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郑庄公是个成功的政治家，文治武功都很有一套，在纷争多变的国际争斗中，郑庄公通谋略，精权变，善外交，将郑国经营的显赫一时。追求强势人生，郑庄公的一生无疑是强势的，因此他成了春秋霸主。同时他又是知礼的，因此他重用高渠弥，最终导致了郑国国势由盛转衰，令人唏嘘。不管如何，强势人生的观念值得推崇，活一天就要进取一天。

　　春秋时期，与郑国毗邻的地区有个中原之中的小国，叫做许国。许国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属于五等诸侯男爵。相传许国与齐国共一个祖先，都是上古尧舜时期的四岳伯夷之后，许国的始祖为许文叔。

　　平王东迁，许国也是坚定的拥立者之一，因而东周初年，甫侯申伯为王贤相，齐、许列为诸侯，霸于中国。然而，好景不长。自东周迁都以来，王室势颓，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家常便饭，诸侯连周王室都不放在眼里，更遑论其座下的犬马小国。

　　由于许国地处中原要冲，四周虎狼环伺，豪强林立，作为一个弱小国家，只好依附列强，夹缝求生，比如齐强时附齐，楚盛时附楚，晋来时归晋。但是即便如此，北方的郑国仍然对许国虎视眈眈。

　　郑国的国君名叫寤生，寤生又号郑庄公，郑庄公乃是著名的春秋一小霸。同时郑庄公也可谓春秋时期最老谋深算的野心家。东周初年，他便借周平王东迁之机，一度相继灭掉对他有恩的虢国和桧国，接下来郑国把自己的战略打击目标定为许国，弱小的许国，很快就沦落成为郑国欲与吞食的一块肥肉。

　　这篇古文记载的正是郑庄公攻克许都之后，对留守许地的臣子所作的两次训戒，这篇训戒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由这段戒饬之词实在是不难看出，郑庄公其人之精明能干，以及他为政的深谋远虑。

　　历史上历来对郑庄公的评价莫衷一是，不过后来的许多正人君子们读到这一段历史，无不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是有礼数的。而遵行礼制，不仅有利于治理国家，巩固社稷，更有利于子孙后代。许国不守法度就讨伐它，伏罪之后就饶恕它，度量自己的德行去处理问题，根据自己的能力来为人处事，尽可能的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

　　全诗共十八句，每段六句，章法井然。

　　诗一开始就以纵论军国大事的雄健笔调，写出了其父范仲淹的才能、业绩和威名，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塞垣草木识威名”，用翻进一层的写法，极写范仲淹的名震边陲。草木为无情之物，原本谈不上识与不识，此时草木都能识，足见其声威之盛。草木尚能如此，人则更不待言。所以透过草木，实是写人。这一句是对范仲淹功业威名的高度概括。接着写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敌人开户玩处女”一句用《孙子·九地》语：“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以此形容宋军镇静自着，不露声色。“掩耳不及惊雷霆”，则写迅捷的军事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里用“惊雷”代替“脱兔”的比喻，表现出黄庭坚对典故的改造与化用。《晋书·石勒载记》有“迅雷不及掩耳”之说，《旧唐书·李靖传》也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惊雷”对“处女”，不仅有动静的对比，而且更加有声有色，形象的反衬更为鲜明。这两句诗是范仲淹用兵如神的真实写照。如他率兵筑大顺城，“一旦引兵出，诸将不知所向。军至柔远，始号令告其地处，使往筑城。至于版筑之用，大小毕具，而军中初不知。贼以骑三万来争，公戒诸将，战而贼走，追勿过河。已而贼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贼失计，乃引去。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接下二句又是一转：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统帅，更是治国的能臣。“平生端有活国计”就是赞扬他的经邦治国的才能，“百不一试”，即还未来得及全面施展，就溘然长逝，沉埋九泉了。这两句也是写实。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入为枢密副使，旋为参知政事，推行了一系列刷新朝政的措施，史称“庆历新政”，但只一年多即遭挫折而失败。

