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是诗人为送两位被贬官的友人而作，寓有劝慰鼓励之意。一诗同赠两人，内容铢两悉称。诗除了首尾合起来总写外，中间两联双双分写，不偏祜。颔联上句写巫峡风光，以古民谣典故来暗示李少府所去的峡中荒凉之地；下句写衡阳，暗示王少府去长沙，并希望他能多寄书函。颈联上句写长沙青枫江的帆船，是再写王少府；下句写白帝城，远在古原始森林的巴东，是再写李少府。双双交错进行，结构严密，情感交织。最后两句，是劝藉二人尽可放心而去，不久即可召还。全诗情感不悲观，也不消极。

　　首联“嗟君此别意何如，驻马衔杯问谪居。”诗人首先抓住二人都是遭贬，都有满腹愁怨，而眼下又即将分别这一共同点，以深表关切的问句开始，表达了对李、王二少府遭受贬谪的同情，以及对分别的惋惜。“嗟”是叹息之声，置于句首，贬谪分别时的痛苦已不言而喻。“此别”、“谪居”四字，又将题中的“送”和“贬”点出，轻灵自然，不着痕迹。

　　作者在送别之地停下马来，与李、王二少府饮酒饯别，“意何如”、“问谪居”，反复致意，其殷切珍重之情，显而易见，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感情，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无怪乎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常侍（即高适）每工于发端。”中间两联针对李、王二少府的现实处境，从二人不同的贬谪之地分别着笔，进一步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和安慰。

　　“巫峡啼猿数行泪，衡阳归雁几封书？”上句写李少府贬峡中。当时，这里路途遥远，四野荒凉，《巴东三峡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诗人设想李少府来到峡中，在这荒远之地听到凄厉的猿啼，不禁流下感伤的眼泪。下句写王少府贬长沙。衡阳在长沙南面，衡山有回雁峰，传说北雁南飞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归雁传书是借用苏武雁足系书故事，但长沙路途遥远，归雁也不能传递几封信。

　　“青枫江上秋帆远，白帝城边古木疏。”上句想象长沙的自然风光。青枫江指浏水，在长沙与湘江汇合。这句写王少府到了长沙，在秋高气爽的季节，望着那明净高远、略无纤尘的蓝天，自然会洗尽烦恼。下句想象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县）的名胜古迹。白帝城为西汉公孙述所筑，在夔州，当三峡之口。这句写李少府到了峡中，可以去古木参天、枝叶扶疏的白帝城凭吊古迹，以求慰藉。

　　这四句情景相融，结合得自然巧妙，读来自有一种苍凉中饱含亲切的情味。所写之境，从巫峡到衡阳，从青枫浦到白帝城，十分开阔，而分写二人，更显出作者的艺术匠心。作者在两联中，一句写李、一句写王，然后一句写王、一句写李，错综交织，而井然不乱，并且采用了“互文”这种修辞手法中的对句互见的方法，在一联中上句隐含着下句，下句隐含着上句，“巫峡”一联上句写贬谪荒远的凄凉，下句说要多通音信，表面看是对李、王分开讲的，实际上是对两人共同而言。同样，“青枫江”一联上句说流连光景，下句说寻访古迹，实际也是对二人共同讲的。这样，在精炼的字句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既照顾到了二人不同的地点，又表达了对双方一致的情意，诗人巧妙的处理，使写分送二人的困难迎刃而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最后一联：“圣代即今多雨露，暂时分手莫踌躇。”诗针对李、王二少府远贬的愁怨和惜别的忧伤，进行了语重心长的劝慰，对前景作了乐观的展望。圣代雨露，是古代文人诗中的惯用之语，这里用来和贬谪相连，也还深藏着婉曲的微讽之意。重点是在后一句“暂时分手莫踌躇”，意思是说：这次外贬，分别只是暂时的，你们不要犹豫不前，将来定有重归之日。全诗在这里结束，不仅与首联照应，而且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思。

　　宋光宗赵惇绍熙二年（1191），姜夔寄居合肥，这首词就是这年春天在合肥写的。

　　如小序所说，作者写这首词的目的是“以纾客怀”，可是，通篇都是写景，作者寄居异乡的惆怅，伤时感世的愁绪，尽在不言之中。

　　上片首二句先写“巷陌凄凉”。作者写作这首词的历史时期，合肥离南宋的边防线不是太远，是所谓“边城”。“空城”写出城内萧条冷落；“晓角”增添了气氛的悲凉。“马上单衣寒恻恻”，写“巷陌”中的人物，也就是作者自己在异乡边地的感受。“看尽”两句又转入写景，眼前的柳色“鹅黄嫩绿”，和江南十分相似，“都是江南旧相识”，流露出淡淡的思乡情绪。

