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本首词中记录了女主人的不幸遭遇和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上片写被掳北去时告别故土的沉痛心情,下片写对故乡的眷恋以及对敌人的仇恨。整首词的抒情哀婉真挚,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动乱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词的上阙,写她被掳北去,不得不离别故乡山河时的沉痛心情。
上阕四句,一山一水,两两相对,可以说是一副十分工整的对联,在词作中,它又是不很常见的隔句对。“云峰”、“烟波”,既写山高水阔,又写出春天雨多云多的景象,再加上作者心伤情苦,泪眼朦胧,因此山河呈现出一片迷茫的景象。“云峰”前冠以“千里”,“烟波”前冠以“万顷”,写出了祖国的河山壮丽,暗示作者对它的深情。但此时却满目疮痍,河山破碎,大批人民被掳北去,不能安居故土,这万千愁恨怎能不一齐迸发!“千里恨”、“万顷愁”极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深仇大恨。
同时,她移情于物,移情于淮河山水,使山河也充满了愁恨,因为它们是这场患难的最好见证。千里,从纵的角度形容愁恨;万顷,从横的方面予以夸张,这样的表现手法就将愁绪这种无形的情感有形化了。具体化了,它与以往的某些表现手法有所差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胡楚《寄人》:“若将此恨同芳草,犹恐青青有尽时。”他们着重表现的是愁恨之无穷。应该说这些写愁之作都各自有其艺术的独创性。但这个淮上良家女的这两句词却在读者心理上造成一种泰山压顶、窒息心胸之感。
词的下阕写她被驱赶向西,而她的心却一直向东。
“山长水远,遮断行人东望眼。”两句既是对上片的总结,又是作者眷恋山河的进一步具体描写她离开家乡越来越远,眷恋的感情也越来越重。她一步一回头地看着自己的家乡,直至山水完全遮断了她的视线。天涯沦落,何时能回到故乡的怀抱?这一切使她感到茫然。这一去,也许是永无归日了,只能此刻回首东望,直至“遮断”为止。“东望眼”三字,真实地写出了被掳者逼迫而不得已,朝西北方向行进而不断回望故乡的情景,极形象地表现了她不忍离去的痛苦。
面对着这一切,“恨旧愁新,有泪无言对晚春。”这恨,是指对金人南犯之恨,对南宋统治者屈辱求和、无耻南逃之恨;这愁,是为乡土遭受蹂躏而愁,为被掳后的屈辱生活和颠沛流离而愁。旧恨加新愁,让一个弱女子如何经受得了!“恨旧愁新”四字,一般用作“新愁旧恨”,语意显得平淡。而将“恨”、“愁”二字前置,不但使句尾协韵,加强了音韵美,且构成了两个节奏紧促、意思完整的短句,使人感到语新气逼。末句刻画了一个哀怨至极而又沉默无语的形象。“有泪无言”,是她的一腔悲愤无处、也无人可以倾诉,只有和着泪水忍声吞下这时代加给她的深重灾难,这实际上也是对南宋投降派君臣的一种无声的谴责。“晚春”既点出被掳的时间,也含有春光将逝无可奈何的情思。
这首小词诉说的是一个被金人暴力胁迫的无力抗争的弱女子的遭遇与悲苦,凄恻动人,它能引起人们对女主人公的无限同情。词的形式义富有民歌的特色,写山写水,说愁说恨,回环往复,一唱三叹,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题为菊,但通篇不用一个菊字,但句句写菊。
“王孙莫把比蓬蒿”,蓬蒿是一种野生草,个头较高,从外形看,与菊苗太大的差别,养尊处优的公子王孙们,是很容易把菊苗当作蓬蒿的。作者直抒胸臆,直截了当地训斥王孙公子“菊草不分”。其实这是鄙视他们不识人才。下一句就更能看出作者的用意了。
“九日枝枝近鬓毛”,每年阴历九月九日,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重阳节,这一天,我们的先人登高、赏菊、饮酒,佩茱萸囊,把菊花插戴于鬓上。这第二句是说,菊苗到了重阳节,就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与蓬蒿有了本质的区别。你看,一枝又一枝的菊花插在大家的鬓发间。请问:有乱插蓬蒿的吗?哈哈没有。这第二句,作者作为菊花是多么自豪啊,人们终于认识到它的价值。