　　第二段写范纯仁。“两持庆州节”，指熙宁七年（1074年）及元丰八年（1085年）两度为庆州知州。“骐驎地上行”袭用杜甫的诗句“肯使骐驎地上行”。驰骋广野的千里马正用以比喻范纯仁。“潭潭”二句写他戍边卫国的雄姿。“潭潭”，深沉宽广，形容他的统帅气度，如卧虎镇边，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边头”一句则写他的惠政：劝民耕桑，抚循百姓，使他们生儿育女，安居乐业。同上段的中间二句一样，这两句也是一个对比：对敌人有卧虎之威，对人民则具长者之仁。“折冲”一句承上经略边事之意而来，是活用成语。《晏子春秋》：“夫不出尊俎之间，而折冲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原指在杯酒言谈之间就能御敌致胜于千里之外，此处用以指范纯仁在边陲远地折冲御侮，应付裕如。但下句一个转折，又把意思落到了经邦治国之上：范纯仁虽富有军事韬略，但治理国家正少不了他。

　　第三段归结为送别范纯粹，临别赠言，寄以厚望。“妙年”一句承接上面的“父兄”而来，衔接极为紧密。“春风”二句描写仪仗之盛、军容之壮，幕下诸将士气高昂，期待着秋日草枯，好展露锋芒。王维《观猎》：“风劲充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所谓“射猎”有时常用以指代作战，如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照理，顺着此层意思应是希望战绩辉煌，扬威异域。但是诗意又一转折：不要追求智名勇功，只需对“羌胡”略施教训即可。孙子曾经说过：“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折箠”，即折下策马之杖，语出《后汉书·邓禹传》：“赤眉来东，吾折箠笞之。”诗至最后，宛转地揭出了诗人的期望：不要轻启战端，擅开边衅，守边之道不在于战功的多少，重要的是能安边定国。

　　至此，就表现出这首诗的立意与匠心了。诗中写韬略，写武功，只是陪衬，安邦治国才是其主旨。所以第一句就极可玩味，“知国如知兵”，“知国”为主，“知兵”为宾，造语精切，绝不可前后颠倒。“知国”是提挈全诗的一个纲。因而一、二段写法相同：先写军事才能，然后一转，落到治国之才。诗入突出父兄的这一共同点，正是希望范德孺继承其业绩，因而最后一段在写法上也承接上面的诗意：由诸将的思军功转为期望安边靖国，但这一期望在最后却表达得很委婉曲折。尽管如此，联系上面的笔意可知，如果直白说出，反嫌重复浅露，缺乏蕴藉之致。

　　这首送人之作，不写依依借别之情，不作儿女临路之叹，而是发为论道经邦的雄阔慷慨之调，送别意即寓于期望之中。诗人如同在写诗体的史传论赞，雄深雅健，气度不凡。这正表现出黄庭坚以文为诗的特色。这种特色还体现于独特的语言风格方面。他以散文语言入诗，多用虚词斡旋，大量运用典故成语，力盘硬语，造语独特，使诗产生散文一样的气势，好像韩愈写的赠序，浑灏流转。如“敌人”一联，点化成语，别具一种格调，是未经人道之语。“平生”、“折冲”二联都是十足的散文句式，古雅朴茂，“百不一试”连用四个仄声字，奇崛顿挫，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的用韵也别具一格。它一反常用的以换韵标志段落的写法，第一段用“名、霆、惊”韵，第三段用“须、枯、胡”韵，中间一段却三换其韵，首联、尾联分别与第一段及第三段押同一韵，中间一联则押仄声的“虎”、“女”。全诗三段，句子安排匀称，而韵律却参差有变。

　　北宋的散文小品中，最著名的当属周敦颐的《爱莲说》。该文以莲喻人，赞扬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稍后黄庭坚的《书幽芳亭记》，堪称与《爱莲说》相比肩的精美小品。但由于前者被选入中学教材，广为人知；而黄庭坚本人以诗名世，他的散文创作被掩盖了。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苏门四学士”之首。黄庭坚诗、书、文均有极高造诣，与苏轼并称“苏黄”。他的一生风波跌宕，饱受磨难。在北宋党争中，他属旧党，屡遭贬谪。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境地，他都以气节自励。此文就是他高尚品德的流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达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至高境界。