　　过片“正岑寂”三字，承上启下，由柳色想到江南的故乡，但这里毕竟不是故乡，如“小序”所说，“与江左异”，因此才有“岑寂”之感。“正”字引出下文，转写寒食时节。“强携酒”句的“强”字，写出满怀愁绪，本来已无心访人饮酒，但适逢佳节，只好“强携酒，小桥宅”，去找情侣过节，无非是敷衍应景。“怕”字又一转，写作者对春天的留恋，本来无心赏春，而当“梨花落尽”时，眼前会“尽成秋色”，那是会更添惆怅的。结尾三句，紧承上句，叙写“春”将逝去，当“燕燕飞来”之时，就只有一池绿水了。惋惜春光逝去，在写春景中反映边城的凄凉，作者意在排解愁绪，实际上却不自觉地流露出无限烦恼，家国隐恨。

　　全词意境凄清冷隽，造句朴素自然，用语清新质朴，绝无矫柔造作的痕迹。本词以写景为主，情在景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谈词的“境界”时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姜夔这首《淡黄柳》是“有我之境”。在柳色春景的描写中，作者的万般愁绪，无限哀怨之情，也就巧妙自然，不着痕迹地表现出来。

　　《秋兴八首》这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清凄的秋声，暮年多病的苦况，关心国家命运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它是八首蝉联、结构严密、抒情深挚的一组七言律诗，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成就。

　　“秋兴”这个题目，意思是说因感秋而寄兴。这兴也就是过去汉儒说《诗经》的所谓“赋比兴”的“兴”（在四声应读去声）。晋代的潘岳有《秋兴赋》， 也是一篇感秋寄兴之作。但《秋兴赋》的体裁是属于辞赋类。而杜甫的《秋兴八首》则是律诗，是唐代新兴的一种诗体。若论它们创作的成就和对后世发生的影响，杜甫的《秋兴八首》当然不是潘岳的《秋兴赋》所可比拟。

　　《秋兴八首》的结构，从全诗来说，可分两部，而以第四首为过渡。前三首详夔州而略长安，后五首详长安而略夔州；前三首由夔州而思及长安，后五首则由思长安而归结到夔州；前三首由现实引发回忆，后五首则由回忆回到现实。至于各首之间，则亦首尾相衔，有一定次第，不能移易，八首只如一首。八首诗，章法缜密严整，脉络分明，不宜拆开，亦不可颠倒。从整体看，从诗人身在的夔州，联想到长安；由暮年飘零，羁旅江上，面对满目萧条景色而引起国家盛衰及个人身世的感叹；以对长安盛世胜事的追忆而归结到诗人现实的孤寂处境、今昔对比的哀愁。这种忧思不能看作是杜甫一时一地的偶然触发，而是自经丧乱以来，他忧国伤时感情的集中表现。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作为，其中曲折，诗人不忍明言，也不能尽言。这就是他所以望长安，写长安，婉转低回，反复慨叹的道理。

　　为理解这组诗的结构，须对其内容先略作说明。第一首是组诗的序曲，通过对巫山巫峡的秋色秋声的形象描绘，烘托出阴沉萧森、动荡不安的环境气氛，令人感到秋色秋声扑面惊心，抒发了诗人忧国之情和孤独抑郁之感。这一首开门见山，抒情写景，波澜壮阔，感情强烈。诗意落实在“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两句上，下启第二、三首。第二首写诗人身在孤城，从落日的黄昏坐到深宵，翘首北望，长夜不寐，上应第一首。最后两句，侧重写自己已近暮年，兵戈不息，卧病秋江的寂寞，以及身在剑南，心怀渭北，“每依北斗望京华”，表现出对长安的强烈怀念。第三首写晨曦中的夔府，是第二首的延伸。诗人日日独坐江楼，秋气清明，江色宁静，而这种宁静给作者带来的却是烦扰不安。面临种种矛盾，深深感叹自己一生的事与愿违。第四首是组诗的前后过渡。前三首诗的忧郁不安步步紧逼，至此才揭示它们的中心内容，接触到“每依北斗望京华”的核心：长安象“弈棋”一样彼争此夺，反复不定。人事的更变，纲纪的崩坏，以及回纥、吐蕃的连年进犯，这一切使诗人深感国运大非昔比。对杜甫说来，长安不是个抽象的地理概念，他在这唐代的政治中心住过整整十年，深深印在心上的有依恋，有爱慕，有欢笑，也有到处“潜悲辛”的苦闷。当此国家残破、秋江清冷、个人孤独之际，所熟悉的长安景象，一一浮现眼前。“故国平居有所思”一句挑出以下四首。第五首，描绘长安宫殿的巍峨壮丽，早朝场面的庄严肃穆，以及自己曾得“识圣颜”至今引为欣慰的回忆。值此沧江病卧，岁晚秋深，更加触动他的忧国之情。第六首怀想昔日帝王歌舞游宴之地曲江的繁华。帝王佚乐游宴引来了无穷的“边愁”，清歌曼舞，断送了“自古帝王州”，在无限惋惜之中，隐含斥责之意。第七首忆及长安的昆明池，展示唐朝当年国力昌盛、景物壮丽和物产富饶的盛景。第八首表现了诗人当年在昆吾、御宿、渼陂春日郊游的诗意豪情。“彩笔昔曾干气象”，更是深刻难忘的印象。

