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纪游词，是以时间为序来铺叙景物的。词的上片写早春景象，下片写作者与同游者游山时以清茶野餐的风味。作品充满春天的气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热爱和旷达的精神。

　　词的上片写沿途景观。“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的烟雾，滩边稀疏的柳树似乎在向刚放晴后的沙滩献媚。

　　第一句写清晨，风斜雨细，瑟瑟寒侵，这在残冬腊月是很难耐的，可是东坡却只以“作晓寒”三字出之，表现了一种不大在乎的态度。第二句写向午的景物：雨脚渐收，烟云淡荡，河滩疏柳，尽沐晴辉。俨然成了一幅淡远的风景图画了。一个“媚”字，尤能传出作者喜悦的心声。作者从摇曳于淡云晴日中的疏柳，觉察到萌发中的春潮。于残冬岁暮之中把握住物象的新机，这正是东坡逸怀豪气的表现，精神境界的高人之处。

　　“入淮清洛渐漫漫。”第三句是说，眼前入淮清洛，仿佛渐流渐见广远无际。

　　上片结句寄兴遥深，一结甚远。句中的“清洛”，即“洛涧”，发源于合肥，北流至怀远合于淮水，地距泗州（宋治在临淮）不近，非目力所及。那么词中为什么提到清洛呢？这是一种虚摹的笔法。作者从眼前的淮水联想到上游青碧的洛涧，当它汇入浊淮以后，就变得浑浑沌沌一片浩茫了。在这里显然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含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归隐林泉的寓意在内。

　　下片转写作者游览时的清茶野餐及欢快心情。一起两句，作者抓住了两件有特征性的事物来描写：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般的春蔬一盘。两相映托，便有浓郁的节日气氛和诱人的力量。“雪沫”乳花，状煎茶时上浮的白泡。以雪、乳形容茶色之白，既是比喻，又是夸张，形象鲜明。午盏，指午茶。此句可说是对宋人茶道的形象描绘。“蓼茸蒿笋”，即蓼芽与蒿茎，这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旧俗立春时馈送亲友以鲜嫩春菜和水果、饼铒等，称“春盘”。

　　此二句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茶叶和鲜菜的鲜美色泽，使读者从中体味到词人品茗尝鲜时的喜悦和畅适。这种将生活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一个具有哲理性的命题，用词的结尾，却自然浑成，有照彻全篇之妙趣，为全篇增添了欢乐情调和诗味、理趣。

　　这首词，色彩清丽而境界开阔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思。

　　关于这首诗作者身份的推测，前人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大夫所作。《诗序》以为“（襄公）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其二，周遗民所作。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必周之耆旧，初见秦君抚有西土，皆膺天子命以治其民，而无如何，于是作此。”其最有力的推断即是“其君也哉”一句。严粲《诗缉》云：“‘其’者，将然之辞。‘哉’者，疑而未定之意。”此句意为：“这个人将成为我们的君主吗？”方玉润说：“秦臣颂君，何至作疑而未定之辞，曰‘其君也哉’，此必不然之事也。”理由较充足，可信为周遗民之作。现代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终南山的姑娘，对进山的青年表示爱慕之心而作，亦别开生面，可备参考。　又关于此诗究竟是“美”还是“戒”，前人亦意见不一。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而《诗序》的总体评价是：“《终南》，戒襄公也。”方玉润则以为此诗“美中寓戒，非专颂祷”。从诗的实际情况来看，方氏所见较为平允。

　　诗的“美”，最主要是赞颂秦公的容颜、服饰和仪态。两章诗都对“君子”的来到表示出敬仰和赞叹的态度。那君子的脸红润丰泽，大有福相。那诸侯的礼服，内里狐白裘，外罩织锦衣，还有青白相间斧形上装和五次斑斓的下裳，无不显得精美华贵，熠熠生辉。诗中对秦公的衣着有着一种新鲜感，不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秦公也像是在炫耀华服似的，在在证明这确是秦襄公被始封为诸侯而穿上显服的情景。《史记·秦本纪》：“（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遗民有之。”诗大约就作于那时期。除了服装外，诗还写到了饰物的佩声锵锵，那身上琳琅的美玉挂件叮当作响，音韵悦耳。这就见出诗所描摹的形象是动态的，行进中的，仿佛让人感觉到秦公步履雍容来到终南山祭祀行礼。诗通过视觉、听觉形象的勾勒，至少在外观上透出富贵气派和令人敬仰感。

