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借咏柳以赋别,这首诗也没有脱离离情的旧旨,但构思新颖,想象奇特而又切合情景。
诗的一、二句,寥寥几笔,绘出了一幅美丽的古堤春柳图。古堤两旁,垂柳成行,晴光照耀,通体苍翠,蓊蓊郁郁,袅袅婷婷,远远望去,恰似一缕缕烟霞在飘舞。“袅袅”、“青青”,连用两个叠字,一写江边柳的轻柔婀娜之态,一写其葱茏苍翠的颜色,洗炼而鲜明。前人多以“翠柳如烟”、“杨柳含烟”、“含烟惹雾”等来形容柳的轻盈和春的秾丽,这里径直用“一树烟”来称呼柳树,想象奇特,造语新颖。只此三字,便勾出了柳条婆娑袅娜之状,烘托出春光的绮丽明媚,并为下面写离情作了反衬。
三、四两句直接写离情。咏柳惜别,诗人们一般都从折枝相赠上着想,如“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今年还折去年处,不送去年离别人”(施肩吾《折杨柳》);“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遥忆青青江岸上,不知攀折是何人”(白居易《忆江柳》)等等。雍裕之却不屑作这种别人用过的诗句,而从折枝上翻出新意。“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没有折柳赠别,倒希望柳丝绵绵不断,以便把情人的船儿系住,永不分离。这一方面是想得奇,说出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语句,把惜别这种抽象的感情表现得十分具体、深刻而不一般化;同时,这种想象又是很自然的,切合江边柳这一特定情景。大江中,船只来往如梭;堤岸上,烟柳丝丝弄碧;柳荫下画船待发,枝枝柔条正拂在那行舟上。景以情合,情因景生,此时此刻,萌发出“系郎船”的天真幻想,合情合理,自然可信。这里没有一个“别”字“愁”字,但痴情到要用柳条儿系住郎船,则离愁之重,别恨之深,已经不言而喻了。这里也没有一个“江”字、“柳”字,而江边柳“远映征帆近拂堤”(温庭筠《杨柳枝》)的独特形象,也是鲜明如画。至此,“古堤边”三字才有了着落,全诗也浑然一体了。
中唐戴叔伦写过一首《堤上柳》:“垂柳万条丝,春来织别离。行人攀折处,是妾断肠时。”由“丝”而联想到“织”,颇为新颖,但后两句却未能由此加以生发,而落入了窠臼;它没有写出堤上柳与别处柳的不同之处,如果把题目换成路边柳、楼头柳也一样适用。其原因在于诗人的描写,脱离了彼时彼地的特定情境。两相比较,雍裕之的这首《江边柳》匠心独运、高出一筹。
首四句写高山大海也会变化,人不论多么长寿,也会死。在亘古以来的时空中,一切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五至八句言借酒销愁。九至十二句写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愤懑。诗人认为当世没有平原君那样的贤主,只好买丝绣成平原君的像,洒酒祭奠他。最后四句言人生易老,既然不遇明主,索性及时行乐吧。一个普通的意思,在李贺的笔下,竟有这么多奇思妙想。
诗题“浩歌”语本《楚辞·九歌·少司命》,即长歌、大声唱歌、纵情放歌之类。一般说来,写作这样的诗宜从叙事写景入手。但诗人不屑于蹈袭故常,偏从虚处落笔,一开始就把想象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幻象纷呈,雄奇诡谲,却又把沧海桑田的“意”婉曲而又鲜明地表达出来了。宋人刘辰翁评这首诗说:“从‘南风’一句便不可及,佚荡宛转,真侠少年之度。”(引自姚佺《昌谷集注解定本》)诗人用豪放的笔触,雄奇的景象,抒发自己凄伤的情怀,真是既“佚荡”,又“宛转”,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惊世骇俗的英气,所谓“侠少年之度”,指的就是这种非凡的气度。
三、四两句,一写仙界,一写尘世。传说王母种的桃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生实”。彭祖和巫咸则是世间寿命最长的人。当王母的桃树开花千遍的时候,彭祖和巫咸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两相比照,见出生命的短促。长寿的彭祖和巫咸尚且不能久留人世,何况寻常之辈。这里有两个对比:一是把仙人与凡人相比,一是把凡人中的长寿者与普通人相比。前者见于字面,后者意在言外。这样层层比照、烘托,“人生几何”的命意更加显豁。
