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照邻这首《雨雪曲》是一首边塞诗。此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诗中所包含的戏剧化元素,表现为自相矛盾及对立世界的混合。
诗中写冰雪将长城装扮成一个银和玉的宫殿,神仙的宫殿。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中国的军队正覆没在这里。诗中恰当地保持了“省略战争”的手法,但长城的肃穆景象后面隐藏着征人大量死亡的残暴事件,而长城上空云层“平”展, “平”的另一意义是“平定”。“节旄零落”具有讽刺意义,“零落”一词经常与秋天树木的落叶相联系。征人们全部牺牲了,他们的旗帜像秋天的树叶一样轻柔地飘落地上,而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若只看到平静景象和琼玉般关塞的读者也未观察到这一点。他们的“名”,功名,在字面上又指征人的名字,但除了不知名的死者外,整个场面空无一人。
卢照邻这首《雨雪曲》是一首边塞化。此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化中所包含的戏剧化元素,表现为自相矛盾及对立世界的混合。
化中写冰雪将长城装扮成一个银和玉的宫殿,神仙的宫殿。然而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中义的军队正覆没在这里。化中恰当地保持了“省略战争”的手法,但长城的肃穆景象后面隐藏着征人大量死亡的残暴事件,而长城上空云层“平”展, “平”的另一意义是“平定”。“节旄零落”具有讽刺意义,“零落”一词经常与秋天树木的落叶相联系。征人们全部牺牲了,他们的旗帜像秋天的树叶一样轻柔地飘落地上,而皇帝并不知道这一切,若只看到平静景象和琼玉般关塞的读者也未观察到这一点。他们的“名”,功名,在字面上又指征人的名字,但除了不知名的死者外,整个场面空无一人。
这首诗《玉台新咏》卷九题为《燕人美篇》,又作《燕人美兮歌》。这是一首表现思慕情感的诗。全诗仅六句。首二句着重写所思女子的美和诗人与她之间的阻隔,后四句写诗人的追求以及求之不遇的怅惘心绪。
诗歌一开头就热情赞美燕姬赵女的佳妙,表达一腔思慕之情。诗人不畏层峦叠嶂的阻隔,幻想以云为车,以风为马,驱风驾云去追求美的偶象。然而她们如兰似玉幽居山野深谷,难以寻觅,更何况风云飘忽无定,难以依靠。诗人的满腔情愫谁能理解呢?此诗篇幅不长,却将诗人的思慕之情写的宛曲有致,一波三折。
此诗写思慕情感,主要是通过对一种可望而不可即、求之而不可得的境界的描写来实现的。这类境界常见于古诗,如《诗经》中的《国风·秦风·蒹葭》和《国风·周南·汉广》两篇。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此诗的创作,显然曾受到这样的构思的影响。诗人并未正面直接地表白内心感情,描绘也不事藻饰,然而无限情思,尽在其中。诗歌采用的是楚歌体形式,每句嵌用“兮”字,自然形成一种略有参差,而大体整齐、和谐的节奏。同时它又是押韵的,“佳”“崖”为平声韵,“马”“野”“止”“理”为仄声韵。诗人似乎注意到了声韵与整首诗情调和意境的配合,这里,平声韵舒畅昂扬,仄声韵略显短促低沉,形成一种委婉、悠扬而又沉郁的旋律,不仅与赞美、思慕佳人而最终追求不到,无以慰藉情怀的内容相吻合,而且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律动相合拍。整首诗在谋篇布局、意象组合、用韵转意、节奏旋律上,都达到了和谐统一。
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弃疾,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弃疾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
此词上片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片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片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出自《微子》篇,长沮、桀溺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是微生亩对孔子说的话。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而实际上,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蕴含着对于世路艰难的沉重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无比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慷慨悲歌,豪情万丈,可以入词;小桥流水,也可以入词。这首词以柔美的曲调,表现出男女相怨的私情。
作品虽以大量篇幅写一女子,但是全篇的主题却是表现爱恋这个女子的一位男子的相思之情;女子的形象,仅是在这位男子的想象中出现的。这是词的成功之处。词的上片,全以虚拟之笔,想象女子在春日思念男主人公的情状。虽是虚写,却逼真细致,情景历历,宛然在目。首先,作者即描写那个女子所独自居住的环境。那是一个幽深静谧的小小院落。由于情人的远离,这深闺之中没有了欢声笑语,因而日间气氛空寂得令人难耐。更可恼的是,时当春日,天气冷暖阴晴没个准,使人觉得心绪也愈发烦乱了。天气之阴晴不定,暗喻女子思念情人时心情的起伏变化,意思极为含蓄。“春未足,闺愁难寄,琴心谁与?”接下来三句,由景入情,正面点出女子的怨情。琴心,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这里是为女方设想:闺中寂闷,无可交通心事之人,当此春昼,她如何排遣满腹愁怨呢?
