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临歧徘徊，执手相送，构成了送别诗的基本情调。要在这同一基调上奏出不落窠臼、自成体格的送别曲，确非易事，张籍《送远曲》就是个中唐佳品。
“戏马台南山簇簇，山边饮酒歌别曲。”戏马台，在今江苏铜山县，相传即是项羽掠马台。南朝刘裕曾在此大宴群僚，饮酒赋诗，由是著名，遂成胜迹。起首点明事由、地点：戏马台南，送别友人。看似语意平平，内中却含深意。“戏马台”三字并非信手拈来、率尔下笔。遥想当年，霸王灭秦，叱咤风云；刘裕伐胡，气吞山河。而今旧迹依然、昔人何在？站在历史悠远的名胜古迹旁，顿感宇宙之永恒、人生之短暂。而匆匆人生，聚少离多，愈加难以为情。送别惆怅，古迹旁送别更为惆怅，诗歌借名胜给送别增添了一层感伤色彩。“行人醉后起登车，席上回尊向僮仆。”行人既醉，则设宴送别的主人自然不会清醒。诗人对面落笔，暗点其人醉倒，下语含蓄。下句述敬酒僮仆，则攒足上句，写出醉态可掬。主仆之间，等级森严。主仆不可能平等同桌，主人更不可能向僮仆劝酒。而今居然事出反常，可见主人醉意醺然。然而醉酒只是表面现象，求醉的目的在于离愁浓郁，无以排遣，这才不择对象，以醉自遁。诗人以反常举止，写出正常心绪，角度新颖，写形得神。与王维之“孤客亲僮仆”（《宿郑州》）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半部分赋事已尽，后半部分转入抒情。“青天漫漫复长路，远游无家安得住。”行人去去渐远，主人目送不已。由眼前别离预想别后行程，选材自出新意。诗人慨叹友人只身飘零、行踪难止，无复室家温馨，只有羁旅困顿，以室家反衬行役，其苦愈明。下一“复”字，由“覆盖”之意，强调空间狭隘见出心情压抑，又符合青天长路、交于一点的眼前实景，造语精致却又浑成。篇末结句，更加出人意外。“愿君到处自题名，他日知君从此去。”题名，唐人习俗，行旅之中，每有所感，无论野寺村店、断壁颓垣，即时赋诗题名。一般送别诗，经常以景作结，止于伫立凝目，远送行人。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张籍突破藩篱，不仅写出别离当时，更悬设别离之后，寻踪追忆。从眼前到未来，精心延展了时间长度，否定了“人间别久不成悲”，以突出友情之真挚深沉，此其一也。行人上路，远游无家，固是一悲，张籍他日追寻题名，则本身也难免远游，更是一悲。诗人两面落笔，绾合人我，将送人之悲融入自行之悲，离愁别恨，顿时倍加浓郁，此其二也。全诗力避俗套，自造新意，足见其思深语精。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曰：“从前送远诗，此意未曾写到。”此评点出了这首诗的独到之处。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
观灯、放烟火，本属民俗，极热闹，也极俗。以张岱惯常的写山水、叙园林，评书画的清雅之笔，来描绘繁华热闹的烟火之状似乎难以协调。但张岱自有他的写法，这篇《鲁藩烟火》，既表现出烟火的繁丽，又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I具体点说，就是作者用小品的笔法表现出了盛大热闹的场面。
文章以“鲁藩烟火妙天下”起始，前半部分作者先排比铺张鲁藩张灯结彩盛景，再极写鲁藩的烟云灯海、物我混一的境界；后半部分作者详写施放烟火之火器及火器架，尤以火器的造型设计和喷射过程奇巧绝伦为重点，最后以苏州人似痴似诞的夸张描述结尾。文章精细生动，谐趣横生。
文中写鲁藩烟火之妙，先写灯及灯中景物，再写烟火与烟火中景物，然后写出灯与火的闪烁变幻，令观者扑朔迷离，迷失于烟火之中。这样一层层写来，复盖迭加，同时笔端具有分析性，既表现出鲁藩烟火之妙，又是对这种“妙”的美学削析，使人读之既领略到烟火盛况又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段文字中句式的使用也很新颖，别致，独具匠心。如第一层写灯，作者为突出灯，将灯由名词作动词用，形成了以“灯’’领头的新鲜句子，“灯其殿、灯其壁、灯其楹柱、灯其屏，灯其座、灯其宫扇伞盖。”这一串灯字句式的运用，使人顿觉满眼皆灯。又如“不知其为王宫内之烟火，亦不知其为烟火内之王宫也”的句子，故意采用重复的句式，而仅颠倒“王宫”“烟火”两个关键词的次序，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感觉。这种对字、句的精心安排，与后世桐城派文人呆板严谨的所谓字法，句法大不相同，张岱的如此安排，主要是突出趣味，所以并不使人觉得有斧凿之痕。
以下作者又写烟火施放的场面，这种场面闹而杂，但作者写来却有条不紊，既细致又清晰。更妙的是文末移用一苏州人的话评兖州烟火之盛。文末引用他人的话对所写人物事物进行评价，虽不能说是张岱的首创，但却是他的惯用手法，如在《砎园》中引用二老的话夸砎园胜过蓬莱阆苑；《瑞草溪亭》文末以“穷极秦始皇”一语概括其堂兄燕客的豪奢，等等，皆用此法。张岱使用此法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带夸张性质，等于在文末对所写事物的评价进一步加倍，二是引用的他人语多属质语、俚语，俗语。张岱对语言的语感和韵味很敏感，他曾讽刺曹臣编辑的《舌华录》将张东谷的一句质语加以文饰为“点金成铁”，他自已对文末的关键之语自然更加讲究。但他的讲究并不是修饰，却是相反，越俚俗、越质朴越好。如文中引用苏州人“此时天上被起火挤住，无空隙处耳”的话，俚俗可笑，土得掉渣，但被张岱妙手拈来放在文末，却是极富趣味和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