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
首四句写高山大海也会变化，人不论多么长寿，也会死。在亘古以来的时空中，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五至八句言借酒销愁。九至十二句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愤懑。诗人认为当世没有平原君那样的贤主，只好买丝绣成平原君的像，洒酒祭奠他。最后四句言人生易老，既然不遇明主，索性及时行乐吧。一个普通的意思，在李贺的笔下，竟有这么多奇思妙想。
诗题“浩歌”语本《楚辞·九歌·少司命》，即长歌、大声唱歌、纵情放歌之类。一般说来，写作这样的诗宜从叙事写景入手。但诗人不屑于蹈袭故常，偏从虚处落笔，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幻象纷呈，雄奇诡谲，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婉曲而又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诗人用豪放的笔触，雄奇的景象，抒发自己凄伤的情怀，真是既“佚荡”，又“宛转”，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惊世骇俗的英气，所谓“侠少年之度”，指的就是这种非凡的气度。
三、四两句，一写仙界，一写尘世。传说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彭祖和巫咸则是世间寿命最长的人。当王母的桃树开花千遍的时候，彭祖和巫咸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两相比照，见出生命的短促。长寿的彭祖和巫咸尚且不能久留人世，何况寻常之辈。这里有两个对比：一是把仙人与凡人相比，一是把凡人中的长寿者与普通人相比。前者见于字面，后者意在言外。这样层层比照、烘托，“人生几何”的命意更加显豁。
五至八句写春游时的情景，用的是反衬手法。先着力烘托春游的盛况。“青毛”句写马。马的毛色青白相同，构成钱形花纹的名叫“连钱骢”，是为名贵之马。骑在这样的马上，饱览四周的景色，真是惬意极了。初春的杨柳笼含淡淡的烟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柔美，那么逗人遐想。后来大家下马休憩，纵酒放歌，欢快之至。而当歌女手捧金杯前来殷勤劝酒的时候，诗人却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了。他想到春光易老，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将逝如流水。“神血未凝身问谁”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意绪。
接着诗歌又由抑转扬，借古讽今，指摘时弊，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丁都护”或者像王琦所说，实有其人，并且是这次郊游宴乐的参与者（见《李长吉歌诗汇解》）；或者当时有“丁都护嗜酒”的传说，诗人借以表达劝戒之意。“不须浪饮丁都护”，既是劝人，也是戒己，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浪饮求醉，而应当面向现实，认识到世道沦落，英雄不受重用乃势所必然，不足为怪。诗人愈是这样自宽自慰，愤激之情就愈显得浓烈深沉。“世上”句中“无主”的“主”，影射人主，亦即当时的皇帝，以发泄对朝政的不满。“买丝”云云，与其说是敬慕和怀念平原君，毋宁说是抨击昏庸无道、埋没人才的当权者。表面写“爱”，实际写“恨”，恨自己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和抱负，以致虚掷了黄金般的青春年华。
结束四句的内容与前面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玉蟾蜍”是古代的一种漏壶。铜壶滴漏，声音幽细，用“咽”字来表现它，十分准确。另外，诗人感时伤遇，悲抑万端，这种内在的思想感情也借助“咽”字曲曲传出，更是传神。“此处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了“红颜易老”的无情规律。末二句急转直下，表示要及时行乐。“羞见秋眉换新绿”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辜负眼前这位侑酒歌女的深情厚意；二是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年华白白流逝。既然世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识才爱士的贤哲，就不必作建功立业的非非之想。面对歌女、美酒、宝马、娇春，就纵情开怀畅饮吧。一个年方二十的男儿，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不能这般局促偃蹇。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是从愤世嫉俗的感情派生出来的，是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悲愤控诉。
这首畅叙胸臆的诗篇，造语奇，造境也奇，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诗人骑马踏青，面对大好的春光，本应产生舒适欢畅的感受。但偏偏就在此时，一种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像云雾般在心头冉冉升起。这种把欢乐和哀怨、明丽和幽冷等等矛盾着的因素糅合起来的现象，在李贺的诗歌里是屡见不鲜的，它使诗歌更具有神奇的魅力。此诗在结构上完全摆脱了由物起兴、以事牵情的程式。它先写“兴”，写由景物引起的神奇幻象。接着写春游，色彩秾艳，气韵沉酣，与前面的幻觉境界迥然不同，但又是产生那种幻觉的物质基础。诗人故意颠倒它们的先后次序，造成悲抑的气氛和起落的形势。
