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是范成大送周必大归故里庐陵之作。该诗的首联以比喻双关的手法，写周必大飘然出朝，连夜乘船而归，突出他飘逸不群、洒脱不羁的襟怀。颔联说退隐高名是皇帝给的，并非臣子所愿，不过身退倒也使人欢欣喜悦，这就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颈联忆当年结交，哭明日分别。尾联在后会难期的痛苦中，以年纪未老相安慰，意为来日方长，总会相见。这首诗秀整精严，情随事出，笔致苍凉动人。
首联起兴，暗含辞归之意，带起全诗，既写周必大归家时的情景，又隐含着对周必大的评价。黄鹄在此句中既可喻指周子充，又可指他回家时所乘的船。九关在此句中即指天宫，亦指京城，二者皆一语双关，体现了对周必大人品的赞誉。 “江船载月”句，颇具诗情画意。由于日夜兼程，明月也会和友人同船而行，陪伴着友人一同回还。这样，在漫长的征途上，友人也会少了许多寂寞和惆怅。此种描写，一反多数送别诗那种消沉凄苦之情，给友人以安慰和鼓舞，寄寓着宽解“奉祠”故里的朋友的情意。
颔联紧承前联而来，正面写辞官归去之事。并对此发表看法，进一步对友人做劝慰，分析和希望兼有。诗句的内容仍紧扣着“奉祠”这个中心。诗中“孤臣”与“壮士”皆指周必大。历来引退被看作邀取高洁之名的举动，但友人这一次却非本人所愿，一切皆由朝政不纲、谗佞之臣竞用所致。友人的心愿是为国效力而非邀此高名，这样的名声愈高，而君主的过失也就会愈重。反诘句的使用，使语气更加强烈，对友人遭遇的不平以及对朝政的委婉指责都可从中悟出。
下句“身退聊开壮士颜”，由黄庭坚《谢何十三送蟹》诗中点化而来，诗中云： “风味可解壮士颜。”此句是说不“身退”，职务在身，而无法尽责，就会心怀惭愧，不可能“开颜”了。 如今你虽然是奉祠还乡，但就此脱离了纷繁多变的官宦生涯，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来日方长，以后再出山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一次你就暂且高兴一番吧。诗句虽脱胎于前人，但用在此处贴切自然，毫无拼凑之嫌。
颈联抒写情谊，形成转折，转入对周必大友情的追忆及后事的预料。“倾盖当年真旦暮”，这句是说回想当年诗人与周必大初见就情投意合，长为知已，这一切好像在朝夕之间、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而明天则“沾巾明日有河山”，从此一别河山险阻，情长莫及，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使人泪落湿巾。诗人从回顾“当年”与瞻望“明日”落笔，把痛惜“当年”相处之日短，憾恨“明日”、“河山”之远隔这两种不同的感情融汇在一联之中，两相对照，由此而强调出自己与周必大情谊之深厚。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范成大借用此意，以“沾巾”隐指相别。
“沾巾明日有河山”即在感叹从此相别，一在临安，一在庐陵，河山远隔，再见日难，挚友相思，情何以堪。这样，范成大与友人意趣相投。情深谊长，相送惜别之情，就在这忆昔思别之中，得到了巧妙的发挥。作为律诗，颈联必须用对仗，此联也是一样，且对仗工整平稳。如“倾盖”对“沾巾”、“当年”对“明日”、“真”对“有”，都是工对，而“旦"和“暮”、“河”和“山”则都是句中自对，然后在上下句中“旦暮”对“河山”。本来“旦暮”属于名词中的时间类， “河山”属于名词中的地理类，两者相对，不算工对，但由于它们都已在句中自对，所以也就是工对了。
尾联紧承颈联，进一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慨，表共勉之意，归结全诗。这两句是说，如今二人相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鬓角都还未染上白色，但再会之日或迟或早却难以预料了。到那时，不要说我们时值暮年，就是生生死死也恐怕说不上来了。“后期”用了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 “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的典故。尾联第一句表面上虽是说重逢之期难以逆料，但观石湖本意，则希望曾觌一类小人即遭远斥，刚正之士再为重用，自己与朋友也可很快重逢的心意，自是再明白不过了。末句说犹堪喜慰者，相互皆属年青，来日方长，正宜好自珍重。石湖以此解慰朋友。并示共勉之意。
末尾四句，一气呵成，情深意切，读来催人泪下。这里边既有对挚友之情、离别之苦的倾诉，也有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患，流畅自然的笔调，将各种复杂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悲则悲矣，但悲之有物，非无病呻吟，毫无做作之态。诗以情动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观全诗，这首诗从多方面写送别，诗中有对辞官归去的故友的宽解，有对品格刚正的友人的赞赏，有对朋友间探厚情谊的抒写，有安慰朋友的表达，内涵极为丰富，却又自始至终地围绕着诗题展开。写送别情意真挚动人，但绝不落凄切缠绵的俗套，情感显得豁达慷慨，深沉而爽朗。诗为七律，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无华丽堆砌之辞藻，而具清丽雅逸的情致。人评石湖诗，说其七律“极有樊川（杜牧）英爽俊逸之风”，这首送别诗正显示了石湖律诗精雅温润的特色。
