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游泰山六首》为连章古诗，其中每一首都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审美境界，而全诗六首从整体上展示了更广阔、更深邃、更完美的意境，描绘了一座雄浑壮丽的自然之山，一座奇异可感的神妙之山，令人体悟到这是寄寓着作者人生理想、人格向往的情感之山，心灵之山。泰山方圆四百多公里，体势宏大，“意想之所至，皆山也”（张俯《岱志》）。其景观雄奇、险绝、曲幽，奥旷之特色俱臻。仅以登山中轴线而历，从王母池、一天门、中天门、南天门、天街至玉皇顶，再及日观峰、月观峰，沿途凡峰崖，涧谷，泉瀑，奇松怪石，名禽异花，云岚烟雾极目难尽，即或为长文，亦觉语白言乏。而李白在《游泰山六首》中却能以超然的宇宙观和独特的时空透视，目揽泰山万象平方寸，驰思结韵平毫端，以写意山水笔法绘出了有声画卷，显示了李白诗歌独有的豪放风格。
全诗开头，“四月上泰山”，看似平叙交代时间，却暗蕴泰山时令奇观背景。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暮春时节，李白佩剑挂芦，抱琴捋袂。从王母池开始登山了。“石屏御道开”，眼前的泰山诸多峰峦如同扇扇屏风，次第打开，一条帝王封禅时开辟的御道豁然而现。古御道有十几里之长，逶迤出没平峰峦涧谷之中。诗人没有白描峰回路转。而是以遥思当年唐玄宗封禅时的登途盛景赋笔。“六龙过万壑，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於今满青苔。”万千山壑、涧谷、碧蜂仿佛都在尾随着皇帝御车马队的驰骋而飞动起来，寥寥几笔就形象地表现了泰山山势“高远”而曲折盘旋上升的生动情态。如果说盘道弯弯，层峦尽染是诗人对登山起步景色的几笔渲染的话，接着诗人采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移步换景，从不同层次以不同的“皴法”向读者描绘了沿途山水的奇险幽秘。登泰山至中途，过中天门，曲折的盘路便为天梯般的石阶代替了。仰望两侧，悬崖千仞，“飞流洒绝，水急松声哀”，“北眺 嶂奇，倾崖向东摧”。泉水若“飞”，峰崖之高绝可见，巨岩累接，险峻难以登攀之状可想。泰山的高泉飞流，不似庐山瀑布“静态”地“挂前川”，而是遇崖迭挫，进溅成珠，泼“洒”在层层悬崖之上，又聚汇成流潜入深谷，水声也就融入松涛呼啸之中了。这是泰山独特的山水景致。向北望去，山峦如扇、如柱、如剑、如兽，千奇百怪，那处处悬崖都像要向东面歪倒下去，令人心僳。诗人顺手拈来“倾”“摧”二字，泰山之高险便活现了。诗人视点又下移到涧谷，只见大大小小的岩洞嵌进崖壁，“洞门闭石扇”，巨石宛如扇扇石门又将洞府封掩起来。涧谷中岚气凝结成的云团荡漾，急流、松涛在神秘的山谷中反复回馈延绵如雷。这云雷，就像是从地底下直冒出来。“地底兴云雷”，诗人摹景拟声，形象地衬托出泰山山涧之深之奇。这又像山水画中的“深远”意境了。
诗人如同一位业务娴熟的导游，指引读者从登山所处的不同位置，不同的视角欣赏泰山千姿百态的奇景，可谓步步佳境。攀爬十八盘，登上寓天门，过天街，至极顶，“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才真的进入“如出天地间”的大境界了。东攀日观峰，“登高望蓬瀛”，“海色动远山”，诗人看到的是“海水落眼前，天光遥空碧”，日观峰下的“云海”连接洋洋东海，与泰山融为一体，极写泰山之阔大。伫崖北眺，只见“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李白这里没有用摹写“黄河万里触山动，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那样壮大奔放的笔势，而是以线纹式的绘画手法表现了黄河的另一种“窈窕”姿态。这既有黄河下游平缓铺流的真实依据，也是从视觉形象上反衬出泰山之高。诗人抬头平视，丛峦迭嶂之上“长松入霄汉，远望不盈尺”，虽是写远望视点之实，却绘出了泰山“平远”奇逸之景。俯瞰脚下，则是“千峰争攒聚，万壑绝凌历”，自下登山所仰见的万千巨大峰峦，从这极顶望下去，却变得像人头“攒聚”在—起，而条条涧谷更显得深不可测，令人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受。值此，诗人“精神似飞扬”，“如出天地间”，身心完全融化在无垠宇宙之中，神思驰骋，襟怀浩荡，不禁张开双臂，“天门一长啸”。这长啸令群峰震撼，这长啸令云雾顿开，这长啸令“万里清风来”。至此，一位逸态凌云、吐纳天地精华的诗仙屹立泰山极巅的傲岸形象跃然纸上。一千多年过去，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便成了泰山山顶的一大人文景观，令后人登此也要或有所体悟，或附庸风雅地“长啸”一次了。
