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叙写送行惜别的词作。词人为心上人送行，首二句所描绘的农家景致是他们临分手之处：“疏篱曲径田家小，云树开清晓”，“疏篱”、“曲径”是典型的农家景致，也是词人于清晨所见近处之景，再往远处看，笼罩在树林上的云雾渐渐地散开，时间到了清晨，分手的时分已在即。“曲径”，唐诗人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此外，“云树开清晓”句，似化用秦观《满庭芳》词中“晓色云开”句，但周词的词序颠倒，所以这里的“开”字似更为精炼。“天寒山色有无中，野外一声钟起、送孤篷”，三、四两句承上而来，词人的目光依旧停留在远处，但见晨雾迷漫，带着寒气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分别的时刻终于到了，四野一片寂静，只见远处山寺钟声传来，这给凄清的送别场面又增添了一层感伤色彩。“天寒”句，化用王维《汉江临泛》中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词作上片以“疏篱”、“曲径”、“田家”、“云树”、“山色”、“孤篷”、“野外”等描绘一幅素淡画面，画面极为清静淡雅，再衬以钟声，使得画面富有动感，在这种环境中送别，心境自然是凄凉而忧郁的。
词作下片转而叙写自己的心情。但词人并不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来表达，而是以一个个动作和画面来达到表述之目的。“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这是说送走心上人后，感到寒意袭人和愁意缠绕心间，于是便添加衣服，策马扬鞭去找驿站，买些酒来驱寒解愁。“亭堠”，亦作亭堡，原为侦察、瞭望的岗亭。《后汉书·光武纪》载：“筑亭堠修烽燧。”这里当是指古代废置之亭堠，已改为置酒供行人休息场所。因前文已交代“天寒”，故此遂有“添衣”，但实质上是写词人之心寒愁浓。词人又写自己急急忙忙地寻找亭堠，说明其离愁之浓重。“愁抱”一句是全词中唯一的直抒其情，“惟宜”二字，强调了一种无可奈何之情，亦可理解为本词的主旨。歇拍二句，词人又忽地转入写景，“菰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词人饮罢解愁之酒，又匆匆上路，马蹄声声，惊散了池塘旁水草中尚在熟睡的鸭子，但很快它们又成双地聚在一起睡着了。宋诗人黄庭坚《睡鸭》诗有：“天下真成长会合，两凫相依睡秋江。”这本是乡野常见之景，然实是词人有感而发，借此以衬托自己的孤单，寄托自己的“愁抱”。正如江淹《别赋》中所写：“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词作下片以“添衣”、“策马”、“寻亭堠”一系列行动，及鸭睡陂塘之景，侧面写出了词人送别心上人之后无法抒发的“愁抱”，也暗示出词人是位羁旅在外的行人。他似要极力在词作中淡化自己的愁绪，然仍抑止不住地流露出来。
全词炼字度句，精炼含蓄，疏密相间，勾勒微妙，语言深沉，格调超然。
上片写旅途中冒雨赶路的辛劳以及归来后歇宿的情景。词一开始，就描绘出苏轼带着酒意冒着山中阵雨匆匆赶路的形象。带酒冲山雨”，苏轼的劳苦以至于狼狈不言而喻（这同苏轼在黄州时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不可同日而语）。接着便转到写归来后酣睡的情景。当他赶回凤翔城时，已是傍晚时分，天已放晴，苏轼似乎什么也顾不上，连衣服都没有脱，就躺在床上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真香，连城里报晓的钟鼓声都没有听到。以上两句叙述，除了写出天气变化，表示人已归来（由“钟鼓”所示）之外，主要是从侧面表现出旅途的极度疲劳。苏轼还写到夜里或清晨（李商隐有“庄生晓梦迷蝴蝶”之句）做了一个梦。“梦里栩然蝴蝶，一身轻。”此句显然是用典，而不是梦境的实录。其用意可能有两点：一是表示行旅生活（虽然是短暂的）结束后的一身轻松，二是表示自己具有源于庄周的淡泊功名的意识，因为庄周梦中化为蝴蝶，物我不分，是意味着超然物外的。