五至八句写春游时的情景,用的是反衬手法。先着力烘托春游的盛况。“青毛”句写马。马的毛色青白相同,构成钱形花纹的名叫“连钱骢”,是为名贵之马。骑在这样的马上,饱览四周的景色,真是惬意极了。初春的杨柳笼含淡淡的烟霭。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柔美,那么逗人遐想。后来大家下马休憩,纵酒放歌,欢快之至。而当歌女手捧金杯前来殷勤劝酒的时候,诗人却沉浸在冥思苦想之中了。他想到春光易老,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将逝如流水。“神血未凝身问谁”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意绪。
接着诗歌又由抑转扬,借古讽今,指摘时弊,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丁都护”或者像王琦所说,实有其人,并且是这次郊游宴乐的参与者(见《李长吉歌诗汇解》);或者当时有“丁都护嗜酒”的传说,诗人借以表达劝戒之意。“不须浪饮丁都护”,既是劝人,也是戒己,意思是不要因为自己怀才不遇就浪饮求醉,而应当面向现实,认识到世道沦落,英雄不受重用乃势所必然,不足为怪。诗人愈是这样自宽自慰,愤激之情就愈显得浓烈深沉。“世上”句中“无主”的“主”,影射人主,亦即当时的皇帝,以发泄对朝政的不满。“买丝”云云,与其说是敬慕和怀念平原君,毋宁说是抨击昏庸无道、埋没人才的当权者。表面写“爱”,实际写“恨”,恨自己没有机会施展才能和抱负,以致虚掷了黄金般的青春年华。
结束四句的内容与前面各个部分都有联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玉蟾蜍”是古代的一种漏壶。铜壶滴漏,声音幽细,用“咽”字来表现它,十分准确。另外,诗人感时伤遇,悲抑万端,这种内在的思想感情也借助“咽”字曲曲传出,更是传神。“此处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了“红颜易老”的无情规律。末二句急转直下,表示要及时行乐。“羞见秋眉换新绿”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要辜负眼前这位侑酒歌女的深情厚意;二是不愿让自己的青春年华白白流逝。既然世上没有像平原君那样识才爱士的贤哲,就不必作建功立业的非非之想。面对歌女、美酒、宝马、娇春,就纵情开怀畅饮吧。一个年方二十的男儿,正值风华正茂之时,不能这般局促偃蹇。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是从愤世嫉俗的感情派生出来的,是对黑暗现实发出的悲愤控诉。
这首畅叙胸臆的诗篇,造语奇,造境也奇,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诗人骑马踏青,面对大好的春光,本应产生舒适欢畅的感受。但偏偏就在此时,一种与外界景物格格不入的忧伤情绪像云雾般在心头冉冉升起。这种把欢乐和哀怨、明丽和幽冷等等矛盾着的因素糅合起来的现象,在李贺的诗歌里是屡见不鲜的,它使诗歌更具有神奇的魅力。此诗在结构上完全摆脱了由物起兴、以事牵情的程式。它先写“兴”,写由景物引起的神奇幻象。接着写春游,色彩秾艳,气韵沉酣,与前面的幻觉境界迥然不同,但又是产生那种幻觉的物质基础。诗人故意颠倒它们的先后次序,造成悲抑的气氛和起落的形势。
后面从“神血”句起都是抒发身世之悲的笔墨。它们与开头相适应,有力地表达了悲愤的情怀。全诗活而不乱,粘而不滞,行文的回环曲折与感情的起落变化相适应,迷离浑化,达到了艺术上完美的统一。
曲的前三句讲述缘由,主人丢了鸡还劝小童别焦急;接下来四至八句,想象偷鸡贼将鸡下锅烹煮;最后两句戏言自己贪睡,丢了鸡也好。曲中将眼前小事随手拈来,语言风趣,以小见大,颇见特色。
这支曲一开篇,就是主人教训童子的口气。不是训他没把鸡看好,反是教他不要焦急都失掉了,你焦急也是那么回事,不焦急也是那么回事。焦急,还会添病,所以还是不焦急为好。古代有一个成语——“楚失楚得”。汉刘向《说苑》里讲了这样个故事:楚共公打猎时掉了一张弓,左右想回头去找,共公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找什么找!可见从古以来,就有“会想”的人。然而此曲中的主人,不但豁达,而且风趣,想象力很强——偷鸡贼此刻一定很得意吧,鸡则很倒霉——下锅了吧。“家家自有闲锅灶”,著一“闲”字,是想象那人早已是等鸡下锅。“任意烹炮”,著“任意”二字,是想象那人正偷着乐。于是,主人很想为那人助兴——倒贴几个火烧、一点作料。