　　中国古代历来有“芳草美人”的传统。这是典型的类比手法：以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来类比人的品行。周敦颐建立起了莲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黄庭坚此文则建立起兰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

　　黄庭坚一开始就连用三个类比：国士、国色、国香，将兰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楚之逐臣”是指屈原。屈原在《离骚》里种兰、佩兰、赋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兰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德。黄庭坚指出兰与君子十分类似：“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君子就像兰花，从不吹嘘自己，也不因无人赏识而愁闷；在遭受外界残酷的摧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两句话的精警，可与“出淤泥而不染”相比肩。

　　为什么黄庭坚要特意点出这两点呢？因为在这两种环境中，最能见出君子的品格。在第一种环境下，君子尚未成名，无人赏识，要耐得住寂寞；在第二种环境下，虽屡遭打击，而不改其操守。“遁世无闷”句，语出《易经》。《乾卦》《文言》：“初九日：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疏》：“遁世无闷者，谓遁避世，虽逢无道，心无所闷。不见是而无闷者，言举世皆非，虽不见善而心亦无闷。上云遁世无闷，心处僻陋，不见是而无闷，此因见世俗行恶，是亦无闷，故再起无闷之文。”《易·大过》《象传》：“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孔疏》：“明君子衰难之时，卓尔独立，不有畏惧。遁乎世而无忧，欲有遁难之心，其操不改。凡人则不能然，惟君子独能如此。”可见，只有君子才能在这两种环境中卓然挺立。“含章”句，亦出自《易经》。《易经》第六三章云：“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章，即文采，也就是美德。含章，即藏善，韬光养晦，保养美德。贞，正。含章可贞：蕴含美德，心地守正。时，时机。成，居功。君子应耐心等待最佳时机再行动。含蕴秀美，品德坚贞；如为天子做事，不要居功，则有善终。黄庭坚在这里又一次赞扬君子立身处世的特点：一是含蓄，不张扬，不刻意追求。就像兰花，平时与其他花草混处，香味不明显。二是把握时机。君子一旦有机会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就会尽心尽力地报效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如兰花，一阵清风吹过，香气芬芳，远近皆知。

　　接下来，作者特意比较了兰与蕙的不同，指出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兰与蕙的栽培环境相同，但两者有花之多少与香味远近不同。“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花少，则含蓄，不张扬；香味远，则有真才实学，内蕴丰富。作者还指出，“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椒，一种香味浓烈的常见草本植物，此处指庸碌之辈。士大夫虽然品德修养不如君子，但较之庸碌常人，又已远甚。可叹的是，椒居然被当世之人称为“国香”。“当门”，指当权者。当权者昏庸，不能辨别蕙与椒，更无法赏识那含蓄的、清幽的兰了。所以，那些品节高尚的“山林之士”，纷纷远离当局，“往而不返”了。在这里，作者寄予了深沉的世道感叹。

　　黄庭坚对兰的推崇，是在北宋推崇君子气节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周敦颐《爱莲说》就说：“莲，花之君子者也。”黄庭坚也说：“兰似君子。”此文写于他贬居戎州之时。戎州有山名兰山，上有野生兰花。他将之移植于院中，建一小亭，名为“幽芳亭”。在北宋党争中，黄庭坚属苏轼党，屡遭新党打击。但是，他并无怨恨詈骂之词。苏轼称赞他：“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答黄鲁直书》）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黄庭坚将居处先后命名为“任运堂”、“槁木庵”，表现了他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他为人“内刚外和”，有如兰花，含蓄，不张扬，内蕴深厚，讲求气节。他的诗也反复吟咏了兰花的高洁品质，如《以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为韵寄李子先》、《丙寅十四首效韦苏州》、《次韵答和甫卢泉水三首》、《答李康文》、《和答刘中叟殿院》、《寄晁元中十首》、《寄傅君倚同年》、《次韵答黄与迪》等诗。他还亲手书写了唐韩伯庸的《幽兰赋》，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行书佳作。

