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这首词选自《东海渔歌》卷五。
上片从室外写到室内。首三句写室外之景:时已黄昏,微风轻吹,柳丝斜拂,不要说喧闹的人声已经寂静,连停息树上的鸦雀,也知时而“睡稳”了。三句着眼于空间环境,写足春夜之静。“睡稳栖鸦”一句,从结构安排上说又是“暗渡陈仓”之笔,由室外转入室内:栖鸦睡稳,反衬室内之人却夜坐不眠。接下去三句“短烛烧残,长更坐尽,小篆添些”,没有表情的刻划,也没有心曲的抒发,然而通过对女主人公在夜的推移过程中的动作的叙写,见出了她的百无聊赖。综观上片,以环境之静反衬女主人公心灵之不静,这固是作者措笔高妙之处,然而更妙的是,后三句如淡云遮月,如轻雾锁江,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艺术空白。
下片从室内再写到室外。换头句“红楼”二字,点明词中闺阁女子的身份。通过那扇未闭的窗户,室中人的心灵得以与室外的春景沟通,心与物融成一片。如果说,上片是以物境反衬了心境,那么,下片则让读者由“物理的”窗户去窥见人物那“心灵的”窗户。“被一缕、春痕暗遮。”“一缕”妙,那是一种轻轻的、幽幽的东西。“春痕”亦妙,那是一种拂之不去的东西。“一缕春痕”,或许是形容窗外飘拂的柳丝?但我们宁肯相信,它实是隐喻女主人公幽秘的春情。唯其这样理解,上片女主人公百无聊赖才有着落。然而“暗”字更妙,这种春情,不必指实为“怀人念归”,它是妙龄女子特有的若隐若现、欲露不露、若自知若不自知的情思。“暗遮”者,似遮似不遮之谓也。外景与内情逐层相渗透、相溶合,酿成末尾三句:“淡淡轻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三句从宋人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的名句脱化而来,自不待言;但句中那几个轻倩纤巧的自然意象,一经重新排列组合,似乎产生了双重功能:它既可被视为实景,与上片景物融为一体,缴足“春夜”题面;又似包含着整体隐喻的意味——景物中传达出来的那一份轻柔,那一份纯净,那一份妙曼,不也与女主人公的素心柔肠有些相似?读者若将全词微吟再三,必能对个中奥妙有所会心
首句委婉地道出了诗人的悔恨之情,“中路因循我所长”。诗人从小聪慧伶俐,虽然家境贫寒,但只要一直勤奋苦读,也许会像大多数学子一样,有朝一日可以衣锦还乡。
这本是一条常规之路,可是李商隐因为才华出众,却被当时著名的文士令狐楚所欣赏,不仅教授其写作技巧,而且将他视为己出,在经济上也对义山一家给予照顾和资助。后来李商隐还凭借着令狐楚父子的提携,在仕途中走了捷径。
后来李商隐又得到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赏识,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他。看似义山应该前途无量,可是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这位晚唐才子在仕途中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起点。
诗人不禁发出一声浩叹,“古来才命两相妨”。自古红颜多薄命、文章憎命达,诗人非常后悔当初的选择,也许他安分守己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参加科考,结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好。
经过这样一番思考,诗人便告诫后世,“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 作者化用了画蛇添足的故事,又将美好的生活比作“芳醪”,既劝慰人们不要弄巧成拙,又委婉地抒写了其悲戚和无奈之情。
诗人通过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体悟,明白了凡事要循序渐进的道理。正如古人所言,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很多时候欲速则不达,越是希望得到,反而越是难以企及。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语言朴实,道理深刻,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含悲,又充满理趣。开篇阐述自己的切身感受,后两句抒写议论,用典无痕、比喻恰当,读完更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