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富于民歌风味的船歌。全诗以清新灵妙的笔触写出了兰溪的山水之美及渔家的欢乐之情。

　　歌唱当地风光的民歌，除有特殊背景外（如刘禹锡《踏歌词》）取景多在日间。因为在丽日艳阳照映下，一切景物都显得生气蓬勃、鲜妍明媚，得以充分展示出它们的美。此篇却独出心裁，选取夜间作背景，歌咏江南山水胜地另一种人们不大注意的美。这是它在取材、构思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凉月如眉挂柳湾”“凉月”二字，既写出月色秀郎，又点出春雨过后凉爽宜人的气候。“挂柳湾”，使人想象月挂梢头，光泻兰溪，细绦弄影，溪月相映增辉的情景。

　　“越中山色镜中看”是低头观看溪水，把兰溪山水写得极为飘逸迷人。“镜”，是喻溪水，并且暗示出月光的明洁，溪面的平静，水色的清澈。这里，诗人没有着意渲染疏星秀月，夹岸青山，只说了“镜中看”三字，而丰富的韵致恰恰就在这里。它启发读者去想象那幽雅的兰溪山色，在溪水的倒影中，摇曳生姿，朦胧而飘渺，使人如坠入仙境一般。淡淡的笔墨，描绘出一个多么美妙的艺术境界。

　　这两句是诗人的视觉感受。首句是仰望天空。次句写俯察，一俯一仰，景象清新。“凉月如眉”，“山色镜中”，都是比喻一明喻山色之形，一暗喻溪水明净。挂字比拟，看字更点明人在景色之中。闪光水色有了人的活动，则更显得灵动，跟显生机，使兰溪有胜似仙境之感。

　　“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船继续前行，不觉意间已从平缓如镜的水面驶到滩头。听到滩声哗哗，诗人才联想到连日春雨，兰溪水涨，滩声听起来也变得更加急骤了。在滩声中，似乎时不时听到鱼儿逆水而行时发出的泼刺声，诗人又不禁想到，这该是撒欢的鲤鱼趁着春江涨水，在奔滩而上了。南方二三月间桃花开时，每有绵绵春雨。这种持续不断的细雨，能使江水上涨，却不会使水色变浑，所以次句有水清如镜的描写，如果是北方的桃花汛，则自无“山色镜中看”的清澈之景。由此可见诗人观察事物描写景物的真切。因是夜中行舟，夜色本来比较黯淡朦胧，这里特意选用“桃花雨”的字面，感觉印象中便增添了黑暗的冬天色彩；夜间本来比较宁静，这里特意写到鲤鱼上滩的声响，遂使静夜增添了活泼的生命跃动气息。实际上，这里所写的“三月桃花雨”与“鲤鱼来上滩”都不是目接之景，前者因滩声喧哗而有此联想，后者因游鱼泼刺而有此猜测。两者都是诗人的想象之景。正因为多了这一层想像的因素，诗情便显得更为浓郁。

　　这首诗，从头至尾没有写到“人”，也没有写到“情”，而读来却使人感到景中有人，景中有情。诗人将山水的明丽动人，月色的清爽皎洁，渔民的欣快欢畅，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明澈秀丽的画卷中，读后给人以如临其境的美感。从诗的结构看，前二句是静景，后二句是动景，结句尤为生动传神，一笔勾勒，把整个画面画活了，使人感到美好的兰溪山水充满蓬勃生机，是全诗最精彩的点睛之笔。

　　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小诗，诗中抒发了诗人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诗的前两句极力渲染了诗人青年时期出征的豪迈气概。弓箭在霞光中闪耀着光辉，宝剑照耀着寒霜，在凛冽的秋风之中，诗人驰出了京城，奔赴为国效力的疆场；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报国的豪情壮志表现得十分充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者用诗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决心，说只要国家的河追地区没有收复，自己就不打算回头望一望故乡。这比汉代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话更进了一步。

　　这首诗先描写，后抒情，两者结合紧密。诗人把雕弓、宝剑、夜光、秋风，走马等形象集中起来，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描写之中充溢着诗人的报国热情。抒情时，诗人抓住了对国土丧失的痛惜，直述以国为家，先国后家的决心。这首诗语言简炼、生动，节奏感强。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

