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的苦吟诗人，长于五言律诗，集中五言律诗也最多。他的律诗，字斟句酌，排比工整，常有佳句，耐人寻味。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或气象雄浑，或情景幽独，颇为人们所称诵。不过除了一些佳句以外，他写得好的律诗并不多，这是由于他过于醉心词句的琢磨，往往忽视了全诗的整体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他的五言律诗，虽然对仗工整，却有雕琢的痕迹，不够自然，缺乏动人的情怀，使人读后，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倒是他的一些绝句，无意求工，写得自然、朴素，别有情致。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较优秀的作品。
这是一首抒写送春的七言绝句。这首诗极力抒写的是“苦吟”诗人不忍送春归去，但也无计可留，只有长坐不睡，与那即将逝去的春天共守残夜，哪怕是一刹那时光，也是值是珍惜的。首句“三月正当三十日”，点明三月晦日，表达春天即将逝去。三月本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三十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诗人此刻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让人感到新奇而又自然。次句“风光别我苦吟身”，意思是说：春光虽然别我而逝，但我这个苦吟诗的人，怎忍别春。不说送春，而说“风光别我”，是虚写“送”字。这句用的是拟人手法，显得很自然而有情味。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前句写了诗人与友人愿一夜不眠不寐，后句则写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守住最后的一线春光。前两句把春天精确到最后一天，这里却精确到了最好一刻。末二句说虽然已到春尽之期，无计可以留春，但只要晨钟未动，明朝之夏未来，仍然还是春天。因此，当这最后一夜之时，愿与友人不睡，共同苦吟饮酒，以表送别之情，这样也还是能够很好地享受这最后一夜的春光。“犹是春”三字，可如宋苏轼所说的“春宵一刻值千金”了。这首诗颇有古诗的“何不秉烛游”的意思。但二者旨趣并不相同。古诗的作者秉烛夜游，是由于感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应及时行乐；这首诗的作者良夜不眠，则是为了流连春光，爱惜韶华，并无伤感之情，作者只意在珍惜时光，刻苦吟诗，这就从惜别春光中，引出了“锲而不舍”的精神。
这首诗前四句写暮归的景色，营造出凄凉的氛围，衬托诗人的悲哀之感。白鹤都已栖止在被浓霜冻黄的绿梧桐边。城头已有打更击柝的声音，还有乌鸦的啼声。寄寓在此地的客人回进家门时，月光已亮了，不知谁家妇女还在捣洗白练，风传来悲凄的砧杵声。天色晚了，城上守卫兵要打梆子警夜。唐诗中写夜景，常有捣练、捣衣、砧杵之类的词语。大约当时民间妇女都在晚上洗衣服，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表现了民生困难，故诗人听了有悲哀之感。
下半首四句也同样转入抒情。要想渡桂水而南行，可没有船；要想北归长安，路上还多兵戎。都是去不得。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事事不称心，明天还只得拄着手杖出去看云。这最后一句是描写他旅居夔州时生活的寂寞无聊，只好每天拄杖看云。浦起龙说：“结语见去志。”（《读杜心解》）此评并不准确。应该说第三联见去志，结句所表现的并不是去志，而是寂寞无聊。
这首拗体七律体现了杜甫在诗艺上的追求。在这首诗中值得注意的艺术特点是虚实结合。尤其是第一句“霜黄碧梧白鹤栖”，一句中出现了三种颜色。仔细推究，这些颜色是有虚实之分的。“黄”和“白”是实在的，但“碧”就是虚写，因为“碧梧”叶已给严霜打“黄”了。可见用字也像用兵那样，可以“虚虚实实”。“虚写”，实质就是突破词义的束缚，使词的组合形式达到意义的丰富性，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努力就是一种“陌生化”的艺术感染力，值得借鉴。
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
这首《戏答元珍》是欧阳修的律诗名作，此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此年欧阳修因事左迁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交好。丁曾有诗赠欧阳修，欧阳修乃于此年作诗以答。此诗首联写山城荒僻冷落；颔联承前细写山城荒凉之景，写出残雪累累、寒雷殷殷中蕴孕的生机一片。后两联抒情。颈联写作者多病之身在时光变迁、万物更迭中产生的客子之悲；尾联写自己早年作客洛阳，稔熟洛阳牡丹，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自己全不在意。欧阳修在这样一首普通的诗中表达了决不屈服的昂扬之志，道出了作者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这首诗体现了宋诗注重理趣的革新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