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思念诗，全诗共八句，写得幽绵悱恻，凄婉感人。
头二句写两人相互愁望，相互思念。“江南江北”，这是两个人的行为，鱼玄机在这头愁望，李亿在那头也愁望。诗人断定李亿也在思念她，即使她的判断有误。她回忆以前的交往，唱或吟诵二人都喜欢的歌或诗句，但这些都没有用，仍然无法缓解思念之渴。 “空”字说明了诗人自己的情态。这两句，诗人将心上人李亿的行为发挥了想像。如果李亿是个扭头便忘的主儿，那么诗人就是可怜的相思。
三四两句写作者看着一对鸳鸯美滋滋地在沙浦享受温情，满眼羡慕。未必真有此景，也许是诗人的浪漫情怀。一对鸂鶒悠闲地飞游于橘林，同样激活了诗人的想像。写了鸳鸯，又写鸂鶒，如此渲染，说明诗人被李亿迷住了，不能自持。
五六两句写诗人等待心上人的情状。“烟”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与下句“月色沉沉”对应，晚上时，江边人家生起炊烟。二、烟波浩淼的意思，傍晚时的一种江色。第二种种解释更靠谱。烟波里传来隐隐的歌声，也许这歌声诗人听辩不清，但她肯定甘愿认为这是一首相思歌，这歌声正合自己的心愿，传到了江的那边，送给李亿。诗人好像入魔了，看到的，听到的，想像的，一切皆变为思念。这一句就是一幅画，想像着诗人坐在江边，托腮沉思，有一种忧愁美。 “渡头”映入了诗人的视线，明知李亿不会来，看着，只是为了圆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直到晚上，月色沉沉的时候，诗人坐等了一整天。
末二句写虽然两人相隔得不远，但是却无法相见，犹如相隔千万里。“咫尺”，说明在诗人眼里，两人的心是很近的。“千里”，一个江南，一个江北，是地理上的距离。“家家”二字，对诗人是有刺激的，当然她也很想为李亿做棉衣。“远”字与“家家”相连，表现出捣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声声都敲打着诗人的心。一个女性的绵情牵系表露无遗。前句中的“歌声隐隐”与这句的“家家远砧”，双双入耳，最后一句写得相当有分量。
读辛弃疾这位大词人的山水词，就会发现他多么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有时似乎已经进入一种“神与物游”的境界，他笔下的山水似乎和人一样，有思想，有个性，有灵气，流连其间，言感身受，别有新的天地。这首《沁园春》便有这种特色。
头三句写灵山群峰，是远景。再写近景：“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东横截，缺月初弓。”这里有飞瀑直泻而下，倒溅起晶莹的水珠，如万斛明珠弹跳反射。还有一弯新月般的小东，横跨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流上。词人犹如一位高明的画师，在莽莽苍苍丛山叠嶂的壮阔画面上，重抹了几笔韶秀温馨的情韵。
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是这里的又一景色。辛弃疾在一首《归朝欢》词序中说：“灵山齐庵菖蒲港，皆长松茂林。”所以词人接着写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辛弃疾面对这无边无垠的高大、葱郁的松树林，不由浮想联翩：这些长得高峻的松树，多么像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战士。想自己“壮岁旌旗拥万夫”，何等英雄，而今人老了，该当过闲散的生活，可是老天爷不放他闲着，又要他来统率这支十万长松大军呢！诙谐的笑语抑或是乐？抑或是苦？抑或是自我解嘲？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儿。内心深处确实隐隐有一份报国无门的孤愤在。
在这种地方，词人轻轻点到即止，顺势落到自己山中结庐的事上来。齐庵，是辛弃疾在灵山修建的一所茅庐。他说，这房子选的地点还是不错的，“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每当皓月当空，可以看到状如龙蛇般盘屈的松影，又可以听到声如风雨的万壑松涛，别有一番情趣啊！
