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段宛如一副工笔画,在绵绵春雨中,楝树开出了淡紫色的花朵,由于沾上了雨珠,显得格外娇艳和滋润。南风轻轻吹拂,在郁郁葱葱的草木丛里,不时露出一树树金黄色的枇杷。这两句对得很工,“细雨”对“南风”,“楝花”对“枇杷”,从气候与植物两方面刻画出了江南三月所特有的景观,而句中的修饰语“茸茸”和“树树”以及“湿”和“热”则进一步描摹了春色的旖旎。诗人的着眼点在景,但同时也衬出了情,从他蘸满色彩的笔触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洋溢在他心中的盎然春意。
下半段由景及人,画面也渐渐活动起来,“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诗人沿着山路徐徐而行,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只听得满耳莺啼,不知不觉中却已回到了家门口。这里,诗人有意识地虚化了距离感和时间感,形成一种物我两忘的意境。于是,在前半段里所隐隐流露出来的那种悠然自得的闲适心情,在这一段里便跃然纸上了。这两句着眼于人的感觉,但并没有离开景色描写这一主线,“一路莺啼”与上文中的“茸茸”、“树树”相辉映,不仅有色,而且有声,把天平山的春天写得充满野趣,十分热闹。同时,诗人在漫游时忘了路程,忘了时间,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了景色之美。
茸茸细雨,微微南风,舒远惬意,这是从触觉角度写;一支支楝花,一树树枇杷,明艳夺目,这是从视觉角度描写;一路上黄莺儿唱着婉转的歌,轻快悦耳,这是从听觉角度描写。多角度描写组成一幅美妙的山行图。
此诗首联点明严谟赴任之地是位于“湘南”的桂林,颔联以高度的概括力,极写桂林山水之美,颈联写桂林迷人的风俗人情,尾联说到桂州赴任远胜过求仙学道或升官发财,流露出作者的艳羡之意,表达了作者的祝愿与不舍。这首诗将深挚的友情寄寓在景物描写中,清丽工稳,质朴淡远,既是写景名篇,又是送别佳作。
桂林之奇,首先奇在地貌。由于石灰岩层受到水的溶蚀切割,造成无数的石峰,千姿百态,奇特壮观。漓江之水,则清澈澄明,蜿蜒曲折。“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极为概括地写出了桂林山水的特点,是千古脍炙人口之佳句。但近人已有不以为然者,如郭沫若《游阳朔舟中偶成》云:“罗带玉簪笑退之,青山绿水复何奇?何如子厚訾州记,拔地峰林立四垂。”日本吉川幸次郎《泛舟漓江》云:“碧玉青罗恐未宜,鸡牛龙凤各争奇”等。其实,桂林之山虽各呈异态,但拔地独立却是其共同特点,用范成大的话来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简瑶簪,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而漓江之碧澄蜿蜒,流速缓慢,亦恰如仙子飘飘的罗带。所以这两句是抓住了山水形状之特征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只是秀丽甲于天下,其雄深则不如川陕之华山、峨嵋。桂林山水是比较女性化的。韩愈用“青罗带”、“碧玉篸”这些女性的服饰或首饰作比喻,可以说妙极。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二句则写桂林特殊的物产。唐代以来,翠鸟羽毛是极珍贵的饰品。则其产地也就更有吸引力了。加之能日啖“黄甘”,更叫宦游者“不辞长作岭南人”了,这二句分别以“户”、“家”起,是同义复词拆用,意即户户家家。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极普通的物产,对于来自京华的人却是感到新异的。
以上两联着意写出桂林主要的秀美奇异之处,酝酿够了神往之情。尾联归结到送行之意,严大夫此去桂林虽不乘飞鸾,亦“远胜登仙”。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可贵的是写出了逸致,令人神远。
韩诗一般以雄奇见长,但有两种不同作风。一种以奇崛见称,一种则文从字顺。这首诗属于后一类。写景只从大处落笔,不事雕饰;行文起承转合分明,悉如文句。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第一小节,作者先介绍了自己的二个别号“醉翁”“六一居士”。“醉翁”是庆历六年他被贬滁州时的自号。熙宁元年,欧阳修又在颖州修建房屋,准备退居,他“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颐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滁州有滁山,颖州有颖水,合起来就表示出作者晚年想摆脱世间烦扰、寄情山水的思想。
