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高适在仕途辉煌时，曾官至淮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诗名远播。一些优秀的边塞诗赞扬了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了他们以身殉国杀敌立功的豪情，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乐观情绪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高适的为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政治抱负。但是他在少年时，相当落魄，其诗歌大多感慨怀才不遇，仕途失意。这首诗则写于未入仕途之时。
“尚有绨袍赠，应怜范叔寒。”这两句歌咏历史上范睢的一段故事。诗中的“尚有”，还有；“绨袍”，用一种比绸子厚实、粗糙的纺织品做成的袍子。“范叔”，指范睢。范睢字叔，故称。《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战国时范睢事魏大夫须贾，因随须贾出使齐国，齐王赐他金十金和牛酒。须贾怀疑范睢通齐，告诉魏相。魏相派人凌辱范睢，几欲置之死地。范睢装死得以逃到秦国，游说秦昭王获得成功，被拜为相，封于应（今河南省宝丰西南），称“应侯”。“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间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睢已为秦相，前往谢罪，范睢没有处死他，说：“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放须贾回魏国。诗中的“寒”，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寒冷，而应有贫寒、穷困潦倒的意思；“尚有”与“应怜”相连接，说明须贾虽然曾得罪于范睢，差一点置范睢于死地，但他对故人还有一点同情、怜悯之心，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就是这样的同情、怜悯之情，救了他的命。这说明，为人不可太势利，太刻薄，要宽容，要大度。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这两句写须贾并不知道范睢已贵为秦相，还把他当成平民看待。诗人在这里是在借题发挥，意在讽刺须贾徒有怜寒之意而无识才之眼，竟然把身为秦相，把天下所重的范睢看成是布衣寒士，实在可悲可叹。诗中的“天下士”，即国士，杰出的人才。“布衣”，代指平民。古时一般平民穿布衣。平心而论，这两句议论与须贾不识范睢为宰相相衔接，有些牵强附会。范睢被魏相羞辱、鞭挞后，世人都以为魂归地府了；须贾使齐，要拜见的是秦相张禄，不可能知道范睢改名换姓。范睢布衣往见须贾，装作一副穷酸相，没有人会把他与威风八面的秦相张禄联系在一起。因此，说须贾不识国士，不以国士待之，是有些强人所难；而须贾在那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留他吃饭，赠以衣服，应当说是做得不错的，说明他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这与他当初向魏相报告范睢受齐人之金，范睢受到凌辱，奄奄一息，而他不加丝毫劝阻相比，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也正因为如此，范睢才留他性命，让他回国。但是，诗人是有感而发，向诗人这两句中所说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中比比皆是，诗人少年落魄，晚年才发迹，少年时虽然没有范睢那样的遭受奇耻大辱，但也没有少遭达官贵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没有人在他没有发迹的时候把他当作人才来看。因此诗人借范睢之事批判了这种糟蹋人才、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间接地表明，自己要做一个“天下士”，要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让世人刮目相看。
这首诗叙事和议论结合，充满情感。诗人在诗中发古之幽情，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诗中几个连接词的运用也恰到好处，上两句的“尚有”、“应怜”，写出须贾赠袍时的那种怜悯心态，并不以为范睢能够发迹，更没有看出范睢已经发迹，看出须贾只是一个平庸之人；下两句的“不知”、“犹作”，看上去是心平气和借事说事，而实际上是充满激情，对这种把人不当人看待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同时心高气傲，让世人为之瞻目。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
张岱是一位负奇才的杂家，他在戏曲方面造诣尤深，同时，他又是一位戏曲作家，可惜其戏曲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张岱写戏，不过是偶然为之，所谓“游戏词场”，但他酷爱戏曲艺术却是显而易见的。文章回忆了作者在崇祯二年（1629）路过镇江金山寺，兴致大发，即兴表演韩世忠抗金戏剧的故事。文中通过细致描写一位老僧的一连串动作，展现出了被惊醒的僧人们惊疑不定、惊喜交加的复杂情绪。全文语言流利畅达，刻画细腻传神。
首先，是人的情绪非常之好，停舟江口，月光溶溶，江涛漭漭，因之才有“余大惊喜”之情绪。于是乘兴又开船游于江上，这个乘兴，当是忽发奇想的第一契机，时至二鼓，来到大殿前，景致又自不同：四围寂寂，月光如霰。这又是一个刺激，人的情绪更加兴奋。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由于金山寺这个特定的地方，古往今来，就是征伐麈战之处。油然间，作者想起了与京口有关的历代兴亡遗事：王濬楼船，旧垒神鸦，京江怒涛，金山战鼓，……当年韩世忠，梁红玉就是在这里以八千兵勇大败兀术金兵十万。因而，作者遂有“唱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之想。张岱在金山寺演的戏，名目不详，内容是很清楚的，后世京剧中有《战金山》，又叫《黄天荡》，都是取材《宋史》韩世忠本传及《说岳全传》，《双烈记》传奇的。张岱金山夜演的或即《双烈记》传奇的选出，亦未可知。
当时作者是赴兖州途经镇江，参读《陶庵梦忆》卷四之《兖州阅武》中有“辛未三月，余至兖州”的话，可知此行历时不短。由此推测，作者大概是在游历访古。金山夜戏演的是武戏，到了兖州又有阅武之举，这隐约透露出作者这一时期对国力不支所感到的忧虑，联系明亡后他对故国的深沉怀念以及“披发入山”，不与满清统治者合作的气节，颇有助于了解张岱其人的思想。
张岱为文，似无意于感人，然每每于寻常细寓的娓媚道来中，洋溢着深沉的情感，无论欢愉愁苦，都令人心驰神往，抚玩无厌。他特别善于点染，常常是在片言只语中传神入化。此则中写江上景物笔调十分别致：“月光倒囊入水”的“囊”字，“噀天为白”的“噀”字，都是神来之笔，颇耐寻味。特别是写老僧夜起看戏的一段，更令人叹为观止。写得一老僧活脱脱如在目前，一寺僧人便尽在眼底了，是谓一笔作百十笔用也。读张岱文，须特别注目于类似的筋节窍髓，其妙处每每在此。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