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这首诗是范成大送周必大归故里庐陵之作。该诗的首联以比喻双关的手法,写周必大飘然出朝,连夜乘船而归,突出他飘逸不群、洒脱不羁的襟怀。颔联说退隐高名是皇帝给的,并非臣子所愿,不过身退倒也使人欢欣喜悦,这就把讽刺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颈联忆当年结交,哭明日分别。尾联在后会难期的痛苦中,以年纪未老相安慰,意为来日方长,总会相见。这首诗秀整精严,情随事出,笔致苍凉动人。
首联起兴,暗含辞归之意,带起全诗,既写周必大归家时的情景,又隐含着对周必大的评价。黄鹄在此句中既可喻指周子充,又可指他回家时所乘的船。九关在此句中即指天宫,亦指京城,二者皆一语双关,体现了对周必大人品的赞誉。 “江船载月”句,颇具诗情画意。由于日夜兼程,明月也会和友人同船而行,陪伴着友人一同回还。这样,在漫长的征途上,友人也会少了许多寂寞和惆怅。此种描写,一反多数送别诗那种消沉凄苦之情,给友人以安慰和鼓舞,寄寓着宽解“奉祠”故里的朋友的情意。
颔联紧承前联而来,正面写辞官归去之事。并对此发表看法,进一步对友人做劝慰,分析和希望兼有。诗句的内容仍紧扣着“奉祠”这个中心。诗中“孤臣”与“壮士”皆指周必大。历来引退被看作邀取高洁之名的举动,但友人这一次却非本人所愿,一切皆由朝政不纲、谗佞之臣竞用所致。友人的心愿是为国效力而非邀此高名,这样的名声愈高,而君主的过失也就会愈重。反诘句的使用,使语气更加强烈,对友人遭遇的不平以及对朝政的委婉指责都可从中悟出。
下句“身退聊开壮士颜”,由黄庭坚《谢何十三送蟹》诗中点化而来,诗中云: “风味可解壮士颜。”此句是说不“身退”,职务在身,而无法尽责,就会心怀惭愧,不可能“开颜”了。 如今你虽然是奉祠还乡,但就此脱离了纷繁多变的官宦生涯,得以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更何况大丈夫能伸能屈,来日方长,以后再出山完全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一次你就暂且高兴一番吧。诗句虽脱胎于前人,但用在此处贴切自然,毫无拼凑之嫌。
颈联抒写情谊,形成转折,转入对周必大友情的追忆及后事的预料。“倾盖当年真旦暮”,这句是说回想当年诗人与周必大初见就情投意合,长为知已,这一切好像在朝夕之间、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而明天则“沾巾明日有河山”,从此一别河山险阻,情长莫及,想起这些就不由得使人泪落湿巾。诗人从回顾“当年”与瞻望“明日”落笔,把痛惜“当年”相处之日短,憾恨“明日”、“河山”之远隔这两种不同的感情融汇在一联之中,两相对照,由此而强调出自己与周必大情谊之深厚。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之句,范成大借用此意,以“沾巾”隐指相别。
“沾巾明日有河山”即在感叹从此相别,一在临安,一在庐陵,河山远隔,再见日难,挚友相思,情何以堪。这样,范成大与友人意趣相投。情深谊长,相送惜别之情,就在这忆昔思别之中,得到了巧妙的发挥。作为律诗,颈联必须用对仗,此联也是一样,且对仗工整平稳。如“倾盖”对“沾巾”、“当年”对“明日”、“真”对“有”,都是工对,而“旦"和“暮”、“河”和“山”则都是句中自对,然后在上下句中“旦暮”对“河山”。本来“旦暮”属于名词中的时间类, “河山”属于名词中的地理类,两者相对,不算工对,但由于它们都已在句中自对,所以也就是工对了。
尾联紧承颈联,进一步抒发诗人自己的感慨,表共勉之意,归结全诗。这两句是说,如今二人相对,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鬓角都还未染上白色,但再会之日或迟或早却难以预料了。到那时,不要说我们时值暮年,就是生生死死也恐怕说不上来了。“后期”用了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 “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的典故。尾联第一句表面上虽是说重逢之期难以逆料,但观石湖本意,则希望曾觌一类小人即遭远斥,刚正之士再为重用,自己与朋友也可很快重逢的心意,自是再明白不过了。末句说犹堪喜慰者,相互皆属年青,来日方长,正宜好自珍重。石湖以此解慰朋友。并示共勉之意。
末尾四句,一气呵成,情深意切,读来催人泪下。这里边既有对挚友之情、离别之苦的倾诉,也有对家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患,流畅自然的笔调,将各种复杂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悲则悲矣,但悲之有物,非无病呻吟,毫无做作之态。诗以情动人,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综观全诗,这首诗从多方面写送别,诗中有对辞官归去的故友的宽解,有对品格刚正的友人的赞赏,有对朋友间探厚情谊的抒写,有安慰朋友的表达,内涵极为丰富,却又自始至终地围绕着诗题展开。写送别情意真挚动人,但绝不落凄切缠绵的俗套,情感显得豁达慷慨,深沉而爽朗。诗为七律,格律谨严,对仗工整,无华丽堆砌之辞藻,而具清丽雅逸的情致。人评石湖诗,说其七律“极有樊川(杜牧)英爽俊逸之风”,这首送别诗正显示了石湖律诗精雅温润的特色。