以下由写情转入写事。“曲径”、“虚阑”二句,是一组工整而流畅的对仗,意在进一步刻画女子此刻之无聊。抒情男主人公设想,他的情人此时感觉万般无聊,于是找些游戏来打发光阴。她时而在幽曲的花径里穿进穿出地扑捉蝴蝶,时而斜倚栏干在阳光下教鹦鹉说话……可是这些做法都没能帮她驱走忧愁。有时她一抬头,院中杨柳枝条飞舞之态又使她思绪万千。上片末“笑十三杨柳女儿腰,东风舞”二句,意思是说:女子看到婀娜的杨柳在春风中自在摇动,恰如十三岁小女孩儿无忧无虑地扭腰作舞,她感到这种不知忧愁的张狂轻浮之态十分好笑。一“笑”字将女子因物兴感、情绪更加烦乱的心态点化出来了。
词的下片,将相思之情写得更加凄婉动人。过片的四个三字句,写女子黄昏之后的孤苦愁闷。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云外月,喻心期阻隔,情人不得相见;风前絮,喻愁恨之绵绵不断。这四句,使人宛然见女子春夜枯坐空闺、如泣如诉之状。“想绮窗今夜,为谁凝伫”二句,将此夜女子悄然伫立,相思之情更深更苦的情态,准确地刻画出来。这里出以问句,更显出多情的男主人公对女方的无限关切。是全篇的高潮,也是抒情的“词眼”所在。一“想”字笼罩前后文,关合男女双方。有此二句,点明了前文一大篇描写皆非实景,而是“今夜”所“想”。有此二句,才由虚拟与悬想巧妙地过渡到实写,从而正面描写出男主人公一往情深的相思心理。“洛浦”与“秦楼”二句,即承“想”字而来,利用典故抒写自己怀想情人却无缘相会的痛苦。
这“洛浦”与“秦楼”二句,借用了二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是正用,写自己梦见情人,醒后一切成空;后一个典故是反用,叹息出双入对的情侣天各一方。
篇末“正黄昏时候杏花寒,廉纤雨(细雨)”,以景物的描写显示抒情主人公满目所见,无非令人断肠之物而已。无限的哀感顽艳之情,融入春日黄昏景色之中,愈发显得愁绪无边,韵味深长。全词的结尾是以写景来抒情、语尽而情不尽的妙笔。全词情景交融,章法穿插变化,风格沉郁顿挫,用语典雅精丽,不失为一篇佳作。
诗的起首两句紧扣题目中的“思”字,把笔势展开:“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了对中原、汴京的怀念:中原邈远,道路绵长;礼乐典制、世家大族所聚的汴京,天各一方。这两句为下边的抒写拓广了领域。所谓“路何长”,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从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到淮河南岸重镇淮阴,不过千里路程;从淮阴渡淮河,进入中原,可以朝发夕至;如从荆州、襄阳一带北上中原,轻骑兼日可达。作者在他的《西吴曲·忆襄阳》一首词里说过:“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英雄,肠断剑锋冷。”可见“文物衣冠天一方”的距离,不是空间辽远所造成,而是人为的政治因素所造成。从隆兴议和之后,宋廷畏金如虎,“恪守”协议,即使近在咫尺之地,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至于恢复中原,更非所想,年复一年,而形势如故,志士怎能不为之凄然伤怀!
颔联“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转到了自己方面,追想当年曾为国家挥洒过血泪。这里指他早年向朝廷上书陈述恢复方略而言。他的孤忠并没有受到赏识,他的才略没有得到施展,空落得四处流浪。他在《念奴娇·留别辛稼轩》中说:“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表现出他的怀才不遇的哀怨情绪,这几句词语,也正是“独有孤臣挥血泪”诗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下句慨叹当时没有奇杰的人物象他那样上书朝廷,力陈恢复大计。天阊,即天门,出自《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这里指朝廷。这一联诗句反映了当时朝政萎弱不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朝廷仍抱有幻想,认为多几个奇杰人物把天门叫开,据理力争,就会震动“宸衷”,幡然醒悟,使国家兴复。是不是可能呢?在隆兴议和之后,最早叫天门的奇杰人物是辛稼轩,他曾向孝宗皇帝上《美芹十论》,全面论述兴复方略,洋洋洒洒达数万言,结果呢,只不过叫他当个小小的朝官司农寺主簿,一个很有军事韬略的人物,却分配去管理农业生产。孝宗末年又一个叫天门的人物是陈亮,曾向孝宗连上三书,力倡恢复,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激怒了一批官僚,交相攻击,斥之为“狂怪之士”。事实证明,隆兴和议之后,宋廷君臣已被吓破了胆,根本不会振作起来,不管有多少奇杰人物齐集天门叫喊也是枉然。我们不能要求诗人对宋廷的腐朽虚弱本质有全面的认识,他的爱国精神毕竟是可贵的,这一联诗句感情激越,忠愤之气溢于言外,有振聋发聩之力。
颈联“关河夜月冰霜重,宫殿春风草木荒。”宕开一笔,思绪集中到边疆,集中到汴京方面。“冰霜重”是说天气严寒,这只是表面意思,它的真正内涵是说宋军无力闯过边关,挺进中原,使得恢复汴京渺茫无期。“宫殿”承首联次句。春风吹来,本是草木争荣的时候,而汴京的帝王宫殿因为处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在春天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那么,广大人民呢?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了。陆游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里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达了金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深盼南师的情意。这个意思在此联里也可体会得到。在艺术上对仗精切,而气韵流动,饶有唐人风味。
尾联“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再转到自己方面。上句承第三句,表明过去挥洒过血泪,现在报主之志仍然未衰。下句用的是龙泉剑的典故。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五,诚信高洁之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后被沉埋于丰城监狱下的地层中。《晋书·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这里诗人用来自比,虽被沉埋而精光不灭,仍然可以上插于天。这是壮语,也是真情语,他早在《下第》诗中就有“振海潮声春汹涌,插天剑气夜峥嵘”之句,这里再次用这个典故,表现出诗人的坚强性格,它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是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思想感情往往是通过“报主”“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应以其人的事业成败,或是否有实际行动来论的。
七律难在发端和结句,发端要放得开,要气象宏远;结语要收得住,要辞尽而意不尽。这首诗以悲语起,先把视线伸到中原,伸到汴京,颔联倒插,追忆当年挥洒血泪,颈联再推拓开去,把视线伸到边疆,再伸到汴京,最后以壮语作结,全诗开阖变化神完气足,过接自然,在七言律诗中是一首形式完美、情感动人的佳作。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