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