　　至于作者所代表的周遗民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似乎不像外在敬意那样简单，两章末尾各有一句耐人寻味的结语。第一句是“其君也哉”，从那惊疑不定的揣测口吻中，显出忐忑不安忧喜参半的复杂心情。新君降临一方，旧地遗民自有前途未卜的紧张心理，这很真实自然。第二句是“寿考不忘”，意谓：秦君哪，你富贵寿考，但最终不要忘记这里曾是周王的土地和百姓呵！将祝福、叮咛、告诫、期望种种难以直言的心境委婉托出。辨味这两句，诗确实是意存劝戒，希望秦君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至于为什么那么含蓄婉曲，汪中《述学·释三九》说：“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焉。”倒是较为圆通的。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不便直说。

　　最后看看两章诗的起兴有何意味。首先，周民搬出引以为豪的周地名山起兴，显示了王都之民的身分和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也可使初来乍到的秦公不至小觑他们。就此意义而言，或有借当地名胜以壮胆撑门面的虚荣心理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巍峨险峻，为万众仰慕。《尚书·禹贡》：“终南悖物。”《左传·昭公四年》：“荆山、中南，九州之险。”皆指此山。终南山有丰富的物产，尤以根深叶茂的林木为代表。还有宽衍险奥气象万千的山势。这些表面物象，明眼人都不难看清。那么作者何以要如数家珍不惜饶舌呢？一层意思是以隆崇的终南山，暗寓对秦公尊严身分的褒扬，有以伟物兴伟人的奉承之意。另一层意思是让秦公好好思忖一下：你真的能像终南山一样的受人尊崇吗？你只有修德爱民，不负众望，才能与名山的地位相媲美。正如后世曹操《短歌行》诗所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寓戒于颂一石两鸟的用意非常含蓄巧妙。

　　而另一解，诗只是对主君的赞扬。纵观秦风各部与其他各师不同不是大多言色，如果按本诗前文到最后的意思承接来看只是对秦君的赞扬，参照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可以解释为第二种。

　　这首诗首联点明地点，说眼前江水与碧海相通，暗示宋之悌的贬所；颔联点题，写人在千里之外，而情义却在眼前杯酒之中；颈联上句点出了送别时晴朗的天气，下句写晚风中的猿啸声；尾联表现对友人的深挚感情。前三联写得豪逸洒脱，最后却已悲怆沉郁作结。全诗大开大合，跳跃跌宕，情调悲切，深切地表达了作者对宋之悌以垂暮之年远谪交趾的同情。

　　“楚水清若空，遥将碧海通。”是说，眼前清澄的江水，遥遥地与碧海相通。若空，极言楚水之澄澈。李白另有“江月照还空”（《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一）、“玉壶美酒清若空”（《前有一樽酒行》），亦是此意。宋之悌的贬所靠近海域，故下句暗示其将往之处。

　　“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此点题，又由对方将往之处回到眼前分别之处。千里之别原是悲哀的，此处不言“悲”而言“兴”，并用“一杯”与“千里”相对，既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派，又含有无可奈何的情绪。这两句与初唐庾抱“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别蔡参军》）、盛唐高适“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送李侍御赴安西》），语略同而味各异，庾抱句沉，高适句厚，而李白句逸，即所谓貌似而神异也。不可以蹈袭论，亦不可以优劣评，盖诗人运思或偶然相似而终不能不乖异也。人在千里之外，而情义却在这浅浅的一杯酒中，酒少，但情义丝毫不轻，下肚的不仅是酒，还有对友人浓浓的友情。李白的诗句将这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堪称味外有味，颇耐咀嚼。

　　“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上句点出了送别时的天气。天气晴朗，但是作者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美景却衬出了作者内心的悲凉，这样更能感动读者。下句写江猿的啸声。江猿的啼声本来就是很悲凉的，在作者与友人离别的时刻，听见这声音，更是断人肠。作者通过对景物的描写，完美地表达出自己内心对友人的不舍。首、颔两联，先由近及远，复由远及近，均大开大阖。颈联则写眼前景，由“晴日”到“晚风”，用景象变换暗示时间推移，也是大开大阖。依依惜别之情不言而喻。此即所谓言在意外。上句写乐景，与颔联“兴”字相呼应。下句写哀景，以引发尾联的抒情。

　　“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真情爆发，陡起陡落，给读者留下极大的遐想余地。诗人如此动情，可能是出于对宋之悌以垂暮之年远谪交趾的同情。颈联中“鸟吟”与“猿啸”，似已含有宋氏仕途显达而老境悲凉的隐喻。诗人虽然年纪尚轻，毕竟也经历了一些人生坎坷，宋氏的遭遇或许引起他自己的壮志难酬之感慨。

　　此诗艺术构思上有个重要特点就是跳跃性很大，从前三联的上下句之间的转折都能明显看出。而从诗歌的感情色调上看，前三联飘洒有势，基调豪迈；尾联顿折，其情悲怆，其调沉结。正是这种跳跃式的跌宕，使此诗具有测之无端、玩之无尽之妙。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