他知道“煮汤”如果再有火烧配合着吃就更好,所以“助他三枚火烧”;“穿炒”还要多加调料,所以“助他一把胡椒”。分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心平气和,这是生活的情趣,也是作者的风趣。要换一个人,想到自己的鸡下了别人的锅,一定会气上加气。却不,因为他“会想”。凡事有利有弊,有弊有利。鸡给别人煮了,第一层好处是免得请客——“倒省了我开东道”,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主人好客,平时就爱做东道,可称“小孟尝”;第二层好处,“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这话的言外之意,是他贪睡。家里没有鸡打鸣了,可以睡得更加安稳。在古人词曲中,习惯用贪睡来表示一种豁达的心态,例如“东郭先生都不管,关上门儿稳睡”(宋陈郁《念奴娇·雪》)、“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意即在睡)也”(元马致远《夜行船·秋思》)。大家都知道,睡眠好是一项健康指标,包括心理健康。
顺便说,读曲要有正确的审美态度,否则难免有隔膜的批评——譬如认为此曲提倡马虎的作风,或认为它助长盗窃的风气,那就很杀风景了。须知,此曲的前提是东西已经失掉了。如果东西没有失掉,当然是看紧为好。另一个前提是,不知道是谁偷的。要是知道,为了社会安定,还是举报为好。再说,即使宣布“助他三枚火烧”“助他一把胡椒”,那贼也未必敢站出来领,终究是打趣而已。
明王骥德说:“客问今日词人之冠,余曰:‘于北词得一人,曰高邮王西楼,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惜不见长篇。’”(《词律·杂论》)文贵精,不贵多,词曲更是如此,何必以“不见长篇”为恨!站在散曲的立场上讲,这支曲的境界,实不在苏东坡《定风波》之下。
李白怀着愤懑、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长安。当他登上新平城楼,远望着深秋景象,时值暮秋,天高气爽,落日时分,登楼西望,目极之处,但见落日似比平日遥远;溪水清净,水波起伏,寒意袭人。此情此景,让李白不禁引起了怀归之情。他虽然壮志未遂,但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多么想重返长安,干一番事业。然而,希望是渺茫的。他望着那“苍苍几万里”的祖国大地,联想起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到来,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深忧虑。因此,诗人发出了“极目使人愁”的感叹。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写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情感,用铺叙手法描绘一幅离开长安登新平城楼、时值暮秋想念长安的伤感景致,以“怀”、“归”、“伤”、“暮秋”等诗词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落,胡雁飞沙洲””写诗人登新平城楼时所见所闻的叙述,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天”、“日”、“水”、“云”、“落”、“寒”、“流”、“起”、“飞”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而“落日”、“寒流”、“秦云”、“胡雁”则勾画出一副凄凉的暮秋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写诗人登新平城楼眺望中所见后的感受,借景抒情,情含景中,既暗寓自己极度思念帝都长安的心情,又突显诗人为祖国的前途命运而产生“愁”绪,抒发自己的感叹,把情与景关联得十分紧密。结尾的“令人愁”和第二句的“伤暮秋”,遥相呼应,构成了全诗的统一情调。
诗体在律古之间,李白虽能律,却不是律之所能律。其诗是从古乐府古风一路行来,自成体势,不一定只限于律古。全诗语言精练,不失迅猛阔大的气势,极富韵味,寥寥数笔,却情意深长,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处境困窘的忧伤之情。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