　　八首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一个大型抒情乐曲有八个乐章一样。这个抒情曲以忧念国家兴衰的爱国思想为主题，以夔府的秋日萧瑟，诗人的暮年多病、身世飘零，特别是关切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作为基调。其间穿插有轻快欢乐的抒情，如“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有壮丽飞动、充满豪情的描绘，如对长安宫阙、昆明池水的追述；有表现慷慨悲愤情绪的，如“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有极为沉郁低回的咏叹，如“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白头吟望苦低垂”等。就以表现诗人孤独和不安的情绪而言，其色调也不尽相同。“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以豪迈、宏阔写哀愁；“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以清丽、宁静写“剪不断、理还乱”的不平静的心绪。总之，八首中的每一首都以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基调的思想情绪。它们每一首在八首中又是互相支撑，构成了整体。这样不仅使整个抒情曲错综、丰富，而且抑扬顿挫，有开有阖，突出地表现了主题。

　　《秋兴八首》中，杜甫除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外，反复运用了循环往复的抒情方式，把读者引入诗的境界中去。组诗的纲目是由夔府望长安──“每依北斗望京华”。组诗的枢纽是“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从瞿塘峡口到曲江头，相去遥远，诗中以“接”字，把客蜀望京，抚今追昔，忧邦国安危……种种复杂感情交织成一个深厚壮阔的艺术境界。第一首从眼前丛菊的开放联系到“故园”。追忆“故园”的沉思又被白帝城黄昏的四处砧声所打断。这中间有从夔府到长安，又从长安回到夔府的往复。第二首，由夔府孤城按着北斗星的方位遥望长安，听峡中猿啼，想到“画省香炉”。这是两次往复。联翩的回忆，又被夔府古城的悲笳所唤醒。这是第三次往复。第三首虽然主要在抒发悒郁不平，但诗中有“五陵衣马自轻肥”，仍然有夔府到长安的往复。第四、五首，一写长安十数年来的动乱，一写长安宫阙之盛况，都是先从对长安的回忆开始，在最后两句回到夔府。第六首，从瞿塘峡口到曲江头，从目前的万里风烟，想到过去的歌舞繁华。第七首怀想昆明池水盛唐武功，回到目前“关塞极天惟鸟道”的冷落。第八首，从长安的“昆吾……”回到“白头吟望”的现实，都是往复。循环往复是《秋兴八首》的基本表现方式，也是它的特色。不论从夔府写到长安，还是从追忆长安而归结到夔府，从不同的角度，层层加深，不仅毫无重复之感，还起了加深感情，增强艺术感染力的作用，真可以说是“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赠郑谏议十韵》）了。