　　这首词写女子月夜的相思之情，以女主人公的严妆丽容以及鸳枕明月为衬，表现其孤栖与寂寞。

　　起拍二句，从最具有女性生活特征的化妆着笔，写出女子年轻貌美的形象。“扑蕊添黄子”，谓取花蕊以为面饰。古人制作化妆品，多取材于自然，所以将黄色的花粉作为额黄妆的饰品。“呵花满翠鬟”，说吹花后把花满戴于发髻之上。接下三句，转换抒写角度，不再写动态的人物，转而写静境中的感情世界，情致也变得深婉。“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三五之夜，则月欲明矣，则思愈炽矣。于是乎，对芳颜，扑蕊、呵花以自消遣。女子被封闭在闺房内，阗然独处，无人相问，只有鸳枕、屏山相伴，尤其是十五月圆之夜，更觉无限孤独寂寞。

　　此词通过白描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情绪。词中女主人公月夜独卧，不仅在前以严妆丽容为衬，其后又以“鸳枕”“月明”为衬，鸳枕独托面容，月明偏照芳颜，主人公那孤寂、相思之苦自在不言中。其中，“扑蕊”“呵花”两个细节的描写，用语精细奇妙，而又使人耳目一新。

　　有人将此词解释为写男女双方幽会的情景，说开头两句写女子着意妆饰，表现了她准备欢会时喜悦的心情；后三句是对相会时的具体描写。聊备一说。

　　《短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古乐府中有《长歌行》与《短歌行》之分，关于二者的命意，《乐府解题》有两种说法：一是“言人寿命长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一是“歌声之长短耳，非言寿命也”。在李白之前，以此题为诗者，多为慨叹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李白的这首诗，却以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精神，在喟叹生命短促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生的珍惜，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时间本是个抽象的概念，用“白日”来指代，便成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了。“短短”两个叠字，强调它稍纵即逝。由时光的流逝，自然联想到人生易老，年华难驻。这样，诗意自然而然地转到对光阴的珍惜。起首两句，貌似平平，实则恰到好处。既开门见山点明题意，又为诗意的拓展预留地步，而且格调质补，语势流走，转承自然。

　　时间永恒，无始无终，漫漫无垠；生命短暂，代谢荣衰，转瞬即逝。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强烈的反差，进一步驰骋瑰丽神奇的想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上句从“空间”角度极言天宇浩瀚无垠；下句则从“时间”角度感叹光阴的永恒漫长。“万劫太极”，何其久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那曾经见过东海三次变为桑田的麻姑仙女，如今也已两鬓斑白了。这种浪漫的夸张只能出自李白的笔下。据传为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东王公常和玉女用箭作投壶游戏，每次要投一千二百支，若未投中，天便开口大笑，这就是下界所见到的电光。如今这种电闪雷鸣已历成千上亿次了。诗人巧妙地把这两个故事融入诗篇，将人们带进奇伟的神仙世界。这里有苍茫的穹宇，人世的兴替，麻姑仙女蝉鬓染霜，天公玉女嬉戏作乐，倏忽又是雷鸣电闪，风雨将至……，多么光怪陆离，神奇而诡谲!这些奇异的境界，极其有力地渲染铺排了“万劫太极长”的内涵。至此，空间的浩渺、时间的无垠，通过诗人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继而，诗人笔锋一转，拓出另一番意境。

　　“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诗人要揽住为太阳驾车的六条神龙，把太阳所乘之车挂在东方“日出之所”的扶桑树上，用北斗作酒勺盛满美酒，请六龙各饮一杯。这样便会使时光停歇下来，人生似乎便能得以长久。结尾二句道出诗人的意愿：“富贵非吾愿，与人驻颜光。”自古帝王们，即使秦皇、汉武一代雄主，也无不遣人访神仙，求长生，无非为了富贵永久。诗人要揽六龙、回朝日，“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绝非为个人富贵。对他人，为的是“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对诗人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要拯物济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像大鹏一样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暂时受挫，也要“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吧。唐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对诗人的意蕴似乎应作如是观。

　　纵观全诗，诗人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美丽的神话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塑造出瑰奇壮观，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文辞如行云流水，极富表现力，体现了诗人雄奇奔放，清新飘逸的风格。他以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襟和气魄，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从思想到艺术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继承借鉴前人的同时作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北斗酌美酒”就是反用《诗·小雅·大东》“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典故。前人的《短歌行》在慨叹人生短促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的颓废情绪。同样的歌题，在李白的笔下，虽也同样发出“百年苦易满”的叹喟，然而，全诗贯穿的却是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基调。这是诗人的个性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使然。再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吾令曦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徜徉”。李白显然对此是有所借鉴的。但同样的素材到他手里，便刻意铺排为新颖、诡谲的艺术境界、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涵。“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活动。”（黑格尔语）李白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这一论断。正如皮日休对他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李白是当之无愧的。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