这首散曲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小令描写了往年元宵节的热闹、欢乐气氛，同时又写了写作当年元宵节的冷清，百姓的愁怨。今昔对比，反映出明代国家日渐衰败，百姓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形，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对官府的残酷统治表示强烈不满。
此曲用“今岁”、“往岁”的对比手法， 描写了元宵节冷落的景象。“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 怨也千家。”正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况和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懑情绪。据《尧山堂外纪》载：“弘治、正德时，‘高邮元宵最盛， 好事者多携佳灯美酒， 即西楼为乐。……后经荒岁苛政， 闾阎凋敝， 良宵遂索然矣。’”这段话正可做为这首小令的最佳注脚。
这首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读。表层的，亦即文本的层面，可以说是写怀念朋友、亦即词中所说的“此人”。“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一个月明之夜的花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又幽静的环境。当时作者和友人都喝醉了，其情也是非常动人的。按照宋时的习惯，有酒宴，就一定有歌妓侍宴。大的背景是月下、花前，如此幽静。而具体到酒宴上，却又是红烛光摇，翠袖持觞。正如晏几道在他的《鹧鸪天》中说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又是何等的旖旎。将灯红酒绿，轻歌妙舞，置于如此清丽幽雅的环境之下，真个可谓是人间天上，无怪他们都要喝醉了。接下来却是一跌：“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这个落差极大。今夜作者却独自在江边，月亮是昏暗的，所以照见长堤也是这般的昏暗。昏暗的长堤，可谓全无生气，别说歌筵酒宴，竟是连一个送行的朋友也没有。而船在这柳阴之下，更显出没一丝生气。因为船既是“暗”的，说明船中连孤灯也没有一盏。
下片由自己的无聊，转向了他所思念的朋友：“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此人在哪里呢。说明他们之间，连信息也没有通过。这就更加令人挂念了。他不说自己思此人之愁，而偏说是此人“带我离愁”而去的，则虽不知此人现在何处，但作者的愁却是长伴着他的，他在什么地方，作者的愁也在什么地方。“江外去”，是虽不知处，但不是在长江之边，却是可以肯定的了。最后想结一个光明的尾巴：“来岁花前”，希望未来的岁月，像过去那样，能再次的醉倒在花前月下，只是恐怕“又是今年忆昔年”终是没有信心。
吕本中的词，不像他的诗，现实感很强，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在他的诗集中，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表现得更为深刻。而在词中，则多写风花雪月，离思别情。这自然是与词作为“艳科”所决定的。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战士血管里流的总是血，作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写的词也会流露出他的这一遗恨。
南宋的形势，大抵是战战和和，所以也有“月明花下”之时，这时主战派自是“同醉’的，因为形势喜人。然而多数的情况，却是“月暗长堤柳暗船”，正因为如此，所以主战派的人多数都被贬谪以去了，这就是“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的写照。而国势看来是无可恢复的，所以他不得哀叹；“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这就是深层次的解读。正如在《宋史·吕本中传》的最后一段“论”所说：“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吕本中，其才猷皆可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议论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另外，将三种不同时空意象叠映，借以烘托出别情之深切是此词突出的艺术特点。上片犹如两个蒙太奇镜头，对比中生出无限悲愁。同是月夜，去年月明花香，人聚同醉；今年却是月暗柳昏，人别船离。过片直写离别。结句写“来岁”思念，妙在“来岁”又包含“今年忆去年”之聚散忧乐。在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未来）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事态情思，而又相融相生，用笔极简练而情思极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