后面从“神血”句起都是抒发身世之悲的笔墨。它们与开头相适应，有力地表达了悲愤的情怀。全诗活而不乱，粘而不滞，行文的回环曲折与感情的起落变化相适应，迷离浑化，达到了艺术上完美的统一。
曲的前三句讲述缘由，主人丢了鸡还劝小童别焦急；接下来四至八句，想象偷鸡贼将鸡下锅烹煮；最后两句戏言自己贪睡，丢了鸡也好。曲中将眼前小事随手拈来，语言风趣，以小见大，颇见特色。
这支曲一开篇，就是主人教训童子的口气。不是训他没把鸡看好，反是教他不要焦急都失掉了，你焦急也是那么回事，不焦急也是那么回事。焦急，还会添病，所以还是不焦急为好。古代有一个成语——“楚失楚得”。汉刘向《说苑》里讲了这样个故事：楚共公打猎时掉了一张弓，左右想回头去找，共公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找什么找！可见从古以来，就有“会想”的人。然而此曲中的主人，不但豁达，而且风趣，想象力很强——偷鸡贼此刻一定很得意吧，鸡则很倒霉——下锅了吧。“家家自有闲锅灶”，著一“闲”字，是想象那人早已是等鸡下锅。“任意烹炮”，著“任意”二字，是想象那人正偷着乐。于是，主人很想为那人助兴——倒贴几个火烧、一点作料。他知道“煮汤”如果再有火烧配合着吃就更好，所以“助他三枚火烧”；“穿炒”还要多加调料，所以“助他一把胡椒”。分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心平气和，这是生活的情趣，也是作者的风趣。要换一个人，想到自己的鸡下了别人的锅，一定会气上加气。却不，因为他“会想”。凡事有利有弊，有弊有利。鸡给别人煮了，第一层好处是免得请客——“倒省了我开东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主人好客，平时就爱做东道，可称“小孟尝”；第二层好处，“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贪睡。家里没有鸡打鸣了，可以睡得更加安稳。在古人词曲中，习惯用贪睡来表示一种豁达的心态，例如“东郭先生都不管，关上门儿稳睡”（宋陈郁《念奴娇·雪》）、“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意即在睡）也”（元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大家都知道，睡眠好是一项健康指标，包括心理健康。
顺便说，读曲要有正确的审美态度，否则难免有隔膜的批评——譬如认为此曲提倡马虎的作风，或认为它助长盗窃的风气，那就很杀风景了。须知，此曲的前提是东西已经失掉了。如果东西没有失掉，当然是看紧为好。另一个前提是，不知道是谁偷的。要是知道，为了社会安定，还是举报为好。再说，即使宣布“助他三枚火烧”“助他一把胡椒”，那贼也未必敢站出来领，终究是打趣而已。
明王骥德说：“客问今日词人之冠，余曰：‘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惜不见长篇。’”（《词律·杂论》）文贵精，不贵多，词曲更是如此，何必以“不见长篇”为恨！站在散曲的立场上讲，这支曲的境界，实不在苏东坡《定风波》之下。
李白怀着愤懑、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长安。当他登上新平城楼，远望着深秋景象，时值暮秋，天高气爽，落日时分，登楼西望，目极之处，但见落日似比平日遥远；溪水清净，水波起伏，寒意袭人。此情此景，让李白不禁引起了怀归之情。他虽然壮志未遂，但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多么想重返长安，干一番事业。然而，希望是渺茫的。他望着那“苍苍几万里”的祖国大地，联想起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到来，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深忧虑。因此，诗人发出了“极目使人愁”的感叹。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写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情感，用铺叙手法描绘一幅离开长安登新平城楼、时值暮秋想念长安的伤感景致，以“怀”、“归”、“伤”、“暮秋”等诗词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落，胡雁飞沙洲””写诗人登新平城楼时所见所闻的叙述，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天”、“日”、“水”、“云”、“落”、“寒”、“流”、“起”、“飞”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而“落日”、“寒流”、“秦云”、“胡雁”则勾画出一副凄凉的暮秋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写诗人登新平城楼眺望中所见后的感受，借景抒情，情含景中，既暗寓自己极度思念帝都长安的心情，又突显诗人为祖国的前途命运而产生“愁”绪，抒发自己的感叹，把情与景关联得十分紧密。结尾的“令人愁”和第二句的“伤暮秋”，遥相呼应，构成了全诗的统一情调。
诗体在律古之间，李白虽能律，却不是律之所能律。其诗是从古乐府古风一路行来，自成体势，不一定只限于律古。全诗语言精练，不失迅猛阔大的气势，极富韵味，寥寥数笔，却情意深长，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处境困窘的忧伤之情。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