上片写灵山总体环境之美，下片则是词人抒写自己处于大自然中的感受了。辛弃疾处于这占尽风光的齐庵中，举目四望，无边的青山千姿百态。拂晓，在清新的空气中迎接曙光，东方的几座山峰，像天真活泼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从晓雾中探出头来，争相同他见面，向他问好。红日升起了，山色清明，更是气象万千。看那边一座山峰拔地而起，峻拔而潇洒，充满灵秀之气。它那美少年的翩翩风度，不就像芝兰玉树般的东晋谢家子弟吗？再看那座巍峨壮观的大山，苍松掩映，奇石峥嵘，它那高贵亮丽的仪态，不就像司马相如赴临邛时那种车骑相随、华贵雍容的气派么！词人惊叹：大自然的美是掬之不尽的，置身于这千峰竞秀的大地，仿佛觉得此中给人的是雄浑、深厚、高雅、刚健等诸种美的感受，好像在读一篇篇太史公的好文章，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此中乐，乐无穷啊！在作者心目中，灵山结庐，美妙无穷，于是他关切地打听修筑偃湖的计划，并油然而生一种在此长居的感觉。
这首词通篇都是描写灵山的雄伟景色，在写景上颇有值得注意之处，它不同于一般描写山水之作，它极少实写山水的具体形态，而是用虚笔传神写意。如写山似奔马，松似战士，写得龙腾虎跃，生气勃勃，实是词人永不衰息的斗争性格的写照，即他词所说青山与我“情与貌，略相似”也。显然，作者写此词，力图透过山峰的外形写出其内在的精神；力图把自己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内在的美写出来。要传山水之神，光用一般写实的方法不行，于是辛弃疾借助于用典，出人意料地以古代人物倜傥儒雅的风采来比拟山峰健拔秀润的意态，又用太史公文章雄深雅健的风格，来刻画灵山深邃宏伟的气度。表面上看来，这两两相比的东西，似乎不伦不类，风马牛不相及，而它们在精神上却有某些相似之点，可以使人生发联想。这种独特的比喻，真可说是出神入化了！当然，为山水传神写照，是纯粹写观赏风景之人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实际上与作者的胸襟、与作者的思想境界是密切相关的。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神境界，正像辛弃疾自己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词作者这种传山水之神的写意笔法，在山水文学上开创了一代先河，值得后人仿效。
词通常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本词上片写景由远至近，由大至小，景已写足。不想转入下片不仅仍写景，而且仍写山，但一反上片的写山之“形”而转写山之“神”，连用三个立意新颖、构思别致的比喻：“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可见稼轩的磊落胸怀，用典取事驱遣自然，语既超旷，意又平和，新奇健雅，韵味无穷。最后，以景结情：“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漾漾?”似问非问，姿态、情韵已完全具备了。
这是一首记叙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震惊全球的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精炼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关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首联开门见山赞美了红军不怕困难，勇敢顽强的革命精神，这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也是全诗的艺术基调。它是全诗精神的开端，也是全诗意境的结穴。
“不怕”二字是全诗的诗眼，“只等闲”强化、重申了“不怕”；“远征难”包举了这一段非凡的历史过程，“万水千山”则概写了“难”的内外蕴涵。这一联如高山坠石，滚滚而下，牵动着全篇，也笼罩着全诗。“只等闲”举重若轻，显示了诗人视自然之敌若梯米，玩社会之敌于股掌的统帅风度。“只”加强了坚定的语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它对红军蔑视困难的革命精神作了突出和强调，表现了红军在刀剑丛中从容不迫，应付自如，无往不胜的铁军风貌。首联是全诗的总领，以下三联则紧扣首联展开。
从首联开始，全诗就展开了两条思维线，构造了两个时空域，一个是客观的、现实的：“远征难”，有“万水千山”之多之险；一个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怕”“只等闲”。这样就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衬，熔铸了全诗浩大的物理空间和壮阔的心理空间，奠定了全诗雄浑博大的基调。