第二小节,作者采用主客问答形式,借客人的提问,先说明自己称六一居士的含义,即晚年在家中陪伴一老翁自己的是一万卷书,一干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盘棋,一壶酒。从这个称号的含义,一方面可以休察出作者晚年只赖于这五种物品的孤寂无聊的生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作者想摆脱烦扰、凭此安度晚年的乐趣。但客人仍就作者多次更改称号提出疑问:“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对这个道理。作者不是不知道,所以他说:“吾因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由此引发,作者便开始抒写自己晚年陶醉于五种物品的乐趣,就是当此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炸雷劈破屋柱也不惊慌;即使在洞庭大原野奏起九韶仙乐,在涿鹿山前观看激烈战斗场面,也比不上这样快乐舒适。但是目前,作者还苦于不能在这些物品里面尽情亨乐。其原因,是“轩裳珪组劳吾形于外”二是“优患思虑劳吾心于内。”这样使得作者虽没生病而外貌已显得憔悴,虽还没太老而精神却已衰竭,没有什么空暇陶醉于这五种物品了。可见作者对官场生活已十分厌倦,因此急于退休过安闲的隐居生活。虽然作者目前还没能退休,但是他坚信,由于他向朝廷告老辞退已三年,朝廷总会能予批准,那时回到田园享受与五种物品交触之乐的愿望一定能实现;所以起下这个六一居士的名号来表达自己向往的乐趣。客人又问:“子知轩裳珪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于是作者接着分析,长期被官场拖累已经很觉劳苦了,而且还有很多优患缠身;为这五种物品吸引是精神上得到安逸,而且没有祸患。两者相比,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从第二小节的主容问答之中,作者晚年消极隐退的思想显露了出来。欧阳修年青时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改革时弊,是范仲淹“庆历新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文学上,他团结、提携一大批优秀文人,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被公认为文坛的领袖。但是,随着政治上的一次次受挫,一次次被放逐,他心恢意懒了。虽晚年被重新起用,官位也很高,但朝政的腐败,官场的尔虞我诈,加上志同道合的挚友的相继去世,使他再展宏图的幻想破灭了,思想开始消极、苦闷,甚至对王安石的变法也持了消极对立的态度。欧阳修从勇于改革到消极悲观,在政治生涯中可谓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固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但这也是当时社会和历史的局限。
在主客对话的基础上,作者最后又进一步总结了自己想退隐的三条理由。一是年青时出去做官,年老了退休,不一定非得等到七十岁,这是人生的规律。二是自己任职期间并没有值得称赞的成绩。三是自己壮年时就想退职(欧阳修中年以后的诗文就多有辞官归田的思想),现在年老体弱就不能再贪图过分的荣耀俸禄了。作者说,具备这三条理由,即使没有五种物品的吸引,也应该离职了。言外之意是更何况有与这五种物品共处的乐趣。三条理由表面上看正当、充分,但字里行间却流着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倦。
这篇文章在传记文中是别具一格的。它没有具体叙述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而是由自己晚年更名六一居士的由来说到自己的乐趣,又说到自己渴望退休的心情及对现实生活的厌倦。由于文章采用了汉赋的主客同答方式,所以很便于逐层推进地阐述这种思想和情趣,而且也使行文跌宕多姿、情感深切,本文的语言也是既平易晓杨又形象深刻。如作者写他陶醉于五种物品之时说“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大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这比喻极为生动,它既喻为自然界的各种声响又喻为社会官场的糟杂事物。作者能置之而不顾,深刻说明他对五种物品的乐而不倦和专心致志。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