三、四两句是全诗的着重处,集中地写了菊的高洁气质和高尚品格。
“露湿秋香满池岸”,寥寥七字,写秋天早晨景象:太阳初升,丛丛秀菊,饱含露水,湿润晶莹,明艳可爱;缕缕幽香,飘满池岸,令人心旷神怡,菊花独具的神韵风采,跃然纸上。在这里,“湿”字很有讲究,让人想见那片片花瓣缀满露珠,分外滋润,分外明丽。“满”字形象贴切,表现出那清香是如何沁人心脾,不绝如缕。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菊花特有的形象,也感受到了菊花和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氛围交织融合所产生的魅力。
诗人在描写了菊的气质以后,很自然地归结到咏菊的主旨: “由来不羡瓦松高”。瓦松,是一种寄生在高大建筑物瓦檐处的植物。初唐崇文馆学士崔融曾作《瓦松赋》,其自序云:“崇文馆瓦松者,产于屋溜之上……俗以其形似松,生必依瓦,故曰瓦松。”瓦松虽能开花吐叶,但“高不及尺,下才如寸”,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桐君(医师)莫赏,梓匠(木工)难甄”。作者以池岸边的菊花与高屋上的瓦松作对比,意在说明菊花虽生长在沼泽低洼之地,却高洁、清幽,毫不吝惜地把它的芳香献给人们;而瓦松虽踞高位,实际上“在人无用,在物无成”。在这里,菊花被人格化了,作者赋予它以不求高位、不慕荣利的思想品质。“由来”与“不羡”相应,更加重了语气,突出了菊花的高尚气节。这结尾一句使诗的主题在此得到了抉示,诗意得到了升华。
咏物诗不能没有物,但亦不能为写物而写物。纯粹写物,即使逼真,也不过是“袭貌遗神”,毫无生气。此诗句句切合一菊字,又句句都寄寓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菊,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
此词上片写繁华都市花街柳巷之景,下片写冶游狎妓之人品行之丑恶、神态之骄横,状景写人,前后相合,寓讽其中,委婉含蓄,艺术上颇有特色。
词的上片写十里长街繁华绮丽的外景,且于写景中寓有情意,词境迷离悄恍:朱红栏干的桥梁横跨水面,桥的尽头是一条笔直的长街;街的两旁,嫩柳繁茂,柔条披拂,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桥曰“赤阑”,暗示桥的华美;街曰“香”,更耐人寻味;而且它是笔直的,暗示街道繁华。柳可“笼街”,足见柳多。这柳又既“细”且“娇”,显示出她那婀娜多姿,柔条动人的神态。难怪李庚说陈克“诗多情致,词尤工”(《词跋》),只此开头两句,就已情致绵绵了。不仅把柳的姿态“形容曲尽”;而这既“香”且“直”又紧挨着河桥的“街”,更婉转多姿。
第三句应首句的“香街直”,写这长街果然与众不同,它的楼房建筑,金碧辉煌,高大伟岸,直上青空。“金碧”色浓,“青空”色淡,用一“上”字把它们联系起来,一片青淡高远的背景衬托下,“金碧”更光辉耀眼。“花晴帘娇红”,由上句楼房的巍峨矗立,而到那一户户的具体人家。这些人家也与众不同,不仅有花,而且花色鲜艳,花光明媚,花气袭人。一个“晴”字把花的艳丽芬芳,和其爽心悦目的视觉美,充分表露出来。接着,词人又用“帘娇红”来作渲染。这五个字意境完整,帘娇的红,是由于“花晴”,而若无“帘娇红”的映衬,也就减少了“晴”的份量,所以这里它们是互为表里的。这一来,花红,帘红,帘娇红,连晴朗的天气,也都成了红彤彤的。词人很善于烘托气氛,渲染环境,他的词格调高远,情思闲雅,而终归于淳厚。所谓“一语之艳,令人魂绝”(王世贞语),但这“艳”,绝不如温词的“香而软”,而是更具意趣。