这首散曲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小令描写了往年元宵节的热闹、欢乐气氛,同时又写了写作当年元宵节的冷清,百姓的愁怨。今昔对比,反映出明代国家日渐衰败,百姓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形,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对官府的残酷统治表示强烈不满。
此曲用“今岁”、“往岁”的对比手法, 描写了元宵节冷落的景象。“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 怨也千家。”正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况和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懑情绪。据《尧山堂外纪》载:“弘治、正德时,‘高邮元宵最盛, 好事者多携佳灯美酒, 即西楼为乐。……后经荒岁苛政, 闾阎凋敝, 良宵遂索然矣。’”这段话正可做为这首小令的最佳注脚。
这首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读。表层的,亦即文本的层面,可以说是写怀念朋友、亦即词中所说的“此人”。“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去年的这个时候,在一个月明之夜的花下,这是一个非常美丽而又幽静的环境。当时作者和友人都喝醉了,其情也是非常动人的。按照宋时的习惯,有酒宴,就一定有歌妓侍宴。大的背景是月下、花前,如此幽静。而具体到酒宴上,却又是红烛光摇,翠袖持觞。正如晏几道在他的《鹧鸪天》中说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又是何等的旖旎。将灯红酒绿,轻歌妙舞,置于如此清丽幽雅的环境之下,真个可谓是人间天上,无怪他们都要喝醉了。接下来却是一跌:“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这个落差极大。今夜作者却独自在江边,月亮是昏暗的,所以照见长堤也是这般的昏暗。昏暗的长堤,可谓全无生气,别说歌筵酒宴,竟是连一个送行的朋友也没有。而船在这柳阴之下,更显出没一丝生气。因为船既是“暗”的,说明船中连孤灯也没有一盏。
下片由自己的无聊,转向了他所思念的朋友:“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此人在哪里呢。说明他们之间,连信息也没有通过。这就更加令人挂念了。他不说自己思此人之愁,而偏说是此人“带我离愁”而去的,则虽不知此人现在何处,但作者的愁却是长伴着他的,他在什么地方,作者的愁也在什么地方。“江外去”,是虽不知处,但不是在长江之边,却是可以肯定的了。最后想结一个光明的尾巴:“来岁花前”,希望未来的岁月,像过去那样,能再次的醉倒在花前月下,只是恐怕“又是今年忆昔年”终是没有信心。
吕本中的词,不像他的诗,现实感很强,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在他的诗集中,比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表现得更为深刻。而在词中,则多写风花雪月,离思别情。这自然是与词作为“艳科”所决定的。但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战士血管里流的总是血,作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写的词也会流露出他的这一遗恨。
南宋的形势,大抵是战战和和,所以也有“月明花下”之时,这时主战派自是“同醉’的,因为形势喜人。然而多数的情况,却是“月暗长堤柳暗船”,正因为如此,所以主战派的人多数都被贬谪以去了,这就是“此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的写照。而国势看来是无可恢复的,所以他不得哀叹;“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这就是深层次的解读。正如在《宋史·吕本中传》的最后一段“论”所说:“传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绍兴之世,吕颐浩、秦桧在相位,虽有君子,岂得尽其志,宋之不能图复中原,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乎?若常同……吕本中,其才猷皆可经邦,其风节皆可以厉世,然皆议论不合,奉祠去国,可为永慨矣。”
另外,将三种不同时空意象叠映,借以烘托出别情之深切是此词突出的艺术特点。上片犹如两个蒙太奇镜头,对比中生出无限悲愁。同是月夜,去年月明花香,人聚同醉;今年却是月暗柳昏,人别船离。过片直写离别。结句写“来岁”思念,妙在“来岁”又包含“今年忆去年”之聚散忧乐。在时间的三维(过去、现在、未来)上表现出三种不同的事态情思,而又相融相生,用笔极简练而情思极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