如果仅以上所析，诗人对泰山的描绘或只可作山水诗高手而论，然而《游泰山六首》更独具艺术特色的是，李白借助泰山神话传说，在诗中幻化出一个情节生动，亦真亦幻的泰山仙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容，拓展了诗的意境，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泰山历来有神仙出没的传说。《列仙传》曾载仙人稷邱君为“泰山下道士”。《神仙传》传说汉孝武皇帝巡狩泰山曾遇“泰山老父”，头上白光数丈，寿三百岁。秦始皇羡慕的仙人安期生，更是怀揣“不死药”往来平泰山和东海仙山之间。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惝恍渺冥，泰山的山水雄奇神异，诗人将二者融为一体，就越发增益了诗意的一种朦胧虚幻色彩，并由此诱使人们去憧憬神话中的细节，去品味其中的绵绵幽情。
诗人登上高高的南天门，东望蓬瀛仙岛，遐想联翩，似乎真的看到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大海波涛中“银台出倒景，自浪翻长鲸”。心弦激荡，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打破了天宇的宁静。“玉女四五人，飘飘下九垓”，佩玉鸣环，皓齿微启，向李白亲切致意。大概酒仙大名已声闻仙界，玉女赠给李白一杯流霞仙酒品尝，又似乎是在探问：谪仙何故不再来修行，像我们一样自由自在！“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李白长揖感谢且显窘容。这“自愧”不知是谦辞，还是有难言之隐。“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诗人竟有点要放弃世事烦恼，随仙人而去的意思。这表明了仙女的不期而至牵惹了李白的思绪。李白在泰山之巅边赏景边思索之际，偏偏又遇到了一位“方瞳好客颜”的羽衣仙人。“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仙人没有同他说话，只赠给他一卷仙书，即消逝在云霞之中了。诗人拾起仙书翻阅，“其字乃上古”，如同“鸟迹”一般，“读之了不闲”，不知所以。李白想等仙师归来指点迷津，等了半天，可“从师方未还”，唯有“感此三叹息”。虽然求仙难，泰山美景却尽可赏心悦目。李白登上日观蜂，“凭崖览八极，日尽长空闲”，“举手开云关”，远观黄河玉带，正在惬意无限之际，不知何处又转来一位“绿发双云鬟”的小仙童，竟然“笑我晚学仙，蹉跎凋朱颜”。诗人刚刚平静的心绪又被打乱了。他想自己二十多岁辞亲仗剑远游，至今又是二十多载，年华蹉跎，朱颜已谢。仕途理想既然不能实现，那就只好寻求捷径修仙了。“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仙童已倏忽逝去。但仙童的莞尔一笑却给李白留下一个不小的刺激，他真的要尝试一下修仙了，第四首诗如同使用蒙太奇手法剪接进了李白曾有过的修仙体验，描绘了一段美妙的幻境。李白确曾跟随著名道士吴筠同隐剡中，“清斋三千日，裂素写道经”，也曾“吟诵有所得”，出现过“众神卫我形，云行信长风，飒若羽翼生”的幻觉。此时登泰山他仿佛就是“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的仙人了。朦胧之中，诗人在山巅看到东海巨灵之鳌背负蓬瀛仙山飘动，仙人居住的金银宫阙在海水中浮出倒影，巨鲸搅起冲天海浪，面且听到天鸡鸣叫。诗人回眸山顶，“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自”。泰山高耸入云。虽已近五月，山顶依然白雪晶莹，山花竟然在雪中绽放，人间不会有如此美景。天上乎，人间乎，真幻难分。诗人似乎要安下心来修仙了。他自慰“终当遇安期”，教他“於此炼玉液”，并能得到“不死药”，也能骑鹤“去无云中迹”，“高飞向蓬瀛”。
