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三句写当年初识伊人的情景。“花下”“深夜”“谢娘”——地点、时间、人物,这不是一首叙事诗,但是开头十三个字,就把地点、时间、人物都写进来了,给人一种特别真切、分明的印象。落笔以“记得”一词领起,口吻也很真切。这写景抒情的真切和分明,正是韦庄词的特点。“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接着写“那一夜”的情景。前一句写景依旧分明,约会是在垂着画帘的近水的厅堂的西面;后一句具体写“那一夜”的情事:彼此手拉着手订下了密约。开头已经点明了时间、地点,在“初识谢娘时”之后,接着照理就应该写到了人,应该写具体的情事,可是接着一个七言的句子仍然写的是约会的背景,然后才引出了上片结拍一个简短的句子:“携手暗相期”。作者写当年幽会的情事,真是惜墨如金,点到即止,刚开了头,就没有了下文。那“初识”之夜的幽会,作者写得更多的是“布景”,而人物的活动却退隐在幕后,只展露出一点片段而已。那夜色中水边的厅堂、低垂的画帘,还有花,给词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是爱情的光辉,照见了黑暗中平凡的事物,而只有纯情之爱才会焕发出这样奇异的光辉。韦庄词写男女之情,往往笔墨省净,别有一种清纯的意趣。
下片开头笔锋一转,就写到了离别,真使人有世事无常转头成空之感。“惆怅晓莺残月”,是清晨离别时凄凉的情景,“相别”一句,辞短意促,加上“月”“别”是入声的韵脚,读来似乎有点仓促的意思,让人想见别意的仓皇;“相别”之后,紧接着“从此隔音尘”,就写到了别后的隔绝。这短短的十三个字,写得一气流转,从当时的离别写到日后的隔绝,读来教人嘘唏。最后两句更进一步写相见无由的悲哀,而在这种悲哀之中也包含了漂泊者的忧伤。
这首诗最先让人感觉到的是夜半时分的寂静。“三更三点”表明时间正好是夜半时。这个时间人世间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万家眠”,可见在诗人感觉中外部空间是万家无声无息,一片无边的沉静。首句连用三个数词,形成一种强调的意味。这种强调,正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引导人设身处地去体味那夜半的气氛。
“露欲为霜月堕烟”,露水即将凝结成霜似乎都能察觉,自然也是在静极无聊中生出此想。而月堕雾中,夜色暗淡,又进一步加重了夜色给人的沉寂感受。“斗鼠上堂蝙蝠出”,因为人静,斗鼠和蝙蝠才这样作闹。而注意到鼠和蝙蝠,则依然由于夜静。“玉琴时动倚窗弦”,比起鼠和蝙蝠之动更微细,几乎近于主观幻觉。但正是由于有这种纤细的感觉,更显得夜静到了极点。
诗人的感觉很纤细。着意从纤细的感觉中写出他的愁怀。所谓“见此愁景,即是愁人”,可以用来说明诗的艺术构思。
查德卿的这首《蟾宫曲·怀古》抒发的是怀古咏史之意。作者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问从来谁是英雄?”,紧接着他便在曲中写到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查德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此处点明了怀古的对象,同时也做出了评价。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个成功。”南阳,东海是两处地点,分别承接“农夫”与“渔翁”,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曾经在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姜太公也曾经在渭水之滨垂钓,同样过着悠闲恬淡的日子。
“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则是说明诸葛亮和吕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表现他们两个作为英雄所做出的功绩。
“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这句由追寻历史转为了对历史的感慨,说诸葛亮、吕尚所建的“霸业”终究是一场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了。
这是一个从北方、从金人统治下南逃的人,怀着沉痛的心情,诉说故都及其附近荒凉景况和自己的悲惨经历。诗歌通篇都是这位“北来人”说的话,诗人没有出面铺叙事件、描绘场景,也没有穿插任何评判的语言,而诗人的思想感情完全可从北来人的叙述中体会出来。这样的叙事诗,显然是从杜甫“三吏”、“三别”一类的诗化出。这两首五律,记录了一个从金人统治的北方南逃的人的血泪控诉。
第一首描述北宋都城汴梁被占后的状况。开头“试说”二字含义深婉,隐约透露主人公不愿说、不忍说的悲抑心境。从而表明他的诉说是应别人的要求,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箭双雕,写说者也就写了听者。听者身居东南,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北方的骨肉同胞,急欲知道他们的近况;对于故都汴梁,更是魂牵梦萦,一往情深。面对这样的问讯者,“北来人”诉说着,带着撕心裂肺的痛苦,以致白发频添,忧伤至极。接着正面写东都,交代忧伤的原因。宫殿、铜驼,是都城内的景物,石马是北宋诸帝陵园中的景物。然而,陵园内的石马已残破不堪,长眠于此的北宋诸帝死后还要蒙受亡国之耻。官门外的铜驼倾倒在荒烟蔓草之中,回忆昔日的繁华景象,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不禁泣下如雨。诗人选用这些最富特征的事物,涂以想象的浓烈色彩,对人于金人之手的都城面貌进行了艺术概括,用笔简洁而境界全出。“寝园残石马,废殿泣铜驼”,上句一个“残”字显示了陵园的悲惨变化;下句一个“泣”字则寄托了京都居民的哀痛,彼此映照,情景相生,感慨万千,低回不已。故都虽已残破不堪,而遗民的复国信念却始终没有动摇过,以致把边境传来的于南宋不利的消息,当作谣言,不愿听信。那些旧日京师的妇女,如今虽已素发飘萧,境况凄凉,但衣着妆束仍是当年模样。故国之思,终未消歇。
