬的问题，就不必考虑了。“徐锡麟把东汉时期马援“马革裹尸”的思想又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他用了“何须”两个字，认定了只要为国牺牲不问其它；至于尸体归葬故土的问题，并不重要，所以才说“何须……还！”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义无反顾的革命激情和牺牲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把一腔报效祖国、战死疆场的热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写下了这首诗的一年以后，作者在安庆起义，失败被捕，清政府要他写口供，他挥笔直书：“尔等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尔后，慷慨就义，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首诗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最后一句“何须马革裹尸还”，写出了他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总之，这是近代边塞诗中难得的一首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