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从整体内容来看,诗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概述时势,从开头到“破敌谁能料”;第二部分抒写情志,从“我垂北溟翼”至末。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在诗的第一部分内,诗人先以四句三个典故,写了安史之乱的征兆。这三个典故都出自《晋书》。前二个见载于《五行志》,其一云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二月,地处洛阳东北的步广里突然地陷,有黑白二色鹅出现,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作乱;其二云太安时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继尔中原大乱,琅琊、汝南、西阳、南顿、彭城五王同至江东,元帝嗣统。后一个见录于《石勒载记》,谓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这三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示了安禄山叛乱前的种种迹象,显现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局势。事情的发展果然像这些迹象所预示的那样,拥军自重的安禄山不久便率领如狼似虎的叛军,践踏了中原大地,焚烧了唐朝历代帝王的祀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杀戮,使夕阳也收敛了它的余晖。号称帝王之城的洛阳已被攻陷,整个世道变得像险峻的山势那样不可预测;往日流传于民间的“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桓谭《新论》)的俗语,这时成了对现实的绝妙讽刺;而最令人悲伤的是人民在战乱中的命运,他们被驱赶着去杀人或被杀,以致尸骨遍野,生命像落叶那样轻微渺小,纷纷败落凋零;面对连绵不断的战火兵燹,诗人展望时局,不禁发出了“破敌谁能料”的怅叹。这段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战火连天、哀鸿遍地的社会现实,读来惊心动魄。而诗人对时局、对民生、对社稷的关心和担忧,也隐寓其间。
在这样一种不断恶化的严重形势面前,素以济天下、救苍生自任的诗人虽有拯百姓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却看不到在当时实现这种抱负的现实途径,因此心情矛盾而复杂。“我垂北溟翼”一句,即透露了诗人怀有平定战乱和拯救苍生的雄心。“北溟翼”典见《庄子·逍遥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李白作有《大鹏赋》,以大鹏自喻,诗中也多自比大鹏。他在描述安史之乱的严重局面后复用此典,其意不言自明。但鉴于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那时的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平叛的力量尚未集聚并付诸实施,诗人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避乱隐居,以待时变。“且学南山豹”一句即反映了他这种以屈求伸的“心态”。“南山豹”典出《列女传》,其记陶答子妻云:“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诗人于此,正用“藏而远害”之意,但这个“藏”又不是消极无为的退避,而是“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就是积聚力量,陶冶品行,以求在时机到来时能有所为。这二句诗在内容上承上启下,是联结述时与抒怀二部分的枢纽。
接下去,诗人以轻快的笔调,先记叙了在安徽宣城与崔钦的愉快交往。“欢娱每相召”,说明诗人与崔钦在这时过往甚密,相处甚欢。胡床玉笛,仰空长啸;杨花满城,把酒临眺,友人间相得自乐、不拘形迹的情景宛然目前,令人留恋。然后诗人以“忽思”一句转入对行将前往的剡中风光的描述。水石清妙,雪明天地,风开湖山,一派风光旖旎的江南景色,读来又令人神往。“闷为洛生咏”是说心情烦闷时将诵书吟诗,加以排遣。所谓“洛生咏”,据《世说新语·轻诋篇》刘孝标注,是指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此借指吟咏诗作。这句与下句说明诗人虽然将避地剡中,过一种闲适放旷的生活,但内心并不平静,要籍诗酒来抒发烦闷。正因有这二句作衬垫,诗人下面想象避地剡中将垂钓溪岸、移舟月边的隐居生活,才显得既闲适而又迫不得已,这里也隐含了前面所说的“藏”字。诗的末四句,表露了诗人重性情、轻利禄的一贯思想,同时又可看作是对友人崔钦的好言劝慰。诗人既珍重与崔钦无拘束的交往,又对他的“华发长折腰”颇不以为然,指出不要为官禄所苦,来寻求道家清静无为的奥妙,否则将会受到陶渊明的嘲笑的。他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为人熟知的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的典故,把自己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的话含蓄道出,言意均至,颇见深情。
