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是看到眼前景物而抒写作者的愁怀：江边的丛草每天在生长起来，都在唤起我的愁绪。巫峡中泠泠流水，也毫无人情，惹得不能开怀。白鹭在盘旋的水涡中洗浴，你们有些什么愉快的心情呢？一株性独的树正在开花，也只有你自己高兴。这四句是描写一个心绪不好的人，看了一切景物，都烦恼得甚至发出诅咒。“世情”是唐宋人俗语，即“世故人情”。“非世情”或作“不世情”，即不通世故人情。在这句诗里，可以讲作“不讨好我”。“底”字也是唐宋俗语，用法同“何”字，是个疑问词，即现代汉语的“什么”。“分明”二字与杜甫在别处的用法有些不同，意义较为含糊。大约强调的是“自”字。现在释为“自己高兴”，还是揣测，恐怕似是而非。

　　诗的前四句写景，后四句转到抒情。诗人说，十年来兵荒马乱，使南方成为黑暗的地区，我这个异乡来的旅客，衰老在夔州性城中，很想回长安去，可不知渭水秦山，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不。因为人已老病，而路上仍然是豺虎纵横。最后两句愁的是人民生活的艰辛，自己也无法还乡。

　　这首诗意义很明显，没有曲折隐晦之处。前四句虽然写景，但与《登高》《返照》二诗的前四句不同。作者已在写景之中表现了自己的“愁”，不是客观的写景了。每一句的艺术手法都表现在下三字。“暗”字也是杜甫的独特用字法。末句“虎纵横”是指上文的“十年戎马”。《杜诗镜铨》引张璁说：“虎纵横，谓暴敛也。时京兆用第五琦十亩税一法，民多流亡。”浦江清《杜甫诗选》亦用此说作注，以为末句是“借喻苛政”。这是从诗外去找解释，大约脑子里先有一句“苛政猛于虎”，看到杜甫的“虎纵横”就附会到苛政上去。于是再从唐史中寻找当时有什么苛政。于是找到了第五琦的新税法。不知杜甫诗中屡次以豺虎比兵灾。此处的“虎纵横”显然是照应上文的“十年戎马”，杜甫应该不会忽然丢开上文而无端扯到第五琦的苛政。毛大可论读《西厢记》的方法说：“词有词例。不稔词例，虽引经据史，都无是处。”读诗也是这样。诗也有诗例，不从诗中去求解，而向诗外去引经据史，决不能正确地解得这首诗。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一首诗中，偶尔有一、二处平仄不合律谓之失粘。失粘之病，有时是作者平时读字音不准，弄错了平仄；有些是故意的，这就称为拗句。《愁》这首诗全是拗句，这就是吴体。这种拗法，只有在七言诗中出现，它们是律诗的形貌与古诗的声调的混血儿。

●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定风波】的开头是“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是说穰城里虽然“罗绮满城”花花绿绿，但是春天已近逝去，于是到百花洲上寻找春天的美好景色。百花洲上的景色是怎样的呢？“浦映□花花映浦”，美极了。“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这种美好境界无边无际，走进去好象突然走入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写的、去“世外桃源”的路上的境界一般。这上片，字面上的意思是，城里的春天景色即将逝去，没什么好景致，到城外游咏之地寻美景吧；而那里，景致确实很好，真如世外桃源一般。换句话说，对城市的生活已没什么兴趣，必须离开城市，到山林原野之间去，那里远比这表面繁华的城市生活来得好。这表明了范仲淹对官场生活已经厌倦，对表面稳固的朝庭存在着反感，想离开朝庭，离开官场，寻找他途，退隐归田去，希望过陶渊明式的生活。（我想，这可能就是他屡次请贬的原因之一。）这是上片的思想感情的实质。所以，下片紧接着说：“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替自己的这种思想进行辩解，认为他想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最后说，“莺解新声蜨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在词的意境上是写对景色的欣赏，实际上是表白自己去退隐归田是很愉快的、很乐观的、很自然的。

