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帝曹操有《苦寒行》，又名《北上篇》，概取诗首句“北上太行山”首二字“北上”名篇。李白此诗盖取曹诗之旨，写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备受叛军蹂躏的苦难状况。全诗格调低沉、苍凉，极富感染力。
此诗以巧妙的设问开篇：“北上何所苦？”为找到答案，诗人以沉痛的心情审视难民们绕行的太行山：“北上缘太行”，找到这因自然环境而致的第一个原因：“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山高路陡，车马难行。随即又放眼广阔的政治背景：“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诗人找到了迫使人们迁徙的战乱这一社会问题，是为另一个原因。虽然明了“何所苦”的原因，诗人却无力为他们排解，只能以更加沉痛的笔触描绘那悲惨的情景。从“前行无归日”到“饥饮零露浆”十二句，诗人描述了“北上行”人们的惨状。接着“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诗人发出了长叹，停下马车，不忍再看，仰天狂呼：“何日王道平，开颜睹天光？”
这首诗笔触极为细致，追本溯源，刨根究底，描绘灾民图时由环境而哭声，由哭声而身体，由身体而行动，莫不穷形尽相，给人以极深的印象。此时诗人对月挥杯的飘逸、抽刀断水的豪迈，统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两眼含泪的悲哀与深切的同情。
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这是一首送别诗，抒写作者与韦仁实兄弟的情谊，写得很有感情。
全诗可分两大部分。前十二句写伤离别。开篇迅即点题，写“送客”。送别时心情凄苦，故饮千杯而面无红色，“何物最伤心”句，唤起下文，载着韦氏兄弟的马匹已经驰去，马络头上的铜环鸣响，最能使送别人伤心。“野色浩无主”以下六句，描写送别地之景物，秋时天高气爽，野色辽阔，无人管领，斯人已去，空留旷野。目断远处，不胜惆怅，顿时使人心碎胆破。此时只有一行行官槐的青树梢簇聚着，伸向西去的官道上。景物描写中饱含着诗人送别时凄苦的心绪和眷恋的情思。“韦郎好兄弟”已经远去，回想起他们文笔精妙，字字如积叠的美玉，很觉惋惜，不能再和他们说诗论文，徒增伤感。
“我在山上舍”以下六句突然运用转笔，转写自己，慨叹自己困守不遇。先写家园土地之贫瘠，次写催租吏之困扰，夜雨中，催租吏的叫骂声和舂稻声交织在一起。“夜雨叫租吏，春（舂）声暗交关”二句刻画出催租吏雨夜上门催逼租税，农家被迫连夜舂米的辛苦景象，勾勒出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侧影。最后二句说，有谁能像韦氏兄弟那样经常怜念我忧怆的心情呢？唯有苍翠突兀的南山陪伴着我。用问语收结，给人以悠然不尽的想象空间，更具含蓄美。结尾与开篇遥相呼应，韦氏兄弟与自己交谊深厚，所以离别时倍感伤心。
全诗由饮别到送行，到惜别，到思念，并同自己的困境结合起来，真挚，凄婉，感人。
诗题“古意”，与“拟古”、“效古”相似，多咏前代故事，以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这首古意诗，所咏地点、人物似与作者所在的南朝无涉，但却采用了以古喻今的手法，反映了南朝的一些现实。
起句“挟瑟丛台下”，是说一位女子带着叫做瑟的乐器来到丛台的下边。按《汉书·高后纪》云：“高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颜师古注：“连丛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台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汉时台下当有宫室。“挟瑟”恐有一典故，然不知最早的出处何在。与沈约同时或稍后的北齐诗人魏收也写过一首《挟瑟歌》，词曰：“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或许能作一佐证。假定是同咏一个故事，那么诗中主人翁便是一个红妆少女，金鞍白马把她带进丛台小苑，心中悲伤，流泪不止。诗中既云“徙倚”，言其低徊彷徨；又云“戚戚”，言其忧愁痛苦，其意与《挟瑟歌》中的“玉筋（泪水）下成行”相仿佛。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就便于理解这首诗了。
自“露葵”以下，诗人不从挟瑟进宫写到君前弹瑟，而集中笔力专写女子的惆怅情怀。露葵为葵之别名，俗称滑菜。《本草》载李时珍曰：“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淇水，古为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北部，其地距河北邯郸的丛台不很远。“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都是女子想象之辞。她昨天伫立到日暮，悲悲戚戚地熬过一夜，第二天早上看到日出露解，遂想到家中园子里的露葵也该采摘了；但是遥隔淇水，她还没有冲破重重险阻回到家中，其内心之痛苦可知。此说亦有所据，《诗经·卫风·氓》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朱熹集传：“言桑之黄落，以比己之容色凋谢。遂言自我往之尔家，而值尔之贫，于是见弃，复乘车而渡水以归。”沈约此诗题作古意，当也有取于《诗经》，虽未全部搬用，但“淇水未沾裳”一句，系从《诗经》中“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化来。他的意思是说女子身入丛台，不能渡过淇水以归家，独处曲房，寂寞凄凉，遂有“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之感。综上所述，可见所写女子当出身于农村，且家住淇水的另一边。她在家时曾经从事采摘露葵之类的劳动。到了丛台以后，虽得享受奢华的生活，但心中对家乡的亲人犹眷念不已。因此，她夜里盖着锦衾，不感到温暖；白天穿着罗衣，也不觉得芳香。诗人虽写前代故事，然亦有感而发。因为以金陵为都城的南朝帝王，大都过着纸醉金迷、征歌逐舞的生活。他们的宫廷养有歌儿舞女，大都来自农村。此诗虽写古代的北方，实际上是借这面镜子，反映当时的现实，寄寓对下层妇女的同情。
结尾二句，纯系抒情。时间又到了深夜，女子空房独处，只见一轮明月高挂中天。这明月不仅在丛台可以见到，在她的家乡也能见到。“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愁人当此，不能不惹起乡思。然而明月可望，家乡难归，于是她不由得叹息：“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她内心深处隐藏着无限痛楚，连人们都无法理解，那天空的明月更不能知道。诗末以问句作结，那女子的一腔怨情似乎仍在空中回荡，悠悠不尽，发人遐想。
沈约是梁代著名的声律学家。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验之于此诗，他似乎在身体力行。就字面而言，那碧绿的露葵，清澈的淇水，华丽的锦衾，芳香的罗衣，实是“五色相宣”。就音律而言，它押的是平声阳韵，声调铿锵，韵律和谐；而当中“露葵已堪摘，淇水未沾裳”、“锦衾无独暖，罗衣空自香”两联，对偶工整，低昂互节。这又是“八音协畅”。经过沈约揭示了声律的秘密以后，再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努力，在中国诗坛上终于涌现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近体律绝。回顾他在这些诗里的艺术实践，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