过片两句黄衫,隋唐时贵族少年所穿的黄色华贵服装。《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唐明皇“以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后用黄衫指衣饰华丽姿容秀美的少年公子。这里身着黄衫的贵公子,骑着白马,不是去游春,却是“日日青楼下”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以“飞”字联系“黄衫、白马”,缴足了人的奔驰之状。而“日日”二字又见人的奔驰之频。
下片第三句是对上两句的补充。这些贵公子花天酒地一番之后,醉眼惺忪,骑高高的白马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十里长街,花香柳媚,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说“不逢人”,是从反面着笔,说明这公子哥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
结句写一阵马蹄声沙沙踏过去后,“黄衫飞白马”的娇子远去了,马蹄掀起的尘土仍腾起空中。这时,正是中午,花开正红,随着尘土,也传来阵阵花香。“香”与“尘”是给人以相反感触的事物,但此刻,它们却夹杂一起。“午香”与“暗尘”之间,用了一个“吹”字。“暗尘”不会送来“午香”,只有风可送来花香,说“吹”有“暗尘”扬起的意思。
这首词的结构于写景中寓有深意。李白《古风》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写豪贵人物招摇过市的情状,只以“扬尘”一事点出,此词结句拟之,而作者寓意,则藏而不露,更有“似尽而不尽”之妙。
《毛诗序》说此诗“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只有最后一句是中的之言,至于“刺幽王,民人劳苦”云云,正如欧阳修所说“非诗人本意”(《诗本义》),诗人所抒发的只是不能终养父母的痛极之情。
此诗六章,似是悼念父母的祭歌,分三层意思:首两章是第一层,写父母生养“我”辛苦劳累。头两句以比引出,诗人见蒿与蔚,却错当莪,于是心有所动,遂以为比。莪香美可食用,并且环根丛生,故又名抱娘蒿,喻人成材且孝顺;而蒿与蔚,皆散生,蒿粗恶不可食用,蔚既不能食用又结子,故称牡蒿,蒿、蔚喻不成材且不能尽孝。诗人有感于此,借以自责不成材又不能终养尽孝。后两句承此思言及父母养大自己不易,费心劳力,吃尽苦头。中间两章是第二层,写儿子失去双亲的痛苦和父母对儿子的深爱。第三章头两句以瓶喻父母,以罍喻子。因瓶从罍中汲水,瓶空是罍无储水可汲,所以为耻,用以比喻子无以赡养父母,没有尽到应有的孝心而感到羞耻。句中设喻是取瓶罍相资之意,非取大小之义。“鲜民”以下六句诉述失去父母后的孤身生活与感情折磨。汉乐府诗《孤儿行》说“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从地下黄泉”,那是受到兄嫂虐待产生的想法,而此诗悲叹孤苦伶仃,无所依傍,痛不欲生,完全是出于对父母的亲情。诗人与父母相依为命,失去父母,没有了家庭的温暖,以至于有家好像无家。曹粹中说:“以无怙恃,故谓之鲜民。孝子出必告,反必面,今出而无所告,故衔恤。上堂人室而不见,故靡至也。”(转引自戴震《毛诗补传》)理解颇有参考价值。第四章前六句一一叙述父母对“我”的养育抚爱,这是把首两章说的“劬劳”、“劳瘁”具体化。诗人一连用了生、鞠、拊、畜、长、育、顾、复、腹九个动词和九个“我”字,语拙情真,言直意切,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声促调急,确如哭诉一般。如果借现代京剧唱词“声声泪,字字血”来形容,那是最恰切不过了。这章最后两句,诗人因不得奉养父母,报大恩于万一,痛极而归咎于天,责其变化无常,夺去父母生命,致使“我”欲报不能!后两章第三层正承此而来,抒写遭遇不幸。头两句诗人以眼见的南山艰危难越,耳闻的飙风呼啸扑来起兴,创造了困厄危艰、肃杀悲凉的气氛,象征自己遭遇父母双亡的巨痛与凄凉,也是诗人悲怆伤痛心情的外化。四个入声字重叠:烈烈、发发、律律、弗弗,加重了哀思,读来如呜咽一般。后两句是无可奈何的怨嗟。