第二首由“北来人”介绍自己南逃的际遇和感触。一家十口同时离开北方,为的是过上安稳日子。不料频罹祸患,亲人相继丧生,如今独自一人,伶仃孤苦,犹如失群的孤雁,竟至无处栖身,被迫寄宿荒凉的寺院,吃的是自家种的蔬菜,穿的还是从中原带来的金人服装。个人的遭遇已然不堪忍受,国家的境况更加令人沮丧。南来以后看不到卧薪尝胆、秣马厉兵的图强之举,那些深院大宅里的当权者,整日歌舞宴乐,不问边情,不忧国事,长此以往,恐怕连偏安的局势也难维持,收复失地更是遥遥无期。“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结语哀痛绝望。
此诗在表达上有三个特点,其一是诗人不转述中间环节,让主人公直接面对读者说话,这样,读者便会感到诗中所陈都是诉说者的亲身所历,语语发自肺腑。其二是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中原遗民思念故国与南宋小朝廷权贵歌舞升平相对比,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三是以叙事代替抒情。诗中也有直接抒情的语言,如开头的“试说东都事,添人白发多”和结尾的“老身闽地死,不见翠銮归”等,但纵观全篇,叙事是其基本手段,从东都说到南国,依次点染,脉络分明,其中提到的人和事都具有某种典型性,融汇成一体,寄托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长情意。总之,这两首诗注重写实,却不使之板滞,原因在于以情疏导,质朴之外,更见自然流动,颇能体现诗人自己的风格。
形神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特别是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如《淮南子·原道训》中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即指出了形、气、神三者对于生命虽各有各的功用,然三者互相联系,不可缺一。又如汉初推崇黄老思想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凡人之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更直接地指出了形神合一,这便是老庄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然而,在佛教兴起之后,佛教徒鼓吹形灭神不灭,灵魂永恒的唯心思想,如与陶渊明同时的沙门慧远曾作《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以发挥此种理论,《佛影铭》中就说:“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意在宣扬神形分离,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对形、影、神三者关系的见解代表了佛教徒对形骸与精神的认识,在当时的知识界曾有过广泛影响。慧远就曾命其弟子道秉远至江东,请深受佛教影响的著名的文学家谢灵运制铭文,以充刻石。陶渊明的这组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慧远本人与渊明也有交谊,如慧远曾于义熙十年(414年)在庐山东林寺召集一百二十三人结白莲社,讲习佛教,他曾邀渊明参加,而渊明却“攒眉而去”,可见他们在论学旨趣上并不一致,如对形影神的看法就有很明显的分歧。渊明对此的认识可以说基本上本于道家的自然思想,这在他自己的小序中已加说明,陶渊明以为世间的凡夫俗子,不管贫富智愚,都在拚命地维持生命,其实是十分糊涂的事,因而他极力陈述形影的苦恼,而以神来辨明自然的道理,解除人们的疑惑。他揭出“自然”两字,以明其立论之根本。《老子》上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道家学说也以取法自然为核心,由此可知陶渊明的思想渊薮。此组诗中他让形影神三者的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形体对影子说道:天地永恒地存在,山川万古如斯,草木循着自然的规律,受到风霜的侵袭而枯萎,得到雨露的滋润而复荣,然而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不能如此。人活在世上,就像匆匆的过客,刚才还在,倏忽已去,再也不能回来,而人们从此便忘了他,似乎世上从未有过这样一个人。亲戚朋友也不再思念他,只留下了些生前遗物,令人见了感伤不已。我作为形体又没有飞天成仙的本领,你影子也用不着怀疑我这最终的归宿,但愿听取我的劝告,开怀畅饮,不必推辞,还是在醉乡去寻求暂时的欢乐吧。
接下去是影子回答形体的话:想求长生不老来维持生命是不可靠的,欲保养生命也往往落得苦恼又拙劣的下场。一心一意要去昆仑山修仙学道,却会发现此路的渺茫与不通。自从我影子与你形体相遇以来,一直同甘共苦,忧喜合一。我如憩息在树荫下,你就同我暂时分手;我若停在阳光下,你就和我不分离。这种形影相随的状况也难以永久持续,当我一旦离世,你便也不复存在。人死名也随之而尽,想起此事便令人心忧如焚,五情俱热。因而影劝形道:唯有立善可以立下美名,为何不去努力留名后世呢?虽说酒能消忧,但同立善相比较,岂不等而下之了!