下片着重抒写归来后的牢骚情绪以及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这两句反用或借用前人诗意，集中抒发了内心的不平和牢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宋仁宗嘉祐八年正月宋选罢凤翔府任，陈希亮来代，陈氏驭下严肃，不假人辞色，而苏轼年轻气盛，每与之争议，胸中不平，时或流露于笔端。事实上，苏轼当时28岁，何谈“老去”。这大概缘于宋人的一种文化心态，喜欢称“老”。苏轼同时创作的《题宝鸡县斯飞阁》诗中的“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与此意正同。接着笔锋一转，“求田问舍笑豪英”。“求田问舍”，这一典故用来比喻辞官归隐。“笑豪英”，是说为英雄豪杰所耻笑，因为退隐等于放弃苏轼自己早年立下的报国的壮志。这句写出了苏轼进退两难的心情，而后苏轼在诗词中反复抒写这种情绪，表现了苏轼对仕途和人生的一种文化思考，凤翔之作仅仅是初露端倪。 “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是因为凤翔有东湖的缘故，这句是承上“归来”二字而言，又与开头写马在雨水泥泞中艰难跋涉的情景相呼应，表现出苏轼此次行役归来后轻松、欣慰的心情。
全词，先描写苏轼旅途的生活情景，再由景入情抒发感慨，反映了苏轼摆脱了仕宦名利、红尘俗务的束缚，以及旷达潇散淡然的人生情怀。
这是琴曲，属正宫。苏轼词集原不载。同时郭祥玉效作一首。序云：“予甥以子瞻所作《醉翁操》见寄，未以为工也。倚其声作之。”此后，辛弃疾作一首，始编入集中，即正式沿用为词调。又，楼钥二首，其一和苏氏韵。宋人所作，合五首。双凋，九十一字。上片十句十平韵，下片十句八平韵。
苏轼此词就是专门为琴曲《醉翁操》这一天生绝妙之曲而谱写的。由于时代变迁，琴曲《醉翁操》原来是有其声而无其辞，此后乐谱失传，却变成有其辞而无其声。现传苏轼所作词，是否得其天籁，这就只能从语言文字中加以揣摩。
这首词上片，状写流泉之自然声响及其感人效果。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四句为鸣泉飞瀑之所谓声若环佩，创造出一个美好意境。琅然，乃玉声。《楚辞·九歌》曰：“抚长剑兮玉珥，璆锵呜兮琳琅。”此用以状流泉之声响。“清圜”二字，有用以形容月亮的，如杜甫《舟中》诗曰：“今朝云细薄，昨夜月清圆”；有用以形容荷叶的，如周邦彦《苏幕遮》词“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有用以形容声音的，如苏轼《一从花》词“钟鼓渐清圆”。这里用来说声音——琅然的流泉，清越圆转；而以夜月作陪衬。谓：在此夜月清圆而又十分幽静的山谷中，是谁弹起这一绝妙的乐曲？
“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这是上面设问的回答。谓：这是天地间自然生成的绝妙乐曲。这一绝妙乐曲，很少有人能得其妙趣，只有醉翁欧阳修能够于醉中得之，亦能理解其天然妙趣。于是，这就进一步表明了流泉声响之无限美妙。
“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一句不是正面写声响，但却说出了声响所产生的巨大感人效果。谓：在此明月之夜，“风含翠筱娟娟静，雨裹红蕖冉冉香”（杜甫《狂夫》诗句），人们因为受此美妙乐曲所陶醉，迟迟未能人眠。
“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上二句说一般人听此曲听得入了迷，此二句说这一乐曲如何打动了荷蒉者。《论语·宪问》曰：“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词作将此流泉之声响比作孔子之击磬声，用荷蒉者对击磐声的评价，颂扬流泉之自然声响。
下片描述醉翁的啸咏声及琴曲声。“醉翁啸咏。声和流泉。”二句照应上片所说，只有醉翁欧阳修才能得其天然妙趣。欧阳修曾作《醉翁亭记》于滁州。在琅琊幽谷听鸣泉，且啸且咏，乐而忘返，天籁人籁，完全融为一体。
“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二句说醉翁离开滁州，流泉失去知音，只留下自然声响，但此自然声响，朝夕吟咏，似带有怨恨情绪。“怨”为平声，作名词解。
