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此词偏于实叙，用移步换形之笔，写登上南天门的观感。词原注云：“南天门尤陡峻，人多凿窑而居。”全词就在这“陡峻”二字上落墨。
形容山之高峻，前有李白的名句：“扪参历井仰胁息，以乎抚膺坐长叹。”(《蜀道难》)此词起句“引手摘星辰”，就其夸张笔法而言，显然脱胎于李诗。但李白重在写“畏途巉岩”之不可攀，渲染了人对自然的恐惧心理，此句情致则异，一“引”一“摘”两个动作，表现的是身临奇境的惊喜感，其中还颇有点欣然自得的意味呢！但既属夸张想象之笔，句意毕竟偏虚，故次句必以实写济之：“云气扑衣如湿。”用人行山中时的真切感受，来突出山的高峻。唐人有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山中留客》)“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境界差近，而此句写“云气扑衣”，便富动感，再加“如湿”二字，更有触感。以上两句虽写得语工意足，其实都不过是陪衬之笔。接着再作衬垫——“前望翠屏无路”，见得山路百折千回，盘曲异常；经这一句延岩、顿挫，突如其来地推出全篇景物中心——“忽天门中辟”。在那云气晻霭之上，忽见天门矗立眼前，犹如横亘天半，其奇峻何如？名曰“天门”，真不虚也！
下片观察景物的视点，由仰视转为俯瞰，由“天上”下观“人间”。于是，新异的情境出现了：寻常的鸡鸣狗吠声，竟从“下方”传上天来，循声望去，发现了“人住半山侧”的奇特景象。因山民凿窑而居，人行山上，窑洞的檐宇都在脚下，故曰“行踏千家檐宇”。“看炊烟斜出”一句，最为传神，依依墟里之烟，俱从窑洞中斜着飘出，这种平地罕见的生活情景，摄入词中，倒也别有一种情趣。
此词并不以赏心悦目的情景取胜，但写出身历其境的新奇感受，同样有动人的效果。这端有赖于作者选择最佳视角、捕捉特征性景物和准确传达自我心理感受的功力。
这是描写百官上朝场面的一首作品。这首诗的政治色彩很浓。皇宫豪华的气派以及百官上早朝时严肃隆重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
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早”字。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还得用蜡烛。到了宫城里，才是黎明。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晓。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走上白玉的阶陛，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衣冠端正的身上，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
这首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全诗用比较贴切的文字描写场面，虽说用到一些褒义的修辞，但是却没有出了早朝大明宫这个场面，用字很集中，并没有用使读者有更多题外思索的字眼，说白了就是意境上苍白，虽然有词藻的堆叠，可是还是落在俗套里。不过或许是场面过于宏大，诗人作为一名官员，能如此下笔已是难能可贵了。
用紫陌形容甬道，前人的诗里就有，不新鲜；对青琐的描写，也很平常；建章殿是汉代的宫殿，这里因为避讳而代指唐朝的宫殿，走了一般的路子；大臣受皇恩而得以站于凤凰池上，这更是封建社会千年的传统；至于朝朝协助君主，古代三纲中臣以君为纲讲了好几千年了，写出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可也是因为这首诗记载的场面在那个时代日日重演，所以诗还是有了历史见证一样的作用。
政治色彩浓厚的诗通常因为要表达主观上的尊重及客观上的严肃，诗写出来个性却不突出在所难免。当然这不是说写宫廷生活一定不能加入个人色彩，而是说封建社会里的诗人写宫廷生活就会免不了有如此的缺憾，在当时政治局面是不允许他们那样的，和现在写诗不一样。现在讲民主，批评起时事来可以酣畅淋漓得加进自己的感情。可是那个时代写诗却是不兴这样的，一旦如此，就会被人另眼相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写一个宫廷生活的场面，不是为了让人躲着自己，在这里诗人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场面，从而了解自己也是个本分的臣子，要不然这首诗不会写得如此直白。
读者如果能体谅贾至不能免俗的原因，那就会明白诗里那些臣子为什么亦步亦趋小心谨慎，就会较为容易得理解在那座华丽的宫殿上演出着一幕什么样的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