最后是神作的阐释:造化没有偏爱,万物都按着自己的规律成长繁衍,人所以能跻身于“三才”(天地人)之中,岂不就是因为有了我精神的缘故。我与你们形和影虽然不相同,但生来就互相依附,既然我们结合托体于一身,怎么能不坦诚地说说我的看法:上古时的三皇被称作大圣人,而今他们却在何处?活到了八百多岁的彭祖虽力求长生,但也留不住他人间的生命,老的、少的、聪明的、愚笨的都将同样走向坟茔,没有什么回生的运数可以挽救他们。每日沉湎于酒中或能忘忧,然如此岂不是反而促使生命尽快结束吗?立善常常是人们喜欢做的事,可是当你身后,谁会加以称赞呢?极力去思索这些事情难免丧害了自身,还是听其自然,随命运的安排去吧。在宇宙中纵情放浪,人生没有什么可喜,也没有什么可怕,当生命的尽头来临,那么就让生命之火熄灭吧,不必再有什么顾虑了。
在这三首诗中陶渊明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故此三诗对理解陶渊明一生的思想极为重要。据陈寅恪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所述,渊明笃守先世崇奉之天师道信仰,故以道家自然观为立论之本,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的自然崇仰者,以放情山水,服食求仙为尚,如嵇康、阮籍等人,又不同于魏晋时期的尊奉孔孟、标举名教者,如何曾之流,而渊明既接受了老庄的思想,又有感于晋宋之际的社会现实,于是创为一种新的自然说。《形影神》这组诗中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思想。故此诗不仅体现了渊明个人之哲学观,而且对理解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思想、人生观念的演变历程有极重要之意义。按此说法,《形赠影》一首就是拟托旧自然说的观点,并加以批评。其中主旨在于说明人生之短暂,不如自然之永恒,这正是嵇康、阮籍等人对自然所抱的看法。持旧自然说的人又大多求长生,学神仙,而渊明诗中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其抨击长生求仙之术的立场明显可见。同时魏晋之间崇尚自然的人又往往于酒中求得解脱,以求在乱世中苟全性命,如阮籍与刘伶等人,故陶诗中也拟其说而有“得酒莫苟辞”的说法。
《影答形》一首,则是依托主名教者的口吻而对旧自然说进行的非难,并提出了对人生的看法。此诗首先指出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即意在指责主自然说者的虚无荒诞,同时,以为死生无常,形影相随,一旦离世,则形影俱灭,名同身亡。因而,他们主张由立善而留名,始可不朽,希望通过精神上的长生来达到永恒,这种主张得力于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的思想,以为人有美名则可流芳百世,万古长存,因而不满于以酒消愁的处世态度,提倡追求身后之名。
《神释》一首即体现了渊明新自然说的主张,借神的话批评了代表旧自然说的形和代表名教说的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及“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等语意在诋諆主名教者鼓吹的立善可以不朽之说;“彭祖爱永年”以下六句则破除主旧自然说者的长生求仙与沉湎醉乡之论。最后提出纵浪大化,随顺自然,使个人成为自然的一部份,而无须别求腾化升仙之术,如此便可全神,死犹不亡,与天地共存。
陶渊明主张冥契自然,浑同造化的思想是取于老庄哲学,如《庄子·天地》中就说:“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即充分肯定了神的重要,同时它是建立在德全与形全的基础之上的,即强调了神与形与德(此诗中称之为“影”)的一致。陶诗中对贤愚寿夭的等量齐观也一本于《庄子》思想,故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明了陶诗的主旨出于《庄子》。陶渊明在形神的认识上有一个很不同于佛教徒的主张,即他认为形神的相互依赖与一致,《神释》中说“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都表达了这种观点,这与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的意见相近,范氏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灭论》)又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同上)陶渊明可以说是范缜的先驱者,他对形神问题的看法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
此诗在艺术上也是颇有特色的,全诗用了寓言的形式,以形、影、神三者之间的相互问答来展开论述,可谓奇思异想,令这一哲学上的讨论富有生动活泼的意趣,即使在说理之中也时时注意到附合寓言中形象的个性。如形对影的赠言中说:“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正如一位主人请一位朋友来对酌而惟恐其推辞,后来李白《月下独酌》中说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等等,也是取陶诗之意。又如写影对形的说话云:“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因影子本身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用一“愿”字说明其欲求成仙,可只是一种不可实现的愿望而已。又如“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数语状写形影不离的情景,可谓维妙维肖。
此诗的遣词造句一气流走,自然矫健,无过多的修饰成份,如《神释》中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说明神为形体之主的道理,十分简明有力。至如“纵浪大化中”四句,气势开阔,直出胸臆,而音调高朗,掷地可作金石之声,故陈祚明就对此诗能作理语而不落熟套,能寓辨论于刚健明快的诗句之中作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