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是借牛郎织女故事发端,表现人与人遇合的困难。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在中国长期流传的美好传说。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两颗星宿隔着天河相望,每隔一年时间才能在七月初七的夜晚在乌鹊搭成的桥上相会一次。二人的阻隔本是在外来势力的强压下才形成的,但诗人却翻陈出新,说恐怕是神仙们爱好别离,才故意将相会的时期安排得这么远。从这两句诗中,可以隐约地体察到诗人的这种心情:他和令狐绹的隔膜已经很久,此次进京又经过了许多周折,费了许多唇舌。现在才渐渐有了转机,所以他觉得时间太长,但必定算有了希望,这便是“迢递作佳期”的含义,语中微露喜悦之情又暗寓自我调侃的意味。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作金风玉露时。”二句说,佳人的相会作经过耐心的等待,需作在一定的良辰里才能实现。前句表地点,后句指时间。“金风”表明时间为秋季,暗合七月在初秋之义。
“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描绘双方盼望相会时的焦急心情。“渐移”表现嫌时间过得太慢。这两句诗是说,二人急切地盼望着相会时刻的到来,可是那漏壶中的刻箭却移动得非常缓慢,他们焦灼地相望了很久很久,然而那些连接两岸的云气尚未接通,所以他们迟迟也未能过河相会。这两句诗曲折地表现出作者在获得补太学博士的职务后,希望再有新的提升,还在焦急地渴盼着。张采田解释这两句诗说“属望尚奢”,是有道理的。
最后两句内容含量更大,思想感情也比较复杂。诗人在这里又拈出七夕的故事与习俗。这两句诗的表面意思是说,牛郎织女得以相会,怎么能不想作报答乌鹊架桥的功德呢?但是为了心灵手巧,人们还是向蜘蛛乞求,希望它把丝套在瓜果上以带来巧慧。若再加以解析的话,前句是借用乌鹊填河成桥以渡织女的故事来暗喻自己是通过令狐绹的引荐搭桥才谋得官职的,对此事当然有心意作感激报答其恩德。后句一转,意谓尽管如此,但我所得到的仅仅是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只有再作别的打算了。联系李商隐后来的行踪,这两句诗的语意就更明白了。补太学博士后不久,李商隐就离开此职,到由河南尹改镇东蜀的柳仲鄄幕府中任节度书记,十月改判上军,不久又升任检校工部郎中。这便可证明李商隐对令狐绹的举荐虽有一定的感激之情,但对其职位并不满意。他可能当时已在另寻出路,开始向“蜘蛛乞巧丝”了。
此诗的表现方法非常高明。诗人即事即景抒情,将有关节日的传说、习俗与自己的处境、思想感情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借彼言此,既是彼又是此,使二者妙合无垠、浑然一体。从表面意义来看,诗人是在写“七夕”节日的情景,从古老的传说故事到一直延续的民间风俗乃至于当时的客观景象都概括了进去。若仔细品味,诗人在这形象的描述中又寄托了很深的寓意,将自己当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含蓄地倾述出来,缠绵委婉,余味无穷,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另外,诗人利用谐音双关的手法,用“巧丝”来谐“巧思”,也增加了此诗的情趣。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
稀疏的梅树枝条横斜着,洁白如玉,刚劲有力;花萼上点缀着颗颗雪珠,反射出晶莹的光彩。有一朵梅花竟然先开了,竞吐芳香的百花就都落在梅花的后面了。梅花呀,要把春天到来的信息传递,又哪怕那雪压冰欺!玉笛呀,不要再反复吹奏《梅花落》的曲子了,因为春神正在主宰着人间。
“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诗人抓住梅花最先开放的特点,写出了梅花不怕挫折打击、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既是咏梅,也是咏自己。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严冬阻挡不了春天到来的脚步,深雪又怎能埋藏梅花的芬芳气息?颂扬了梅花坚贞不屈的精神,诗人以颂赞梅花的口吻来寄托自己的爱国思想。
“玉笛休三弄,东君正主张”,玉笛不要再吹奏那伤感的“梅花三弄”曲调了,春神就要来到人间,主宰大地。表达了诗人爱梅、惜梅之情,请东君为梅花作主,让玉笛不要再吹“三弄”了,留住春天,不要让梅花凋谢。
陈亮一生极力主张抗金,反对投降,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梅花》一诗,表达了他的爱国之志,对抗金的胜利、国家的前途,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诗是诗人情感发展的产物,既然玉笛演奏的《梅花落》曲子阻挡不了在春天阳光哺育下的梅花茁壮成长,那么,投降派的种种苟且的言论又怎能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呢?进一步以颂赞梅花的挺然独立来表达对投降派的强烈谴责,寄托了自己一生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爱国主义思想。
全诗前半部分诉说了:李白青少年的时候,对事理的认识不是特别通达,呼朋唤友,都是些热血豪迈人士。为朋友曾经不惜两肋插刀,红尘滚滚处也曾经手刃歹徒。哥们肝胆意气天下闻名,官民同赏。不为报酬而助人,并不把解人之难看作是多么了不起的功劳。说明了李白喜欢交朋友,豪气,喜欢帮助别人不求回报。一直在帮助别人,但是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还是个需要接济的落魄文人。
全诗后半部分诉说了:李白仕途非常不顺,在诗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早年寓居安陆时,曾多次给地方官员写信自荐,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开元二十三年,不甘心失败的李白去了一趟襄阳,拜访时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朝宗。韩朝宗素以爱惜人才闻名,因曾任荆州长史,故人称韩荆州。但李白在呈给他的求职信中,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豪放不羁。信中写道:“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长揖即拱手礼,通常用于平辈之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衷心地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怀,不会因为别人只作长揖而拒绝。作为求职信,这句显然写得不太得体。李白带着这种傲慢心态去求职,韩朝宗自然不会对他感兴趣。虽是诗仙,但李白的这几封求职信写得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也体现出了李白求职时傲慢的心态,这种故意贬低自己的比喻,或许能博取同情,却无法给人好感。
整首诗是对李白年轻时裘马轻狂,豪爽用事的真实写照。看整首诗,可以知道李白的豪爽性格,所以会爱之者众,恨之者也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