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天子而成为阶下囚，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烟云，心中自然充满了感伤。这首诗写得凄切哀苦。从诗中“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这样破败不堪的场面，我们很容易理解他会回忆起千门万户，美轮美奂的皇宫，一呼百应，炊金馔玉的生活，眼前境地越是恶劣，越能令人体会到他的苦闷。后两句回首故国，恨无寄书人，包括了无数的对往事的困惑、迷恋及深切的悲慨。“三千里”极言其远，“目断天南”很具体地刻绘出自己满怀的愁怨。他想捎信说些什么呢？是希望故臣来解救，是向亲属们诉苦，还是对自己在位时荒淫无道酿成国变而忏悔，诗中没有明说，读者可以自己去揣测。
读赵佶这首绝句，很容易使人想到南唐后主李煜的两首词，都是皇帝被俘的悲叹。一首是《虞美人》，写于被俘后，寄托亡国之痛，今昔之悲，上片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也是见景起兴，思念故国，与赵佶诗内容景物不同，中心意思完全一样。另一首是《浪淘沙》，写亡国后一夜听雨睡不着，愁思纷至沓来，因以词表示哀怨。词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词以曲折的笔墨表达自己的痛苦，正可用来注释赵佶写这首绝句时的种种感受。
宋徽宗是著名的书画家，诗词也写得不错，可惜他治国的本领远远比不上他文学艺术的素养，在位时任用奸邪，坐失江山。这首诗写得低沉凄迷，令人感动，但他的处境实在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人同情。无独有偶，大约过了一百五十年左右，南宋恭帝赵㬎（xiǎn）也步上了宋徽宗的老路，被元人俘到大都；他也作了一首诗，怀念故国，悲伤凄黯，诗说：“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借梅花写失国之恨。历史的巧合令人沉思，正合了杜牧《阿房宫赋》中的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