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仿照《楚辞·招魂》,用“些”字做韵脚,来题写他的新居——瓢泉,读来十分新颖,别有一番悠远飘忽的音调之美。该词上阕是劝说瓢泉不要流出山外到大海去。词人对尘世的污浊、险恶、横暴,作了一番厌恶的描述,告诫泉水不要与之同流合污,助纣为虐。下阕是诱导瓢泉留在山中,与自己做伴。全词借泉抒怀,寓情于泉,结构紧凑,表达了作者清高自守,绝不与恶浊社会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
上阕起笔二句,从视、听觉来写,表达了作者对泉水的欣赏、赞美之情。“清佩琼瑶”是以玉佩声形容泉水的优美声响;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曾写道:“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镜秋毫”是可以照见的秋生羽毛之末来形容泉水的明净。这两句给瓢泉以定性的评价,表明了山泉能保持其可爱的本色,以下通过泉水所处的三种不同状态,来反映作者对泉水命运的设想、担忧及警告。这些刻画,正好用以反衬起笔二句,突出“出山泉水浊”之意。
首先劝阻泉水不要出山(去此)去流昏涨腻,生长蓬蒿。“流昏涨腻”取意于杜牧《阿房宫赋》“谓流涨腻,弃脂水也”“虎豹”句,用《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和“此皆甘人”。虎豹以人为美食,渴了要饮泉水,它岂同于猿猱(之与人无害),不要为其所用。
“大而流江海”三句,反用《庄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对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的语意,谓水积而成大江海,可以视大舟如草叶而倾覆之,泉水不要去推波助澜,参预其事。这些都是设想泉水不能自守而主动混入恶浊之中,遭到损害而又害人的危险情况。以上几种描述,想象合理,恰符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
下阕作者自叙,贞洁自守,愤世嫉俗之意。路险山高,块然独处,说明作者对当前所处污浊险恶环境的认识。故小隐于此,长与瓢泉为友,以期求得下文所描写的“三乐”即“饮酒之乐”、“品茶之乐”、“安贫之乐”。词的上下阕恰好形成对比。前者由清泉指出有“三险”,后者则由“无聊”想到有“三乐”。其实“三乐”仍是愤世嫉俗的变相发泄。瓢泉甘洌,可酿松醪(松膏所酿之酒),写饮酒之乐,实寓借酒消愁;瓢泉澄澈,可煮龙凤茶,品茗闲居,却不被世用;最后写安贫之乐,古人既往,聊寻同调,则与“一箪食一瓢饮”颜回一样的便是同志。箪瓢之“瓢”与“瓢”泉之“瓢”恰同字,以此相关,契合无间。
总观全词,可以用刘辰翁对辛词的评语:“谗摈销,白发横生,亦如刘越石。陷绝失望,花时中酒,托之陶写,淋漓慷慨”(《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来领略这首词的思想情调。瓢泉的闲居并未能使作者的心情平静下来,反而是郁积了满腔的愤怒。流露出的对官场混浊,世运衰颓的憎恶并不是衰婉之调,而是一种激昂之声。不可以视之为“流连光景,志业之终”。尽管词的上片阕似乎构成了不和谐的画面。(上去阕多激愤,下阕多欢乐),但贯通一气的还是愤懑,不同流合污,自守贞洁的浩然之气。这就是刘辰翁所说的“英雄感怆,有在常情之外,其难言者未必区区妇人孺子间也”。寓悲愤于欢乐之中,益感其悲愤的沉重。“含泪的微笑”大概是最悲愤不过的了。
这首词是词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以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作韵脚的惯例,而是用《楚辞》语尾字“些”作后缀的尾字,又另用平声“萧、肴、豪”韵部的字作实际的韵脚,这就是所谓的长尾韵。这种格律声韵具有和谐回应的美,犹如是有两个韵脚在起作用。
其一:这首诗从触发、联想展开情感活动。女主人公住近渡口,每天沿河上下的船只从门前经过;于是她就想,其中也许有从江南来的船。丈夫在江南的某地长久不归。既然有江南船,就可能有丈夫从江南寄回的书信。她可能每天都倚门望几次。每当看到渡头有船只停泊,就不免要上前去打问,可结果总是失望而归。诗中说江南船“常有”,就是说书信“总无”。然而,主人公仍把希望寄托于下一趟船来,她想:大概书信已经寄出,正在途中,所以诗的结句“寄书家中否”便是这位少妇不断幻灭又不断复生的希望。
其二:这首诗表现作者的情趣与倾向。诗人想念故乡,自然是情理之中;而喜欢梅花,则溢于言表。