颔联、颈联四句分别从山和水两方面写红军对困难的战胜，它是承上文“千山”和“万水”而来。诗人按照红军长征的路线，选取了四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地理名称，它们都是著名的天险，高度地概括了红军长征途中的“万水千山”。与其他诗词相比，以地名入诗的作法在该篇更为集中，所显示的空间距离也更大。尤为不同的是：上面所例举的四句词，要强调的是红军行军速度迅猛，气势不可阻挡，红军在画面中具有强烈的动感；而在该词中诗人则是围绕“红军不怕远征难”这个中心思想展开，强调红军对困难的蔑视，是红军指战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所以描写红军是隐态的，借山水来反衬红军的壮举。“腾”、“走”两个动词使山化静为动，是红军精神的外显。一般说来，以地名入诗很难，地名多了很容易出现败笔。但毛泽东却运用得很成功，这不仅是他具备挫万物于笔端的诗才，更具备吐磅礴于寸心的诗情。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绵亘于江西、湖南、广西等之间“逶迤”的、峰峦起伏的五岭，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河里泛起的细浪；气势“磅礴”，广大无边的乌蒙山，在红军的脚下，只不过像滚动着小小的“泥丸”。这两句诗既具有王维的“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的气势，又具有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境界，更具有以上诸人因时代、阶级的局限而缺乏的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王维、孟浩然、杜甫等人的诗句，或总揽终南山脉，极写它的气势磅礴；或鸟瞰汉江，极写它的水势浩荡，流域广阔；或写洞庭湖的浩大、开阔和包容天地的气概。而毛泽东这两句诗所表现的不仅是气象阔远，磅礴峥嵘，而且是以山写人，含蓄隽永，洋溢着一种革命豪情。诗人居高临下，宛如一位站在昆仑之巅的巨人，极目万里，将整个的五岭、整个的乌蒙山纳入眼帘，视野是如此的开阔，境界是如此的浩大，气势是如此的雄浑，情感是如此的豪放。本来是红军在沿着五岭、乌蒙山攀登前进，本来是红军在翻越，在动，而五岭、乌蒙山是处于静止状态的。现在诗人不写红军之动，而写五岭、乌蒙山之动，这种以甲写乙，此显彼藏，变静为动的艺术表现手法，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增强了表达能力。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由于有“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滩多流急，惊涛拍岸，浪花飞溅，水雾蒸腾，势若山崩的金沙江和只剩下十三根铁索的大渡河上的泸定桥都先后渡过了，在彼岸企图阻挡我红军渡江过河的敌军被击溃了。颈联这两句是写金沙江，写大渡河上的泸定桥，实是写红军所进行的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战斗。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先头部队到达云南省禄劝县金沙江畔。此处除几个渡口以外，两岸全是悬崖绝壁。要渡过金沙江，必须控制渡口和船只。在皎平渡附近，红军俘获了两艘敌船，奇袭对岸守敌，胜利前进到泸定县大渡河铁索桥附近，大渡河两岸全为高山峻岭，水流湍急，其险恶之状比起金沙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阻止我红军前进，敌人不仅加强了对大渡河铁索桥的防守，而且毁掉了桥上所铺的木板。红军二十二名勇士，冒着对岸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攀着桥上的铁索抢过去，消灭了守敌。“水拍云崖”描绘了金沙江水流湍急，岩峻浪高这种险恶的地理形势，描绘了“惊涛触岸层澜碎”的景象。“云崖暖”之“暖”，既不同于“今日天气暖，东风杏花坼”（沈千运《汝坟示弟妹》）句中表示气温之“暖”，也不同于“吴宫夜长宫漏款，帘幕四垂灯焰暖”（元稹《冬白纻》）句中表示热度之“暖”。它具有以下的内涵，一是状写红军因江水咆哮翻滚，汹涌澎湃，水石相击，浪花飞溅，水雾蒸腾而产生的江水沸腾的感觉；二是表现红军因征服了金沙江天险而产生的欢乐心情，表现红军万众欢腾，高呼胜利的热烈情景。“铁索寒”之“寒”不止是形容铁索的冰冷，它既与“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李益《从军北征》）句中用来形容气温的“寒”不同，也与“飗飗青丝工，静听松风寒”（刘长卿《幽琴》）句中用来形容有如“松风”的凄清琴声的“寒”有别，它重在渲染，重在烘托，既烘托出了大渡河铁索桥凌空高悬，下临无地，令懦夫心寒的艰险之状，又渲染了红军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飞夺泸定桥的惊险而激烈的战斗气氛。颈联两句虽然只是写江之险，写桥之险，没有从正面具体描绘红军是如何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的，但红军坚韧不拔，英勇顽强，所挡者破，所击者败的英雄形象，却从侧面得到了表现。