至此，李白泰山遇仙的“故事”看来就要结尾了。不料诗人又宕开一笔，另辟出第六首诗群仙夜娱的一幕，不仅泰山仙境描写的更加完整真切，而且把诗人复杂的情感又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泰山之夜是那样幽秘，诗人怀抱绿绮名琴，漫步青山野径。“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玉真连翠微”。松涛平息，仙人的宫观掩映在苍翠之中，月华为山野披上一层透明的轻纱。诗人窥见众仙人在山巅开始了自己的夜生活：“处处笙歌发”，“想象鸾凤舞，飘飘龙虎衣”。“寂静娱清辉”，寥廓苍穹在屏息静听着自由的生命唱出的颂歌，高悬的明月好像仙人们的灵魂之光，也照射着诗人的心灵。李白此时已融进了仙人世界。“恍惚不忆归”，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处，他也不愿意归去。他望见匏瓜星在闪烁，银河就在头上，几可摸到织女的织布机。诗人盼望天不要再亮，仙境不要再消失。“扪天摘匏瓜”，诗人举手向河畔，干脆要把匏瓜星摘下，急切之中却误摘了织女星，天还是亮了。仙境消失了，泰山秀姿依然，五彩祥云飘荡在晨曦之中。“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的仙境之旅戛然而止，仙引、问仙、学仙、慕仙的思绪统统被晴明消蚀了，只留给诗人些许失意甚或现实的思考：通过求仕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是艰难的，没有权势者举荐，只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求仙也是艰难的，因为仙人并不真的存在；可是泰山这样的人间“仙境”却常有，在这样的仙境中大可让自己的情感自由驰骋，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精神的愉悦。
《游泰山六首》在李白全部诗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当可与《蜀道难》《将进酒》等名篇相媲美。其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以游仙体来写山水诗，形成了完美的独特的诗歌创作范式。自《诗经》以后的中国诗歌创作逐渐形成两脉各显神彩的文学传统，一是自楚辞演进而来的表现游仙内容的诗歌，一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山水诗歌。前者描绘出仙人和仙境的美好的艺术境界，多以寄托作者或政治理想难酬或愤世嫉俗的隐逸情怀；后者则以自然山水以及附丽平山水的自然现象和人文景观作为描写对象，抒发诗人的喜怒哀乐、愁闷悲慨等各种情怀。自刘宋谢灵运山水诗起，将游仙内容与山水诗相结合，偶有所见，但未为大观。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似乎曾有这样的尝试：“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想象昆山娄，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尽得养生年。”虽不乏情致，但诗中的“昆山姿”“区中缘”“安期术”等仙人仙境的化用，不过是为诗用典增致，尚不能称为—种独特风格。而李白则集游仙与山水二体之长为一体，在《游泰山六首》中形成一种新的构思风格。诗中既用雄健粗放的线条和鲜明的色彩勾勒了泰山壮丽开阔的艺术画面，又将游仙诗中常用的人物（玉女、绿发青童、安期生等），事典（巨鳌负仙山、仙人居住金银台、仙人饮流霞等），语汇（九垓、清斋、裂素、玉液、瓠瓜等），结合泰山神话传说，重新演绎描绘出仙人与仙境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构思出诗人与仙人交往的生动故事情节。诗中既有仙境不同时空的具体情景描写，又有情节发展的连贯性，从而造成了强烈的美感和生动的形象。而这种美感和生动形象又是叠印在泰山神妙山水的真实背景上的，这不仅增强了诗歌飘渺奇逸的意境之美，而且使人有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艺术感受，其艺术效果就大大超过了其他以泰山为题材的山水诗作。