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不一定是作者),是一个久在异乡的人,忽然遇上来自故乡的旧友,首先激起的自然是强烈的乡思,是急欲了解故乡风物、人事的心情。开头两句,正是以一种不加修饰、接近于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形式,传神地表达了“我”的这种感情。“故乡”一词迭见,正表现出乡思之殷:“应知”云云,迹近噜,却表现出了解乡事之情的急切,透露出一种儿童式的天真与亲切。纯用白描记言,却简洁地将“我”在特定情形下的感情、心理、神态、口吻等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其实是很省俭的笔墨。
关于“故乡事”,那是可以开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的。初唐的王绩写过一篇《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从朋旧童孩、宗族弟侄、旧园新树、茅斋宽窄、柳行疏密一直问到院果林花,仍然意犹未尽,“羁心只欲问”;而这首诗中的“我”却撇开这些,独问对方: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仿佛故乡之值得怀念,就在窗前那株寒梅。这就很有些出乎常情。但又绝非故作姿态。
一个人对故乡的怀念,总是和那些与自己过去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事、物联结在一起。所谓“乡思”,完全是一种“形象思维”,浮现在思乡者脑海中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形象或画面。故乡的亲朋故旧、山川景物、风土人情,都值得怀念。但引起亲切怀想的,有时往往是一些看来很平常、很细小的情事,这窗前的寒梅便是一例。它可能蕴含着当年家居生活亲切有趣的情事。因此,这株寒梅,就不再是一般的自然物,而成了故乡的一种象征。它已经被诗化、典型化了。因此这株寒梅也自然成了“我”的思乡之情的集中寄托。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独问“寒梅著花未”是完全符合生活逻辑的。
古代诗歌中常有这种质朴平淡而诗味浓郁的作品。它质朴到似乎不用任何技巧,实际上却包含着最高级的技巧。象这首诗中的独问寒梅,就不妨看成一种通过特殊体现一般的典型化技巧,而这种技巧却是用一种平淡质朴得如叙家常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正是所谓寓巧于朴。王绩的那首《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朴质的程度也许超过这首诗,但它那一连串的发问,其艺术力量却远远抵不上王维的这一问。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这一句看起来是问家乡的情况,但诗人只是笼统的以“故乡事”来设问,诗人心里满腹的问题一时竟不知从何问起了。这句描写出诗人的踌躇,对方的诧异。“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这一问倒令对方感到困惑,不问人事而问物事,可是正是这样一问,才是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其实诗人的真正目的,哪里是梅花啊。诗人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不知从何说起,对家乡的思念竟在这一个不经意的问题之中。
其三:这首诗以时序的递进、物候的变化,加深主人公的情感。“已见寒梅发”一句是对上一首询问寒梅著花的呼应。此句是女主人公失望的深深怨情。因为光景蹉跎,不能如期践约,此时在女主人公眼中,寒梅花发已由希望之光变为幻灭之色。不仅如此。便是这象征青春、爱情的春天,欣欣向荣的春天,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梅花开了,早春已过。百鸟叫了,仲春也已飞逝。现在是莺飞草长的暮春了。随着节序的推移,女主人公的心绪也由百无聊赖到终日惆怅,以至看花落泪、见月伤心了。以前,她觉得,时间过去一天,距离自己美好愿望的实现就近一日。现在完全是逆反心理:时间愈是过得快,幻灭就愈彻底,犹如滔滔日下的江河,无可如何。此时,鸟鸣,春草都变作主人公情感的对立物。诗人说女主人公是以一颗充满忧愁的心“视春草”,她看到愈来愈茂盛的春草眼看就要连到阶前,禁不住惶恐起来了。
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