“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二句说时光流转，山川变换。琅琊诸峰，林壑尤美，并非永远保持原状。童颠，指山无草木。谓：蔚然而深秀之琅琊，有时候也将失去其奇丽景象。至于水，同样也不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往前流动的。因此，琅琊幽谷之呜泉也就不可能完美地保留下来。
“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二句说山川变换，人事变换，人们因鸣泉而念及醉翁，而醉翁却已化仙而去。《十洲记》载：蓬莱山周回五千里，有圆海绕山，无风而洪波百丈，不可往来。唯飞仙能到其处耳。词作用此典，意即醉翁化为飞仙，一去不复返，鸣泉之美妙，也就再也无人聆赏了。
但是，“此意在人问，试听徽外三两弦。”二句说鸣泉虽不复存在，醉翁也已化为飞仙，但鸣泉之美妙乐曲，醉翁所追求之绝妙意境，却仍然留存人间，这就是琴曲《醉翁操》。因为琴曲《醉翁操》乃鸣泉之另一知音沈遵，以琴声描摹下来的乐曲，同是鸣泉之天然和声。词作最后将着眼点落在琴声上，突出了全词的主题。
从词意上看，词作写鸣泉及其和声，能将无形之声响写得如此真实可感，如果不是对于大自然的造化之工有着真切的体验，无论如何也不能臻于此境。而且，从格式上看，词作句式及字声配搭非常奇特。开头四句，“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只有一个仄声字（“响”）。其余都是平声。接着两句亦然。这样的安排，恐怕与此曲所属宫调有关。同时，上二下两结句作七言拗句，上结“曰（入作去）有（上代平）心也（阳上作去）哉此贤”与下结“试听徽外三两弦”，四声相合，当也是特意安排（据盛配《词调订律》卷二十二）。这都是琴曲韵度所留下的音乐印记。
全词节奏鲜明，韵脚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其中画面感十足，于乐曲搭配更见绝妙，实为不可多得的佳作，无怪乎清代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中评价本词“清绝、高绝，不许俗人问津”。
这首七律描绘了酷暑雷雨过后的自然景象，抒发了诗人感受雨后新凉的舒畅喜悦的心情。
首联、颈联都描绘雨晴的景象，首联写天空。
“天缺西南江面清，纤云不动小滩横。”中“天缺西南”写西南方的天已露出了蔚蓝，标示出“晴”，“江面清”三字是以江南的清平湛蓝来比喻天空西南方的晴明之色。“纤云不动”，写白云纹丝不动。“小滩横”三字承接“江面清”，比喻一抹云如横在江面的小滩。这两句前四字都用白描手法绘实景，后三字都用比喻对实景加以形容，两个比喻前后照应，使二句之景融为一体，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富于立体感。
颔联“墙头语鹊衣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里，诗人的视线，由于鹊叫自然地由仰视转为平视，描写由形为主转声为主。“犹湿”，即写出雨后初晴，又表现了鹊的情态活泼可爱。下句，随“残雷”的低响，描写形声兼顾转以写声为主。“气未平”三字写雷声不甘于立即销声匿迹。这一联，鹊能“语”又有“衣”，雷能“残”又有“气”，运用了拟人手法，使诗句富有生气。清脆的鹊语与低沉的残雷形成对比，和谐一致，交织成一首雨晴时大自然的交晌曲。
颈联用叙事抒发雨睛的喜悦。
“尽取微凉供稳睡，急搜奇句报新晴。”雨后微凉引起睡意，雨后新晴牵动诗情，但诗情胜过睡意。“尽取”、“急搜”、“微凉”、“稳睡”、“奇句”、“新晴”这六个带修饰语的词，使两个记事诗句具体可感。“供”字写自然给人的提供。“报”字写人对自然的回报，这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尾联两句仍叙事，事中有景，景中寓情。
“卧看星河尽意明”一句化用杜牧的“卧看牵牛织女星”，只是没有小杜诗句的寂寞感，而是兴致盎然。“尽意”二字，不仅描绘星河的明澈，更赋予星河以生命，让它充分绽放光彩，也采报答雨后的新睛。
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鹊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弘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旱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