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精近,本已是万木凋落,百花残尽之时,作者想不到篱笆旁边那枝枝菊花开放了,“几朵依稀散晚香”,这“数枝”花为冷漠的秋季增添了艳丽的色彩。这就是诗的开头两句所叙述的内容。作者接着描写道:“雪裁纤蕊密,金拆小苞香。”这两句是说:白色的菊花像白雪剪裁而成,那密密的花蕊纤细柔软,金色的菊花,花蕾刚刚绽开,清香才流溢出来。作者抓住菊花的色彩,运用生动的语言,细腻地予以刻画。菊花,黄白相间,艳丽多姿,也算是大自然的宠儿。可是“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霜”,它也是历尽了人间的沧桑。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去后,以一介贫士的身份退隐田园,每日里种菊南山,酣歌纵酒,(尤爱菊花酒)虽酒债处处,但精神却得到了超脱。“千载”句便暗指此事。这两句诗表面上写菊花,实地里却是作者自身的慨叹。据史载,作者因恃才傲物,多所讥讽,以故为公卿所恶,曾十上不中。故其思想情绪借诗人表达出来。
“春丛莫轻薄,彼此有行藏。”这两句是说:春天的花草你没有必要因为开在春光里就沾沾自喜,似乎了不得,从而轻浮刻薄,其实呀,你开在春天,我作为菊花开在秋天,都是天定的,并不是自然厚爱你而薄待我,大家彼此都差不多。言外之意则是:“你们那些官运亨通的人不要瞧不起这个‘白衣’人。你们为官固然饭好,可是自古是‘伴君如伴虎’,每天你们难道不是‘战战惊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吗?我作为一个‘白衣’,虽说手中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可是我生活得自由、坦然。可见,我们‘彼此有行藏’啊!”在警告春花不要自我狂妄而轻视白菊的同时,严肃地指出群花应各自尊重本来的生长规律和特定禀性。
此诗以轻巧从容见长,它吐语隽永有致,意蕴却深邃绵厚。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此诗写一个伤病退伍在还乡途中的军人,从诗题看可能是以作者目睹的生活事件为依据。诗人用集中描画、加倍渲染的手法,着重塑造人物的形象。诗中的这个伤兵退伍后,他很快就发觉等待着他的仍是悲惨的命运。“行多”,已不免疲乏;加之“有病”,对赶路的人就越发难堪了。病不能行,便引出“住”意。然而住又谈何容易,离军即断了给养,长途跋涉中,干粮已尽。“无粮”的境况下多耽一天多受一天罪。第一句只短短七字,写出“病军人”的三重不堪,将其行住两难、进退无路的凄惨处境和盘托出,这就是“加倍”手法的妙用。第二句承上句“行”字,进一步写人物处境。分为两层。“万里还乡”是“病军人”的目的和希望。尽管家乡也不会有好运等着他,但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病军人”不过是得愿死于乡里而已。虽然“行多”,但家乡远隔万里,未行之途必更多。就连死于乡里那种可怜的愿望怕也难以实现呢。这就使“未到乡”三字充满难言的悲愤、哀怨,令读者为之酸鼻。这里,“万里还乡”是不幸之幸,对于诗情是一纵;然而“未到乡”,又是“喜”尽悲来,对于诗情是一擒。由于这种擒纵之致,使诗句读来一唱三叹,低回不尽。
诗的前两句未直接写人物外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然而由于加倍渲染与唱叹,人物形象已呼之欲出。在前两句铺垫的基础上,第三句进而刻画人物外貌,就更鲜明突出,有如雕像被安置在适当的环境中。“蓬鬓”二字,极生动地再现出一个疲病冻饿、受尽折磨的人物形象。“哀吟”直接是因为病饿的缘故,尤其是因为创伤发作的缘故。“病军人”负过伤(“金疮”),适逢“秋气”已至,气候变坏,于是旧伤复发。从这里又可知道其衣着的单薄、破敝,不能御寒。于是,第四句又写出了三重“不堪”。此外还有一层未曾明白写出而读者不难意会,那就是“病军人”常恐死于道路、弃骨他乡的内心绝望的痛苦。正由于有交加于身心两方面的痛苦,才使其“哀吟”令人不忍卒闻。这样一个“蓬鬓哀吟”的伤兵形象,作者巧妙地把他放在一个“古城”的背景下,其形容的憔悴,处境的孤凄,无异十倍加。使人感到他随时都可能像蚂蚁一样在城边死去。
这样,通过加倍手法,有人物刻划,也有背景的烘托,把“病军人”饥、寒、疲、病、伤的苦难集中展现,它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控诉,也流露出诗人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