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憔悴年来甚，萧条益自伤。”两句便给全诗笼罩了一层伤感的云雾。“萧条”二字交代了诗人此时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侍从簇拥、嫔娥相伴的富贵繁华。他是旧目的南唐君主，今日的宋人囚徒，生活不唯冷清，对比过去，尤觉萧条。诗写在入宋之后，这样的一种厌倦情绪也就有了理解的线索。诗以“憔悴”领起，对以“萧条”，前者重在写人，后者刻画环境。二者相互映对，写出人因萧条而憔悴，也因憔悴而更觉萧条。意思还不止于此一层。“年来甚”与“益自伤”相对，这是说，人是一年一年的老去，憔悴本来就一年更甚于一年，偏又处在这周遭萧条的环境中，于是便生出无尽的感伤而加快了人憔悴的速度。
中间两联刻画诗人的生活状态。颔联“风威侵病骨，雨气咽愁肠”紧承首联而发，写憔悴的“病骨”受“风威”所“侵”，伤感的“愁肠”为“雨气”所“咽”。使病体与愁怀紧密关合，以见病因愁起，愁使病笃之意。这一联尤为传神，把病中的敏感形象地写了出来，正因为有病骨，正因为有愁肠，才感受到秋风格外寒，秋雨格外冷。颈联“夜鼎唯煎药，朝髭半染霜”句，悲叹宝鼎已无他用，“唯煎药”而已，自己也垂垂老矣，已是“朝髭半染霜”了，更是哀戚尤深。
尾联“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语气悲愤。“前缘”“空王”之说，更涉佛事，益见消沉。愁病交加，无所排遣，便只好求助于佛，而幻想从了解“前缘”中得到解脱，从询问“空王”中得到指点。可是“前缘竟何似”，仍不得而知。“谁与问空王”，亦不得其门而入。诗至此煞笔，流露出无限的惆帐与忧思。其中深沉的内容，耐人寻味。
诗中以“威”写风，以“气”写雨，将政治处境中所有的威逼与压迫都转为自然现象的感受，就文学手法而言是拟人。而在诗人，怕也有不能直言而曲折抒写的现实考虑。全诗把体病、心病、人情、秋景、家事、国事等融合在一体，笼罩了一层伤感的云雾。
这首词像一幅中国山水画，林花掩映，清溪数曲，江南千里，尽在目中。素雅冲淡的画面中略点醒目的朱碧，幽静安谧的气氛中隐藏飞动的情意，使没有到过江南的读者也能从中领略到江南风景的美丽、幽静与多情。
白花绿草是清新淡雅的色彩，女贞具有四季常青的品质，万家帘幕低垂又给人一种幽静和内敛的感受。便何况，这一切又被笼罩在无边无际的朦胧细雨之中。把雨中江南山水比作一个娴静、储蓄的美女，那么“穿帘双燕飞”一句则给这美女增加了一种动态和生气，从而引出了近景中的人物。
这是一幅册水画而不是人物画，人物也是景。作为一幅画，读者的视线可以越过树杪看到远水中的一舸归舟，而那远水在林花柳阴的掩映遮蔽曲折断续，直流到近景的朱阁碧窗之下，窗内有人对镜画眉。
总之，江南水乡钟灵毓秀，风景美，人物也美。这幅可以引起读者的种种遐想：喜欢爱情故事的人不妨想像画眉女子正在等待那一舸归舟中的行人，从而演绎出一个爱情的故事；喜欢江山风景的人不妨从中体会江南山水的蕴藏与灵秀；相思离别者则不妨因此而怀念起故乡与亲人。
这首词的好穿在于，它看起来完全是写景，而且那景色悠闲淡雅，颇近于“悠然见南山”的无我之境；但从穿帘双燕和当窗画眉人的形象中，又似隐隐流露出一种感情和心愿，从而使整个景色不但有自然之美，而且还有一种委婉绵长的情意之美，令读者觉得既清新淡雅又余味悠长，读起来很有远韵。
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