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诗歌借南朝陈后主骄奢淫逸、不理朝政的史实讽喻晚唐的统治者,体现了李商隐的政治远见。
首联“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总写陈后宫的外观:华美的茂苑城如画般豪奢,阊门闪耀着釉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釉彩如水般恍惚迷离。此联主要用意在于描写当初陈后宫的富丽堂皇,从侧面来暗示陈后主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如画”是实景的特点,也与最后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颔联“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景物由总体到局部,由长镜头到特写镜头,对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靠着水光殿的一旁又建起了供贵族们游赏玩乐的月华楼,俨然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繁华热闹的景象。“还依”“更起”有承上更进一步的意思,充分表现了封建贵族们无穷的享乐主义,表明这些统治者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也就必然导致亡国亡身。
颈联“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考虑对仗平仄,使用了倒装的句式,正常语序是:侵夜开鸾镜,迎冬献雉裘。这两句从外部宫殿的高大华美精致写到日常生活的两个典型场景,由外到内,由建筑到生活,可以说更深入一步,目的是讽刺陈后主骄奢浪费,不知勤俭。这两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不论昼夜冬夏,一味淫乐奢靡,讽刺了陈后主的奢侈生活。这两句以点带面,揭示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享乐,批判力度更进一层。
尾联“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用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幅臣“半醉”而君“无愁”的享乐图景,抒发对醉生梦死的腐朽上层统治集团的愤慨。此句中的“醉”在这里一字双关,除了指众臣因喝多了醉得东倒西歪,亦指群臣精神麻木,不明国政。看到这幅情景,贵为天子的皇帝竟然无动于衷,无忧无虑,可见他从不把国事当作一回事。作者借此讽刺陈后主荒淫昏庸,不可救药。
这首诗描写了封建统治者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昼夜玩乐的情景。全诗以全景式的华丽建筑开篇,以君臣醉卧的场景煞尾,大开小合,由外到内,描写逐步进入到统治者腐糜生活的核心,如同层层剥笋,将赤裸裸的奢侈骄纵、不务国政的乱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思布局堪称精妙。这是典型的铺陈手法,意在极写豪奢。作者之所以旧事重提,当然是别有用意的。李商隐生活时代的晚唐统治者,也一直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生活极度奢华,导致朝政混乱,这番情景与当年殊无二致,与所有朝代堕落的统治者殊无二致,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作者借古讽今,表达了深沉的感慨,透露出作者的清醒和对少年袭位的当朝执政者的深深忧虑,同时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
这是词人登采石峨眉亭时所写的一首怀古之作。占片起首二句首先交代采石镇地理位置的险要及在历史占的重要作用,尽显劲健张扬的气势。下片紧承占片“登览”展开而写,却写的是词人想象中的与六朝时相仿佛的游赏,由此而联想到六朝更替、生发出兴亡之慨。
“牛渚天门险,限南北、七雄豪占”这里一开篇即开门见山,写牛渚、天门的地理形势之险,历史地位之重要。太平州采石镇,濒长江有牛渚矶,绝壁嵌空,突出江中。矶西南有两山夹江耸立,谓之天门,其占岚浮翠拂,状若美人蛾眉。熙宁年间,郡守张瓌在矶占筑亭以观览天门奇景,遂命名曰蛾眉。词人崇宁大观间曾通判太平并与编管在此的李之仪过从甚密,因作此词。这里词人仅用十二字,将天门之险要地理位置、偏安江左的小朝廷,每建都金陵,凭恃长江天险,遏止北方强敌的南牧情景道尽。当涂踞金陵占游,牛渚、天门正是西方门户,所以宋沈立《金陵记》曾记云:“六代英雄迭居于此。……广屯兵甲,代筑墙垒。”词言“七雄”,当是兼括了南唐。
“清雾敛,与闲人登览”二句,是说雾气消散,似乎在有意让人们登临游览。这里,“与”字十分精当,足见词人炼字之妙,也说明炼字不必求奇求丽,寻常字汇,只在调度得当,照样能够神采飞扬,恰到好处,曲尽体物之妙。
占阙这两个语意层次分明,前三句追惜怀古,剑拔弩张,气势苍莽;后者抚今,轻裘缓带,趣味萧闲。这里词作体制虽小,却能大起大落,笔力豪健,足见作者构思运笔之妙。
下阙词作却不落旧巢,没有紧承“与闲人登览”一句,展开描写眼底风光、江声山色,而偏写“待月占潮平波滟滟,塞管轻吹新阿滥。”等到江占月升潮平,笛吹风起之时,“风满槛,历历数,西州更点。”细数石城古都报时的钟鼓。这里章法新奇,构思巧妙。词人登矶本在占午雾散后,竟日览胜仍兴犹未已,更欲继之以夜,那么,这奇山异水的旖旎风光,尽在不言中了。不然,词人何以从早到晚,尚嫌不足,还要继之以夜呢?这风光不是让人留连忘返么?当然,从“待月占潮平波滟滟”一句之后,全是词人想象之词,并非实写,但词人却能虚景实写,毫不露虚构之迹,词人将江占明月笛风,遐钟远鼓写得生动逼真,垂手可掬,倾耳可闻,这是绘画所无法表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并非一般的模山范水之作,而是通过牛渚天门这一特殊的风景的描绘,抒发怀古幽情,凭吊前朝的兴亡。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天险挽救不了六朝覆灭的命运。“七雄豪占”的军事要塞,如今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成了“闲人登览”的旅游玩赏之地。通过这一巨大变迁的描写,读者自不难从中领悟到江山守成在德政人和而不在险要地理的历史经验教训。此外,金陵距当涂毕竟有百十里之遥,那“西州更点”又岂可得以“历历数?”词人于词末牵入六朝故都西州(代金陵),隐含了词人希望人们牢记这历史的晨钟暮鼓,引以六朝为戒啊!而这一切意蕴又蕴含在对于有选择的客观景物的描述中,毫无直露、浅薄之弊,不是词人和盘托出,直抒胸臆,只是寄意象内,让读者去细心品味其中三昧。这就收到了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真令人感叹不已。