与以游仙写山水的构思风格相匹配，在《游泰山六首》中，诗人采用了山水实景与仙人仙境两条发展线脉绞结起伏，交相显隐的结构形式，展现了作者进行艺术构思的别具的时空意识。中国传统的诗歌抒情表意方式是在外象之中寻求心灵的对应物，借以实现感情的外化，使情意与物象构成默契。李白在这里的感情外化的对应物，不仅是实际的泰山山水景物，又是虚构出的仙境景物，二者组合在一个艺术整体中，共同完成一个艺术使命：传达出诗人游泰山的深层情怀。诗人笔下的实景以“四月上泰山”的登程总领引起，一线贯穿全诗六首。或写全景，或写局部，或用特写，笔势纵横，重染淡抹，舒缓有致，气象阔大神奇而又气韵贯通。但通读全诗六首，读者又感觉到诗中的山水描绘分明是在构建出一种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转换，成为仙境赖以产生和情节发展的底素、背景和烘托。诗人笔下幻化出的仙境和仙人的活动景况，则以遇仙、仙引、思仙、学仙、慕仙的一条情节线索曲曲折折穿行在诗人描绘的泰山实景之中。作者在诗中表现出的或自由舒放、或惊异迷惘、或无奈失望等复杂的情愫则融化进实景幻景线脉的绞结之中，起起伏伏释放平虚实真幻之间，不仅多层面地展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使读者不由自主地谐振着诗人情感的律动，唤起山水境界中类似的审美心理，并引发对世事人生的无穷品味。
《游泰山六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结构不但是连章古诗的精巧写法，又是李白写作此诗时特殊的情怀背景所致。李白是一个怀有“鸿鹄”之志者，他的抱负是很大的。他希望做帝王的辅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树。但由平他不肯向权贵“摧眉折腰”，只能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李白《游泰山六首》，既从表层诗境上展示了泰山山水和神仙仙境之美，又蕴含着萦平李白心底的矛盾彷徨情绪。泰山雄刺云天，登山目尽长空，凭览八极，或“举手开云关”，或“天门一长啸”，既是诗人傲岸、狂放性格的自然表露，也是诗人长期压抑下的慨愤不平在寥廓宇宙中的暂时放解。但这种性格表露和情绪放解与潜存心底的壮志难酬的情结又不时产生反差和碰撞。因而诗人运用或夸张、或险奇、或清丽的语言幻造出的仙境仙人虽然极具魅力，但并没有表现出诗人追求仙道的挚诚和狂热倾向。相反，诗中时隐时现的却是那种追求自由人格、追求宏大理想而不得实现的心境，有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叶燮《原诗》）的味道。全诗每一首大抵都是由实景入幻境，又由幻境结尾，若连缀起来，就可以品味出诗人是以奇思妙想遣怀去闷，在恍惚迷离的幻境中寄托自己的情思。从诗中可见，诗人对玉女“仙引”的回答是“自愧非仙才”，仙人指点门径的仙书是“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诗人欲与仙人攀谈，却“踌躇忽不见，浩荡难追攀”，即使想跟仙人“练玉液”，得到“不死药’，与仙人同娱同乐，但最终结果却是“明晨坐相失，但见五云飞。”诗人憧憬的自由驰骋的美好仙境，在全诗的结尾却是以“坐相失”的遗憾现实而结束。诗中所要表达的意旨不正是诗人彷徨无奈的惆怅情绪吗？如果联想李白在四月登泰山后的秋天突然奉诏入京，竟然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就更会体会到本诗这一意旨了，《唐宋诗醇》曾评李白此诗“若其体近游仙，则其寄兴尔”应是很有见地的。只不过由平李白生性狂傲，胸怀旷达，遇事愤而不怒、愁而不苦，加之诗风飘逸豪放，诗中的意旨不像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那样直白，“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罢了。
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这首诗描写了南湖的傍晚景色，表现了诗人独游的遗憾之情。