　　情景的和谐统一，是抒情诗里一个异常重要的方面。《秋兴八首》可说是一个极好的范例。如“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波浪汹涌，仿佛天也翻动；巫山风云，下及于地，似与地下阴气相接。前一句由下及上，后一句由上接下。波浪滔天，风云匝地，秋天萧森之气充塞于巫山巫峡之中。我们感到这两句形象有力，内容丰富，意境开阔。诗人不是简单地再现他的眼见耳闻，也不是简单地描摹江流湍急、塞上风云、三峡秋深的外貌特征，诗人捕捉到它们内在的精神，而赋予江水、风云某种性格。这就是天上地下、江间关塞，到处是惊风骇浪，动荡不安；萧条阴晦，不见天日。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的极度不安，翻腾起伏的忧思和胸中的郁勃不平，也象征了国家局势的变易无常和臲硊不安的前途。两句诗把峡谷的深秋，诗人个人身世以及国家丧乱都包括在里面。这种既掌握景物的特点，又把自己人生经验中最深刻的感情融会进去，用最生动、最有概括力的语言表现出来，这样景物就有了生命，而作者企图表现的感情也就有所附丽。情因景而显，景因情而深。语简而意繁，心情苦闷而意境开阔（意指不局促，不狭窄）。苏东坡曾说：“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确实是有见识、有经验之谈。

　　杜甫住在成都时，在《江村》里说“自去自来堂上燕”，从栖居草堂的燕子的自去自来，表现诗人所在的江村长夏环境的幽静，显示了诗人漂泊后，初获暂时安定生活时自在舒展的心情。在《秋兴八首》第三首里，同样是燕飞，诗人却说：“清秋燕子故飞飞。”诗人日日江楼独坐，百无聊赖中看着燕子的上下翩翩，燕之辞归，好像故意奚落诗人的不能归，所以说它故意飞来绕去。一个“故”字，表现出诗人心烦意乱下的着恼之情。又如“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瞿塘峡在夔府东，临近诗人所在之地，曲江在长安东南，是所思之地。黄生《杜诗说》：“二句分明在此地思彼地耳，却只写景。杜诗至化处，景即情也”，不失为精到语。至如“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的意在言外；“鱼龙寂寞秋江冷”的写秋景兼自喻；“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的纯是写景，情也在其中。这种情景交融的例子，八首中处处皆是。

　　前面所说的情景交融，是指情景一致，有力地揭示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此外，杜甫善于运用壮丽、华美的字和词表现深沉的忧伤。《秋兴八首》里，把长安昔日的繁华昌盛描绘得那么气象万千，充满了豪情，诗人早年的欢愉说起来那么快慰、兴奋。对长安的一些描写，不仅与回忆中的心情相适应，也与诗人现实的苍凉感情成为统一不可分割、互相衬托的整体。这更有助读者体会到诗人在国家残破、个人暮年漂泊时极大的忧伤和抑郁。诗人愈是以满腔热情歌唱往昔，愈使人感受到诗人虽老衰而忧国之情弥深，其“无力正乾坤”的痛苦也越重。

　　《秋兴八首》中，交织着深秋的冷落荒凉、心情的寂寞凄楚和国家的衰败残破。按通常的写法，总要多用一些清、凄、残、苦等字眼。然而杜甫在这组诗里，反而更多地使用了绚烂、华丽的字和词来写秋天的哀愁。乍看起来似和诗的意境截然不同，但它们在诗人巧妙的驱遣下，却更有力地烘托出深秋景物的萧条和心情的苍凉。如“蓬莱宫阙”、“瑶池”、“紫气”、“云移雉尾”、“日绕龙鳞”、“珠帘绣柱”、“锦缆牙樯”、“武帝旌旗”、“织女机丝”、“佳人拾翠”、“仙侣同舟”……都能引起美丽的联想，透过字句，泛出绚丽的光彩。可是在杜甫的笔下，这些词被用来衬托荒凉和寂寞，用字之勇，出于常情之外，而意境之深，又使人感到无处不在常情之中。这种不协调的协调，不统一的统一，不但丝毫无损于形象和意境的完整，而且往往比用协调的字句来写，能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正如用“笑”写悲远比用“泪”写悲要困难得多，可是如果写得好，就把思想感情表现得更为深刻有力。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丽辞》篇中讲到对偶时，曾指出“反对”较“正对”为优。其优越正在于“理殊趣合”，取得相反相成、加深意趣、丰富内容的积极作用。运用豪华的字句、场面表现哀愁、苦闷，同样是“理殊趣合”，也可以说是情景在更高的基础上的交融。其间的和谐，也是在更深刻、更复杂的矛盾情绪下的统一。

　　有人以为杜甫入蜀后，诗歌不再有前期那样大气磅礴、浓烈炽人的感情。其实，诗人在这时期并没消沉，只是生活处境不同，思想感情更复杂、更深沉了。而在艺术表现方面，经长期生活的锻炼和创作经验的积累，比起前期有进一步的提高或丰富，《秋兴八首》就是明证。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