　　黄庭坚学识广博，善用典故。他提倡广泛学习古代优秀文学作品，厚积薄发，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在这篇短文中，黄庭坚随手引用《易经》、《离骚》，展示了他深厚的学养。

　　前四句描绘贵家女子无忧无虑，悠闲得意的生活情景。“小苑试春衣，高楼倚暮晖。”这位贵家妖姬袅袅婷婷登上高楼，面对着楼下小巧玲珑、花草繁茂的花园，无忧无虑地在那里试着春衣，然后倚靠栏杆，观赏着夕阳映照下姹紫嫣红的春景。一个“试”字，传神地写出她那对镜穿衣、左顾右盼、搔首弄姿、顾影自怜的情态，大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意味；一个“倚”字，又活画出她那雍容不迫、悠闲自得的闲情逸致，仿佛陶醉在“夕阳无限好”的爽心悦目之中，令人想到王昌龄笔下“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的诗意。如果说首联只是纯用白描手法的人物写实，那么颔联则是用比兴手法进一步以景托情：“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上句化用《诗·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句意，以暗示贵妇年少色盛、充满着青春的欢笑；下句化用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曲江二首》）和“留连戏蝶时时舞”（《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诗意，以喻富家夫妻团圆欢聚的幸福，恰如彩蝶双飞，她没有别的妇女那种形单影只的空虚。妙在两句既写出贵妇登楼所见：园中桃红柳绿、莺飞蝶舞的景物，又以景喻人，衬托出贵妇青春韶华的欢乐、伉俪谐守的幸福，似景似人，妙合无痕。修辞上运用借喻，双关物我，意蕴丰富而形象生动；又暗中用典，如盐溶水，自然巧妙而不露痕迹。“夭桃”而能“含笑”，着一“笑”字，不仅园中景物全活，而且人物情态毕肖：在贵妇欢乐得意的眼中，“夭桃”也是“巧笑倩兮”。“舞蝶”之飞，着“不空”一词加以限制，顿然耐人寻味。暗示出贵妇得天独厚的优越幸福感，与下文征妇的“含泪”恰成鲜明对照。且对仗中嵌进“唯是”、“不空”这类虚词，使“夭桃”之笑，“舞蝶”之飞的意态更臻传神。

　　颈联和尾联则换了另一副笔墨，描写出征人之妻的幽思哀怨。“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诗人笔锋陡然一转，思接边陲，“视通万里”。“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这两句正写当时时事：上句说远戍赤岭一带防御吐蕃的征人久无音耗，归期无日；下句说鸿门一带仍被回鹘军队所围困，战争正在进行。这既是思妇“含泪”哀怨的思绪，也表现出诗人对时局的隐忧。在意脉上与前四句形成陡转，章法上亦有不同：前四句写贵妇于国事了无牵挂的悠闲自得，是实写；此二句写征人之妻遥思边境丈夫音沉信杳、生死难卜之忧，则是虚写。在时空的拓展上也产生了大幅度的跳跃：“久无耗”与“犹合围”暗示出时间之久远；“赤岭”、“鸿门”与“小苑”、“高楼”，则显示出空间之殊异。此联对仗也见工巧，“鸿”谐音“红”，与“赤”同为颜色，构成真假对，而“赤岭”与“鸿门”又是地名对。尾联再挽回笔锋写眼前现实：“几家缘锦字，含泪坐鸳机”。这两句承颈联而言：正因为边疆战士久无音信，生死不明，致使多少家中思妇因为锦书难寄，只能坐在织锦书的鸳机旁边含泪思念远戍的丈夫，那针针线线，经纬交织的锦书，凝聚着思妇多少相思、忧虑和哀怨。

　　此诗描写两种闺情，除使用对比映衬手法之外，在遣词设色上，接受了齐梁宫体诗艳丽工巧的影响，但内容密切联系时事，风格也不流于浮艳柔靡。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对齐梁宫体的一种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