颈联中的“暖”和“寒”这一对反义词，是诗人精心设计的两个感情穴位。“暖”字温馨喜悦，表现的是战胜困难的激动；“寒”字冷峻严酷，传递的是九死一生后的回味。两个形容词是精神的巨变，又是感情的裂变，含不尽之意于其中，显无穷之趣于其外，摇曳多姿，起伏跌宕，张驰有致。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是对首联的回应。开端言“不怕”，结尾压“更喜”，强化了主题，升华了诗旨。“更喜”承上文而来，也是对上文的感情收束。红军过五岭、越乌蒙、渡金沙、抢大渡，从敌人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自然令人欣喜。红军又翻岷山，进陕北，胜利大会师已为时不远，战略大转移的目的已基本实现，与前面的种种喜悦相比，它自然更胜一筹。“尽开颜”写三军的欢笑，这是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欢笑，以此作结，遂使全诗的乐观主义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兀现。
《七律·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该词上片极写高瞻远瞩，境界调大，却容不下满怀愁绪；下片转出所怀之人近在溪桥，却可望而不可即。全词将词人内心对友人的怀念之情表达地淋漓尽致。从结构上说，这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迷离扑朔的构思，不但确切地体现了恍惚的相思心理，实在又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
此词通过描写登高望远的境界，抒写了词人执著追求的情怀和绵绵无尽的愁思。全词韵致高远，别具一格。
起笔写登高望远。“城上层楼”。极写登临之高；“天边路”。极写眺望之远。将纵目所及的高天阔地全部纳入词境。“残照”二句，承“天边”而来。地平线上，夕阳西下。芳草绿树的平原业已沉入落照的余晖里。残照将词境染上了一层哀感的色调。
“春暮”，更是宝贵时光逝去而一切美好愿望落空的象征。所以这平芜残照的境象，已强烈地暗示了词人的哀伤。写景蓄势既足，抒情便深厚有力。“伤远更惜春暮”，点出作意。“远”，既可指空间距离之遥，也可指时间隔别之久。久别不得团聚，而大好春光更已迟暮。伤心人悲苦萦怀，不可解脱，直至斜日西沉，还伫立在高高的城楼之上。“暝色人高楼，有人楼上愁”。此情将随夜色渐浓而愈深重，自在不言之中。
过片紧紧衔接，进一层点明所伤之事。梦与云，常用以象征男女爱情，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统。往日的欢爱，如幻、如电，如前尘、昨梦，早已日复一日地远逝了；旧日的情人，如天空的彩云，随风飘荡，不知东西。这一句，透露出有个爱情断绝的不幸故事，也暗示了它当初的美好。回顾上片所言“伤远”，就可以知道所悲伤的并非寻常的离别，而是爱情的断绝。
“无计”一句，写自己尽管一往情深，无法忘怀，却不可能向旧日情人传诉相思了。词境至此，似乎山穷水尽，然而结笔二句却平地卷起一场波澜。
“相望恨不相遇”，原来归云未去天边，情人就在不远。再反观上片所言“伤远”，也就可以明白：远，并不是指分手后空间距离上的遥远，而是指时间距离上的久远。而且“咫尺天涯”之感也可加深“一日三秋”之恨。
结句“倚桥临水谁家住。”原来她家就近在那溪桥边的岸上。可以相望，却不可以相会。无法重寻旧好的隐痛深哀与始终不能忘情的悠悠希冀，皆见于言外。词题“溪桥寄意”，意即在此。
这首词的结构艺术可以说是别开生面。全词的意脉相通，一般多着意安排歇拍和过变；此词却施于两片的结句，让“有人”和“谁家”遥遥联系起来。意境创造也不同凡响。开头写登高望远，给读者造成一一种人已远离的错觉，结尾才点出其人尚近在眼前。这样写并不只是由于艺术上的追求，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表现的需要。登高望远的境界，最能表现人物执著追求的心灵和绵绵无尽的愁恨。意境的高远，又往往产生韵致高远的效果。
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