首先交待作者自己游湖的情境，久雨初晴，湖水大涨，北客南来，自然倍感新奇。中间四句即描写湖景。时值傍晚，夕阳西坠，似乎沉入湖中，但却留下了满天红色的光影，这时湖风停息了下来，澄碧的湖面一片平滑，浩阔而晶莹。放眼望去，由于久雨导致湖水大涨，淹没了原先的湖岸，所以人家稀少，而湖边沙滩，广袤而平整，聚集着许多船舫，人家少而船舫多，正见水乡特色，也是湖水大涨后的独特景况。这四句写景，在夕阳与湖水之间，红光留影，碧水映照，色彩明丽，从岸没到平滩的范围，人家虽少，而船舫却多，又充满生机活力。尤其是颔联，对仗工整，前句形容日落后的红霞，后句形容湖上风平浪静，形象逼真，色彩明丽，描写细致，均极恰切，写景如画，可谓写景的佳句。
写景之后便自然地转入最后两句，抒写了诗人一人独游的感叹。这首诗抓住“新晴”，“水涨”的特点，描写南湖的傍晚景色，因而写得有自己的个性，不流于一般。
总之，诗人正是抓住久雨的情境，写出水涨的特点，展现出浩渺壮阔的景观。面对这无比浩阔的湖面，使人顿生空寂落寞之感，诗人又是独自一人来游，自然难免独游之叹了。
诗首句言牛终生辛劳，硕果累累，不言牛“病”，又字字含“病”意，年复一年，力耕千亩，获实千箱，必然气力衰竭，病由此生。次句言牛虽功绩至伟，却没有人对它同情哀怜，责问语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三四句以牛的口气作答，将牛人格化，揭示牛为百姓甘于自我牺牲的可贵品格。
此诗中的牛，亦是诗人自喻。李纲官至宰相，他为官清正，反对媾和，力主抗金，并亲自率兵收复失地，但为投降派奸佞排挤，为相七十天即“谪居武昌”，次年又“移澧浦”，内心极为愤抑不平。因此，作《病牛》诗以自慰、自白。
这首诗运用比喻和拟人手法，形象生动，立意高远，既是成功的咏物诗，更是杰出的言志诗，为后世传诵。
在中国诗歌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吟咏鸱鸮的诗作之后，吟咏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的咏物诗可谓层出不穷。在浩如烟海的咏物诗中有不少格调颇高、艺术精湛、韵味无穷的佳作。李纲的这首《病牛》便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们不谈此诗所具有的高度概括力，也不说此诗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只是想欣赏一下其“离形得似”、“托物言志”的艺术。司空图《诗品·形容》认为，诗人“形容”（指描摹客观事物）能不拘形似而求得神似，才是精于“形容”者：“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李纲正是精于“形容”者，其《病牛》诗达到了“离形得似”，也即不拘于描写对象的外形外貌相似，而求得描写对象精神相似的境界。作者吟咏病牛，笔墨重点不在绘其形，而在传其神。
诗的前两句“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写病牛耕耘千亩，换来了劳动成果装满千座粮仓的结果，但它自身却精神极为疲惫，力气全部耗尽，然而，又有谁来怜惜它力耕负重的劳苦呢？这里，作者从揭示病牛“耕犁千亩”与“实千箱”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落笔，将病牛“力尽筋疲”与“谁复伤”加以对照，集中描写了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及其不为人所同情的境遇。首句中的两个“千字”，分别修饰“亩”与“箱”（通“厢”，指粮仓），并非实指，而是极言病牛“耕犁”数量之大、劳动收获之多，同时，也暗示这头牛由年少至年老、由体壮及体衰的历程。次句反诘语气强烈，增添了诗情的凝重感。
诗的后两句笔锋陡地一转，转为述其志：“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病牛劳苦功高，筋疲力尽，却无人怜惜，但它没有怨天尤人，更未消极沉沦。因为它具有心甘情愿为众生的温饱而“羸病卧残阳”之志。这两句诗将病牛与“众生”联系起来写，以“但得”与“不辞”对举，强烈地抒发了病牛不辞羸病，一心向着众生的志向。结句中的“残阳”是双关语，既指夕阳，又象征病牛的晚年，它与“卧”等词语相结合，有助于表现老牛身体病弱却力耕负重、死而后已的精神。
