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咏兰诗中，大多是赞美兰花的高洁品性的，然而该首咏兰诗与一般咏兰诗不同，它咏叙了兰花因托身非地而遭遇的不幸。
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从“蕙草生山北”至“独不蒙馀晖”为第一部分。写兰花所生长的环境。“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是总写，兰花生长山的北面，生非其地。接下来“植根”六句，是具体描写这一恶劣的环境。
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幼小的生命怎么生活。诗的后半部分就着重描述了在险恶环境中的蕙草是怎样顽强抗争的。但任凭环境再恶劣，蕙草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芳香，尽管百花都已开过，蕙草也在最后一个发出了动人心魄的芳香，即使这芳香姗姗来迟，却显示了一种精神，一种顽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但是蕙草刚刚发出芬芳，却又到了百花凋谢的季节，对于花草来说，开花吐香是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然后蕙草的辉煌是如此的短暂。诗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伤的情调，诗人对此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与惋惜。
诗人身处东汉末年，当时各个势力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诗作也正是反映了一部分中下层文士的极端苦闷又不甘沉沦的情绪，诗中那个阴冷凄清的环境正是东汉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写照。
全诗采用“比兴”的手法，“怨而不怒”的态度，并用叙事体第一人称的口气，以形象的语言把咏物与身世之慨结合的天衣无缝，表现的感情有时哀怨动人，生动形象。
于濆是晚唐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写过不少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以及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罪行的诗篇，《里中女》就是其中的一首。
此诗是通过农家女和富家女的巨大差别为贫家女子鸣不平的。诗的前四句以池中鱼不知海水深来比喻穷乡僻壤的女子无从想象富贵人家的生活。诗的开头，富于民歌比兴色彩。诗以“池鱼”比“桑女”、“海水”比“华堂”，表明贫苦的桑下女不理解富贵人家的生活，自然而贴切。民歌往往重复咏唱。诗中“吾闻”、“不识”，重叠两次，音节流美，自然地表露出作者的同情之心。
接下来将采桑女的种种美好资质和她们的贫苦生活作对比。五、六句中“苦机桑”扣“桑下女”，“鸣杵砧”扣“华堂阴”，形成了鲜明对照，揭示了富贵人家与桑下女截然不同的生活状况。“机桑”，织布工具。“杵砧”，捣衣工具。“苦机桑”的“苦”，反映了桑下女那种“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孔雀东南飞》）的辛劳情景，然而桑下女的劳动成果，却全给富贵人家剥夺了去。“鸣杵砧”的“鸣”字，既形象地表现捣衣之声，又暗示富贵人家不养蚕，不织布，反而遍身罗绮，有做不完的衣服。这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晚唐时期，朝政日非，国势日微，赋敛日重，劳动人民终岁劳苦，不得温饱，而豪门贵族“缯帛如山积”（白居易《重赋》），“衔杯吐不歇”（郑遨《伤农》）。“苦机桑”与“鸣杵砧”对照，正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罪恶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通过形象进行议论。作者以“天与双明眸，只教识蒿簪”慨叹桑下女天生一双明亮的眼睛，但因为她贫苦，只能见到野蒿制成的簪子，见不到精致的束发工具。“明”字妙，突出了桑下女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神态。“只教”，一个转折，点出劳动妇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精致的工艺品，一生只见识过粗贱的饰物，显露出作者的不平之意。
接着，以“越娃”（西施）“韩娥”这两个形象的比喻，承接“双明眸”，并在“越娃”“韩娥”之上，冠以“徒惜”，惜桑下女有西施之貌，而幽处野里；有韩娥之音，而湮没无闻。“惜”而徒然，表明了作者的无限感慨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珠玉不到眼”两句，从字面看，并无难解之处。“遂”字很重要，它将两个否定词“不”与“无”紧密联结起来，贯通上下文，以表明桑下女具有一颗纯洁而质朴的心，而这颗心又是“珠玉不到眼”使然的。
结尾两句，与“华堂”、“富家”照应，并与桑下女恰成对比，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这是全诗精神的结穴处。赵飞燕是汉成帝的皇后，受宠幸，尚豪奢。“满髻钗黄金”，“钗”作动词用，是说赵飞燕发髻上插满了黄金制成的装饰品。这些装饰品从的来源是美人“两片云，戴却数乡税”（郑遨《富贵曲》），正是从千万个“桑下女”式的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这就提醒人们：统治者骄奢淫佚的生活凝聚着劳动人民的血和汗。作者不便说明当代，所以假托“赵飞燕”。这与白居易《缭绫》中“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的手法是相似的。纪昀认为，古人为诗，不废议论，只是“不着色相”而已。《里中女》就是这样。此诗意在揭露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然而这个意思，不是直言的，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法和形象语言来表达的，是富于情韵的。
此诗与一般的同情贫女的诗作不同，诗中没有因为里中女贫困就对她一味地赞扬，而是指出了“珠玉不到眼，遂无奢侈心”，即里中女不是天生纯朴，富家女也不是生来尚豪奢，而是环境使然，导致他们之间不同的原因是财富对人纯洁心灵的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