此词作于《花间集》结集之后,所以不见于《花间集》。作品描绘的是成都的的风光和生活。词中突出了春天日光和煦、万物欣欣向荣的特点,并使描写的物象有机地组合为一体,构成一幅明丽和谐的春色图。
此词发端以淡淡的笔墨点明时令:“天初暖,日初长。”成都四季分明,冬尽春始,景象不同。这两句写春天来了,用两“初”字,而且都是就感受着笔的。天初暖,写气候特征;日初长,写昼夜特征。两句看似平易,却是咏早春的不可移易之语。大地经过沉睡的冬季之后苏醒了。无边的春色使词人情不自禁地叫出一声“好春光”。紧接着以“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来补充“好”字的内容。万汇,包括各种竹木花树。它们新叶不同,颜色不同,花儿不同,在春风的吹拂下争奇斗艳,处处给人以竞相比美之感。词人先用一个“得意”,再用一个“竞”字,像以浓墨重彩在表现热闹的春意。
下片写园林春色,是特写,是近景。一场春雨,竹林中新笋从点点如钱的绿苔地里迸发出来,第二句“花偎雪坞浓香”与首句“笋迸苔钱嫩绿”对仗,景致互相映衬,香色纷陈,更为突出。繁花,花团锦簇,如绰约少女依偎着雪坞,浓香四溢。词人在迷人的春色中流连忘返,不觉到了黄昏。天空泛出彩霞,他举目望去,柳丝夕阳,构成了天然图画,词人忽发奇想问道:“谁把金丝裁剪却,挂斜阳?”春柳嫩叶初萌,色如金线,故白居易《杨柳枝》说:“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均匀的柳丝,两两相对的柳叶,像天工剪裁而成。贺知章《咏柳》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后二句人称神来之笔,欧阳炯化用其意以写早春园林夕照,创造了新的意境,余味无穷。
全诗是围绕着缴租展开的。
诗的前四句,交代因遭灾而无力缴租。第一句说,秋雨淹田,颗粒无收;第二句写江洪泛滥,灾难深重重,难以恢复家园;第三句写不得不放弃家园,外出作佣,而佣耕又难以糊口。这样一层意思进逼一层意思,逼出了第四句;“的知无力输租米。”从上面陈述的诸般景况中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无力缴租。对这一事实的坚定叙述,为下面描写纳租者的痛苦,批判官府的横征暴敛创造了前提。天灾与人祸古来是不单行的,而且天灾之年更能见出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诗歌的后十句就分两步具体描写了缴租者的悲惨遭遇和凄苦心情。第一步,卖衣完租;第二步,衣服已尽,卖及人口。在写第二步时,诗人并没有粘着于今年,而是从跟前即将被卖的二女儿,联想到去年被卖的大女儿,又推知明年的三女儿。这种连年卖衣卖口的现实,就是对封建剥削的有力揭露。从去年、今年、明年,大女儿、二女儿、三女儿的诉说顺序中我们又可以感受到诗人更深刻的言外之意。试想一下,明年卖了三女儿,后来呢?是否还有第四个女儿?诗歌戛然而止,留下一个顺势即可补足的想象空间,这里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悲惨结局。而这,也正是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命运。
这首诗内容上的特点就在于揭露的深刻。诗人写出了封建剥削的残酷和农民生活的悲惨,还揭露了在征敛问题上“黄纸放尽白纸催”的丑恶现象,这种现象在宋代是普遍的。租税问题是中唐以来尤其是宋代农村题材诗歌的重要主题,但是,像范成大这样揭露得深刻的诗作不是很多,这是范成大这一类诗歌的思想价值所在。
作为一篇揭露和讽谕的文字,诗人并没有像自居易新乐府“首章标目,卒章显志”那样直接点揭自己的观点,而是采用老农自我诉说的方式展开内容。诗人极力不露声色,在一种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中表现沉痛的揭露。开头四句,用极平静而又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语气诉述一个确凿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就是对官府的有力指责。第二三两层次更是如此,卖衣卖口的事实就是最深刻的批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寄寓了反语的讥讽,诗人不渲染缴租的艰难,而是表现完租后的庆幸,把一个痛苦的经历以平静而略带庆幸的语气诉说出来,这是凄彻骨髓,痛入肺腑的表现。这种冷峻的嘲讽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揭露了官府催租的残暴。人们宁可忍饥挨冻,宁愿忍痛割爱,也不愿忍受催租的苦难,由此可以想知催租时的种种暴力和农民的诸般惨状。这种把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寓于客观叙述之中的方法使批判具有更沉重的力量,反映了诗人严峻的批判态度。
诗中的叙述语言比较平实朴素,但也时见细致之处。如“病骨虽寒聊免缚”,不经意中交代了老农的疾病。大女、二女同是被卖,写来情况也见不同。虽然哪一个被卖都是惨痛的事,但大女儿年岁大一点,终能体察家境父情,在一诀别之泪后默默地走上了牺牲的路,而二女儿年岁稍小,又有婚约,在生活中多了一份留恋和牵连,只是在父母的驱遣下才接受了被卖的现实。一种况味,两种情样在这些地方,从平淡的叙述之中都可以见出用笔的细致和练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