这首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个病牛的形象，既绘出其身体病弱之形，更传出了其不辞羸病、志在众生之神。如此咏牛，颇为切合牛任劳任怨、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不过，此诗并非为咏牛而咏牛，而是“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我们只要能像前人所说的那样“知人论世”，便不难看出这一点。
赞颂了牛不辞羸病、任劳任怨、志在众生、唯有奉献、别无他求的性格特点。—— “托物言志”，借咏牛来为作者言情述志。
诗人疲惫不堪，却耿耿不忘抗金报国，想着社稷，念着众生，因此其笔下力尽筋疲、无人怜惜而不辞羸病、志在众生的老牛即诗人形象的化身。
作者正是这样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来吟咏病牛，托物言志的。因而，此诗中的病牛，也即作者自身的形象活了，动了，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产生美感。
这首小令以为民时的矛盾心理着笔，一连引出四个历史人物—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切不可为官，当官必遭殃，还是像陶渊明那样过隐居生活为好。全曲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和谐而豪爽。
曲中作者慨叹仕途的险恶，表达了毅然隐居、远祸全身的愉快心情。此曲先写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接着纵观往古，列举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借古喻今，说明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表明自己要像陶渊明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
前三句开门见山，写出自己辞官前后的思想活动。“在官时只说闲”，说明时刻考虑辞官，而且这个念头早就萌发了。虽然归隐是出于无可奈何，其实他并没有忘却世情，一旦退居之后，对官场的留恋之情便油然而生。作者虽处在这样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中，但是在别人面前，还要故作镇静，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曲文开头，仅用寥寥几笔，就真实地把他当时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为了得到从矛盾中解脱、求得心灵上的闲适恬静答案，作者纵观往古，从中寻找。他列举出历史上居官得祸的例子：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干休了丞相。“这里用了两组对仗工整而又有变化的合璧对偶句子，对屈原、伍员、项羽、李斯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满腔的同情，同时也借古喻今，揭露了仕途的险恶。从而催人猛省：官场丝毫不值得留恋。最后两句通过对比，既总结了上文，又表示隐居不出的决心。“这几个百般要安，不安”，颇含哲理，耐人寻味。下句中的“五柳庄”，用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典故：陶渊明归隐后，门前种五株柳树，并以五柳先生自况。后遂用“五柳”等喻称归隐、隐居，亦借以形容环境幽雅，隐居闲适。这里表明张养浩自已要像陶潜那样安贫乐道，不慕荣利，彻底与官场决裂。至此，作者才像冲破樊笼的鸟儿，显得逍遥自在，自豪和愉快。
这是一首带过曲，由两支小令组成，前五句为《沽美酒》，后八句是《太平令》，一韵到底，浑然一体，不露斧凿痕迹。曲词不事雕琢，质朴而明畅。全篇句式，参差中见整饬，整齐中又有变化，再加上句句押韵，构成和谐而豪迈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