　　这首词，反映了范仲淹在仕途受阻、政见受挫之时，其本阶级（中、小地主）软弱的一面的作用下，有退隐的念头，乍看起来，这种念头是不符合范仲淹的思想实际的。范仲淹“每感激天下事，奋不顾身”（宋史），“公少有大节，其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趍舍，其所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吾岂苟哉？’”。（《范文正公集》《褒贤集：神道碑铭》）可是我认为，范氏的世界也是有矛盾的，以上所引的活只道出了它的一面（而且是主导一面）。范仲淹消极低沉的时候也是有的，只是不很严重而已。这是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所代表的阶级——中、小地主——在当时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地位都是不巩固的，虽然有上升的积极要求，却是很软弱的；他所处的时代是沉闷的时代。（关于范仲淹有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从以上分析的三首词中亦可看出来，上面的分析也或多或少作了些说明，读者要更进一步了解这种两面性的具体情况，实质和根源，可参阅马茂元的《范仲淹的词》一文，我完全赞同马氏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也许有人会说，他既然在五十七岁左右有这种消极退隐思想，可是他在58岁时怎么能写出《岳阳楼记》这样积极的散文呢？不错，《岳阳楼记》是篇积极的作品，但我正要以它作为旁证，说明范仲淹在知邓州时（五十七、八岁）思想上消极面积极极面有着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结果是积极面占了上风。《岳阳楼记》写了两种人在洞庭湖两景色面前所表现的两种不同情绪，实际上与他自己的思想有关。他年轻时，生气勃勃，积极进取。后来三遭贬职（知邓州就是其中一次——知邓州前充边任），知邓州时，年纪老了，由此，他有一些消极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岳阳楼记》最后强调“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自己的矛盾着的两种思想倾向对立斗争的结果，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了，他过去一贯的积极处世的思想复活了。所以他在末了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否定了消极一面，希望、鼓励自己向古仁人看齐，希望、鼓励自己比古仁人更进一步。他在这时思想斗争的结果是积极一面占了上风，但当时的消极一面却在【定风波】中记录下来了。

　　乾元元年（758）李白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二年春行至巫山遇赦，回到江陵。杜甫远在北方，只闻李白流放，不知已被赦还，忧思拳拳，久而成梦。

　　这两首记梦诗，分别按梦前、梦中、梦后叙写，依清人仇兆鳌说，两篇都以四、六、六行分层，所谓“一头两脚体”（见《杜少陵集详注》卷七。本篇文字亦依仇本。)上篇写初次梦见李白时的心理，表现对故人吉凶生死的关切；下篇写梦中所见李白的形象，抒写对故人悲惨遭遇的同情。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诗要写梦，先言别：未言别，先说死，以死别衬托生别，极写李白流放绝域、久无音讯在诗人心中造成的苦痛。开头便如阴风骤起，吹来一片弥漫全诗的悲怆气氛。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不说梦见故人，而说故人入；而故人所以入梦，又是有感于诗人的长久思念，写出李白幻影在梦中倏忽而现的情景，也表现了诗人乍见故人的喜悦和欣慰。但这欣喜只不过一剎那，转念之间便觉不对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你既累系于江南瘴疠之乡，怎么就能插翅飞出罗网，千里迢迢来到我身边呢?联想世间关于李白下落的种种不祥的传闻，诗人不禁暗暗思忖:莫非他真的死了?眼前的他是生魂还是死魂？路远难测啊！乍见而喜，转念而疑，继而生出深深地忧虑和恐惧，诗人对自己梦幻心理的刻画，是十分细腻逼真的。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梦归魂去，诗人依然思量不已:故人魂魄，星夜从江南而来，又星夜自秦州而返，来时要飞越南方青郁郁的千里枫林，归去要渡过秦陇黑沉沉的万丈关塞，多么遥远，多么艰辛，而且是孤零零的一个。“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在满屋明晃晃的月光里面，诗人忽又觉得李白那憔悴的容颜依稀尚在，凝神细辨，才知是一种朦胧的错觉。想到故人魂魄一路归去，夜又深，路又远，江湖之间，风涛险恶，诗人内心祝告着、叮咛着:“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惊骇可怖的景象，正好是李白险恶处境的象征；这惴惴不安的祈祷，体现着诗人对故人命运的殷忧。这里，用了两处有关屈原的典故。“魂来枫林青”，出自《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旧说系宋玉为招屈原之魂而作。“蛟龙”一语见于梁吴均《续齐谐记》:东汉初年，有人在长沙见到一个自称屈原的人，听他说:“吾尝见祭甚盛，然为蛟龙所苦。”通过用典将李白与屈原联系起来，不但突出了李白命运的悲剧色彩，而且表示着杜甫对李白的称许和崇敬。

　　上篇所写是诗人初次梦见李白的情景，此后数夜，又连续出现类似的梦境，于是诗人又有下篇的咏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