从整篇诗作来看,前后部分的叙述似不协调,且内容风格的反差也极明显。前者沉著悲愤,深沉中饱醮血泪;后者则轻松明快,清新中满含情谊。但过渡自然,结合巧妙,全从题意行文出发,是一篇情深意切的临别赠言。
这首词是抒怀之作。
上片头二句,写出幽静的环境。“倚栏”一句写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人也悠闲自在,倚栏欣赏着珍禽戏水。“画帘”三句,写观景后回到室内,满身还留有荷花的清香,更见其闲适。
下片前三句,直述对此景的感触,足以舒展心怀,足以清新耳目,像这样的闲静日子,平生已可满足了。结尾三句,有“对酒当歌”之意,因为他觉得光阴短促,所以人要与世无争,莫图名利。这首词在旷达之中,透露着光阴促迫之感。
第一支曲是思归之作,反映了作者人到晚年思归之迫切。首两句写作者自己的经历和现状,言浅意深,颇有反躬自省之味。作者用平淡的语调,省净的笔墨,总结自己的大半生,看似寻常,却饱含人世沧桑。这里用“燕月歌声”对“吴霜鬓影”,一面是繁华的往事,一面是已然衰老的自己,既有对美好过去的感怀,又有对未来人生的担忧和惆怅。此二句已经有了“不如归去”的意思。后两句则将作者想辞官还乡的心意挑明。这两句写的是眼前西,化用张翰“莼鲈之思”的故事,抒发自己厌官思归的情怀。这支小令是有感而作,抒发情怀,所以寥寥数语,就表现出真挚动人的情感。
第二支小令表达对人生无常,好西难久的生命感受,认为富贵荣华不过是过眼烟云,转头即空。求功博名带来的不是福,而是在种祸。这种感受表明了处于那个特定的压抑、黑暗社会之中,每个人都面临着不能自主自己命运的人生困境。同时含有规劝世人不要贪恋功名之意。
第三支曲是送别之作。开头两句用江边苍茫的西色,衬托与友人离别的凄怆心情。后两句是写送行人唱曲的心意,行人远行本来就心情低沉,送行人再反复高唱“西出阳关无故人”就会更增加友人的离愁,出于关心友人的情绪,所以送行人有意识地“《阳关》旧曲低低唱”,以免行人闻声欲断肠。这支小曲写得有西有情,表现出作者精巧的艺术构思。这首曲描写了一个送别的场面。长江畔,翠柳含烟,远远望去,一片青翠莽苍;初春季节,微风拂起,江水波光粼粼,似乎带有一丝寒意。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送行者与友人分别了。一切的“珍重”、“再见”都已经道过了,只听得那令人断肠的《阳关》旧曲在低低吟唱,因为害怕远行者听到后会更加感伤。这首曲与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但在写法上,特别是在场面选择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李白选取的场西是友人乘船离去,孤帆远影,碧空无际,长江尽头,天水相连,人们彷佛看到诗人还站在岸边,痴情地望着远方。作者的小令,却选取了友人的船只欲去未去之际,杨柳依依,波光漾漾,离歌送行,话短情长。就感情的表达来看,二者也是有区别的,李白重在抒发送行者的感受,虽有离别的怅惘,笔调却显得轻快活泼。作者的小令则善于体会行者的心情,特别是“《阳关》旧曲低低唱,只恐行人断肠”两句,对友人的一片深情表现得极为细腻体贴。其实,“断肠”者岂止行人,送行者此时亦柔肠百结,胸中充溢着离别的哀伤。曲词语言浅白,笔调舒缓,情感沉郁,亲切自然。
最后一支小令是因白居易《琵琶行》而起兴,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一种惆怅之情。“十年书剑长吁”,十年,言其多年,与“十年燕月歌声”之十年相类。“书剑”,代指文人的游宦生涯;“长吁”,即长叹,指多年的为官生涯真令人感叹。“一曲琵琶暗许”,暗许,暗中许诺,心灵达到默契境界,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琵琶行》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在白居易的诗里,琵琶女的身世引起了诗人的自省、共鸣,到了元代,故事发展了,白居易与琵琶女之间除了遭遇相类的同情,还有心灵震颤的爱情,马致远的杂剧《青衫泪》,就把白居易与琵琶女的经历敷演成由恋爱到结婚的喜剧。姚燧这里的“暗许”,已是后人从《琵琶行》生发出的意义。然而,姚燧是否在自己的情爱生涯中亦有一段隐恨呢?今天已不得而知了。或许,它只是作者在这里因地而点缀,发思古之幽情,从而对古人仕途蹭蹬所作的感慨,亦或是寄托了对友人的思绪。“月明江上别湓浦,愁听兰舟夜雨。”这两句很象姚燧自叙,他很可能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乘船离开九江,与友人分别后,最怕在木兰舟中听那淅淅沥沥的夜雨声。姚燧拜官江西,史书并未说是贬官,但此时他已为耆旧之人,加之又作外官,常常思归故里,这样,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遇时的烦闷,恰恰契合了他此时的心境。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姚燧的这首小令,是通过描写白居易的故事,抒发自己羁旅行役中的忧闷。回头再看首句:“十年书剑长吁”,即是感叹白居易的经历,似乎又是对自己忙忙碌碌于仕途的感慨了。这支曲写得比较含蓄深折,作者以衬托的手法关合自身,咏古抒怀,情韵绵邈,委婉深沉。姚燧流传下来的散曲作品并不多,然而大都舂容闲雅,江河脱俗,在元代前期散曲作家中,确实是别具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