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全诗可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两句以比兴发端,出语惊人。《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说卦》)谚曰:“树大招风。”则高树之风,其摧折破坏之力可想而知。“风”前又着一“悲”字,更加强了这自然景观所具的主观感情色彩。大海无边,波涛山立,风吹浪涌,楫摧樯倾,它和首句所描绘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实际是现实政治气侯的象征,曲折地反映了宦海的险恶风涛和政治上的挫折所引起的作者内心的悲愤与忧惧。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里,在这样一种心情支配下,作者痛定思痛,在百转千回之后,满怀悲愤喊出了“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自身痛苦经历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权势便不必交友,这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无论从传统的观念,无论从一般人的生活实际,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儒家一向强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从《诗经·伐木》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到今天民间流传的“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都是强调朋友越多越好。然而,正是由于它的不合常情常理,反而有了更加强烈的震撼力量,更加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悲愤。从曹集中《赠徐干》“亲交义在敦”、《赠丁仪》“亲交义不薄”、《送应氏》“念我平生亲”、《箜篌引》“亲友从我游”等等诗句来看,作者是一个喜交游、重友情的人。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翩翩佳公子,如今却大声呼喊出与自己本性完全格格不入的话来,不但用以自警,而且用以告诫世人,则其内心的悲苦激烈、创巨痛深,正是不言可知。
“不见篱间雀”以下为全诗第二段。无权无势就不必交友,这当然不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思想,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所发出的悲愤至极的牢骚。这个观点既无法被读者接受,作者也无法引经据典加以论证。因此他采用寓言手法,用“不见”二字引出了持剑少年救雀的故事。这个故事从表面看,是从反面来论证“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一不易为人接受的观点,而实际上却是紧承上段,进一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情绪。
黄雀是温驯的小鸟,加上“篱间”二字,更可见其并无冲天之志,不过在篱间嬉戏度日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只于人于物都无所害的小鸟,竟也不能见容于世人,设下罗网,放出鹞鹰,必欲驱捕逐得而后快。为罗驱雀的鹞鹰何其凶恶,见鹞投罗的黄雀何其可怜,见雀而喜的罗家何其卑劣。作者虽无一字褒贬,而感情已深融于叙事之中。作者对掌权者的痛恨,对无辜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均不难于词句外得之。
作者又进而想象有一手仗利剑的少年,抉开罗网,放走黄雀。黄雀死里逃生,直飞云霄,却又从天空俯冲而下,绕少年盘旋飞鸣,感谢其救命之恩。显然,“拔剑捎罗网”的英俊少年实际是作者想象之中自我形象的化身;黄雀“飞飞摩苍天”所表现的轻快、愉悦,实际是作者在想象中解救了朋友急难之后所感到的轻快和愉悦。诚然,这只是作者的幻想而已。在现实中无能为力,只好在幻想的虚境中求得心灵的解脱,其情亦可悲矣。然而,在这虚幻的想象中,也潜藏着作者对布罗网者的愤怒和反抗。
曹植诗歌的特点,钟嵘《诗品》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八个字最为确评,也最常为人引用。但就这首《野田黄雀行》而言,“骨气”(思想内容)确实是高的,而辞采却说不上“华茂”。从总体上看,这首诗更具有汉乐府民歌的质朴风味。首先,拔剑捎网、黄雀谢恩这一情节,就明显受汉乐府民歌中许多带寓言色彩的作品的影响。西汉《铙歌》十八曲中《艾如张》一曲有“山出黄雀亦有罗,雀已高飞奈雀何”之句,对此篇构思的启发,更是显然。其次,此诗的词句也多质朴无华。“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这种句式完全是纯粹的口语,“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二句中的叠字及顶真修辞手法也都是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这些朴实的词句和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正相适应,如果有意雕琢,其感人的力量也许倒反而会减退了。于此可见曹植这个才高八斗的作家向民歌学习所取得的成就。
白居易作文和他写诗一样,思想感情袒露无遗,语言务求通俗浅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篇文章是在吸取前代和同时代作家所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的纲领,总结他创作政治讽谕诗的经验,观点鲜明,文字生动流畅,有较强的说服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篇散文在简要地叙述他写作这封信的目的之后,以大量篇幅,列举文学史上大量作家和作品,用十分简洁的语句,叙述历代诗歌发展变化的概况,阐明《诗经》以来反映现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他从“六义”着眼,强调“风、雅、比、兴”是“六义”的精髓,并从“六义”的兴起、削弱,以至逐渐衰微、消失,评价不同时期的诗歌创作,虽然还不能概括从上古到中古诗歌发展的全貌,但基本上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他还提出诗歌的内容必须做到“根情”、“实义”,就是说诗歌所体现的感情和意义,正像植物的根和果实一样;而形式上的“苗言”、“华声”,是指诗歌的语言和声韵只是苗和花。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个比喻十分形象地说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即内容是诗歌的根本,形式必须为内容服务,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能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按照这个观点,他在《诗经》之后,特别推崇杜甫的作品。肯定《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而对六朝以来出现的脱离现实、绮靡颓废的文风,“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加以批判和否定,态度明确,褒贬基本得当,为他提倡的新乐府运动揭示有力的理论根据。
白居易从自己的勤学苦读,谈到仕宦之后潜心诗歌创作,以及作品的巨大影响,在总结创作经验时,着重谈到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得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结论。他谈到自己“苦学力文”的过程,说从二十岁以后,“昼课赋,夜渎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描写具体生动,读后令人感动。他还谈到,在创作《贺雨》《哭孔戡》《秦中吟》等诗篇时,由于紧密联系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现实,贯彻自己提出的创作主张,却被达官贵人切齿痛恨,但他毫无反悔之意:“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相反,他对自己的诗文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欢迎,感到由衷的高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减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诗歌无论是在当时或是后世,影响是很大的,正是由于他用诗歌作武器,揭露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意义。他特地把自己诗歌创作中有关“美刺兴比”的篇章,编为《新乐府》一百五十首,称为“讽谕诗”,体现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成果。
白居易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说教为准则,说明他写“讽谕诗”是表达“兼济之志”,其目的还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写“闲适诗”是表现“独善之义”,特别是贬谪江州之后,他在政治思想上由积极转入消极,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所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人生观,正是反映他思想上的矛盾,也正是这种思想矛盾,使他的晚年创作走上消极颓放的道路。此外,本文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对陶渊明、李白等的诗歌创作的批评也有不当之处,这也是必须加以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