赋比兴交替使用是此诗写作一大特色。三种表现方法灵活运用,前后呼应,抒情起伏跌宕,回旋往复,传达孤子哀伤情思,可谓珠落玉盘,运转自如,艺术感染力强烈。《晋书·孝友传》载王裒因痛父无罪处死,隐居教授,“及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又《齐书·高逸传》载顾欢在天台山授徒,因“早孤,每读《诗》至‘哀哀父母’,辄执书恸泣,学者由是废《蓼莪》”,类似记载尚有,不必枚举。子女赡养父母,孝敬父母,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之一,实际也应该是人类社会的道德义务,而此诗则是以充沛情感表现这一美德最早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不仅在诗文赋中常有引用,甚至在朝廷下的诏书中也屡屡言及。《诗经》这部典籍对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形成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这首诗,以语意双关、含蕴丰富而为人传诵。全篇都是一个未嫁贫女的独白,倾诉她抑郁惆怅的心情,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诗人怀才不遇、寄人篱下的感恨。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主人公的独白从姑娘们的家常──衣着谈起,说自己生在蓬门陋户,自幼粗衣布裳,从未有绫罗绸缎沾身。开口第一句,便令人感到这是一位纯洁朴实的女子。因为贫穷,虽然早已是待嫁之年,却总不见媒人前来问津。抛开女儿家的羞怯矜持请人去作媒吧,可是每生此念头,便不由加倍地伤感。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客观上看:“谁爱风流高格调,共益时世俭梳妆。”意思是说:如今,人们竞相追求时髦的奇装异服,有谁来欣赏我不同流俗的高尚情操?就主观而论:“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意思是说:我所自恃的是,凭一双巧手针黹出众,敢在人前夸口;决不迎合流俗,把两条眉毛画得长长的去同别人争妍斗丽。
这样的世态人情,这样的操守格调,调愈高,和愈寡。纵使良媒能托,亦知佳偶难觅啊。“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个人的亲事茫然无望,却要每天每天压线刺绣,不停息地为别人做出嫁的衣裳!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针针刺痛着自家伤痕累累的心灵!独白到此戛然而止,女主人公忧郁神伤的形象默然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良媒不问蓬门之女,寄托着寒士出身贫贱、举荐无人的苦闷哀怨;夸指巧而不斗眉长,隐喻着寒士内美修能、超凡脱俗的孤高情调;“谁爱风流高格调”,俨然是封建文人独清独醒的寂寞口吻;“为他人作嫁衣裳”,则令人想到那些终年为上司捉刀献策,自己却久屈下僚的读书人──或许就是诗人的自叹。诗情哀怨沉痛,反映了封建社会贫寒士人不为世用的愤懑和不平。
诗人刻画贫女形象,既没有凭借景物气氛和居室陈设的衬托,也没有进行相貌衣物和神态举止的描摹,而是把她放在与社会环境的矛盾冲突中,通过独白揭示她内心深处的苦痛。语言没有典故,不用比拟,全是出自贫家女儿的又细腻又爽利、富有个性的口语,毫无遮掩地倾诉心底的衷曲。
从家庭景况谈到自己的亲事,从社会风气谈到个人的志趣,有自伤自叹,也有自矜自持,如春蚕吐丝,作茧自缚,一缕缕,一层层,将自己愈缠愈紧,使自己愈陷愈深,最后终于突破抑郁和窒息的重压,呼出那“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慨叹。这最后一呼,以其广泛深刻的内涵,浓厚的生活哲理,使全诗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