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赞颂了隐居生活的安逸恬适。起首两句即道明因现实社会中布满险恶，遂隐居山林过着闲适若仙的生活；紧接着以“诸葛茅庐，陶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鼎足对，具体显示隐居的优越性；在列举事实之后，作者更概括诸葛亮、陶渊明、张翰受人尊敬的原因在于“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这正是隐者的精神风貌；结句“任年年落花飞絮”与首句“荆棘满途”相对比，突出了隐居是明智的选择。全曲语言流畅自然，用典朴直。
曲子开篇，作者便直接抒发归隐的缘由，及对隐逸生活的神往。“荆棘满途”，道破了作者对仕路风波之险恶、人事繁复之多艰的无限感慨，人生旅途，苦恼已多，回首时路，荆棘密布，举步维艰，时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唐李白《行路难三首》）的痛苦与无奈。现实生活已然险恶，如履薄冰，还是回归田园山林，去到“蓬莱闲住”，寻求隐居生活的无限安静与祥和，乐得逍遥。于此，作者对比了现实与隐居生活的两种境界，既突出了现实生活的世逼事危，又彰显了园田林下生活的安闲自得，作者的生活选择已然不言自明。
由“蓬莱”一词过渡而来，作者很自然地引出“诸葛茅庐，隐令松菊，张翰莼鲈”三句。诸葛亮、陶渊明、张翰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事迹是享誉士林的。作者借三位隐逸名士作比，紧扣这三位历史人物的隐居生活状况，具体描述了他们的品貌风格：诸葛所居草庐，陶潜之松菊做伴，张翰家乡的土产莼羹鲈鱼。此处描写亦虚亦实，既可视为虚写前贤往事，亦可看做作者本人安贫乐道生活情趣的实叙。且为了这份久违的自在逍遥，心灵放逐，作者又直抒胸臆：“不顺俗，不妄图，清高风度”，表明心迹决不随波逐流，追名逐利，永葆高洁清雅之隐逸风度。一任其花谢花飞，春来春去，作者誓将那份淡薄与闲适的隐逸生活进行到底。此处曲已尽，情未了。作者因现实之无情与冷漠，回归隐逸，自适安然，看似平淡，亦满含无奈与辛酸。
整首小令格调从容自然，与作者所要表达的归隐情怀相得益彰。尤其在使事用典上，妥帖自然，作者以淡雅的草堂庐舍，味美的莼菜鲈鱼，傲岸的青松，迎霜吐艳的黄菊，描述了隐士身之所居、口之所食、目之所及的生活画面。同时，小令中用典，既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深情委婉的抒情方式，于此可谓将用典发挥到了极致。
上片，从三年贬居生活体验着墨，写对徐守君猷的深厚情谊。开头三句，自嘲劳苦的生活如一场梦，贬居三年，成为他乡的游子。“笑”字一领对偶句，心思全出。接着两句，进深一层，写人生易老天也老。“华发”、“荒园”均是衰老的象征，“搔首”也无可奈何，抗御不住。“赖有”三句，笔锋一转，颂扬徐君猷的功德。值得庆幸的是：酒在肚里，事在心头，不因喝酒而糊涂误事。我遇到了徐守这样“多情”的人，“好饮无事”的人，“似古人贤守”的人。作者在《遗爱亭记》亦歌颂了徐君猷这些方面的功绩：“知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好一个贤明的太守。最后三句，照应序言“每岁”之笔，岁岁年年登高宴饮，“物华依旧”，情深谊长。
下片，以节传情，以酒寄情。在痛饮中淋漓尽致地一吐为快。酒中多少事，酒中多少诗。开头三句，就点明此次相会宴饮极不平凡。酒逢知己千钟少，“应须烂醉”；此次登高观赏“紫菊茱萸”也不一般，应须“细看重嗅”。此处他点化运用了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诗句，不露痕迹，且把“烂醉”与“细雨”、“茱萸”的内在联系巧妙地揉和起来了：除祸免灾。接着二句，醉里吐真言，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有“摇落霜风”的物候作证，“有手栽双柳”作证。“来岁”三句，发出深深的祝愿与希冀：“来岁今朝”，我为你西行而饯行，把酒洒满于江口来一个更大的“烂醉”。最后三句，总写徐守君猷的功绩，也是这首词的主题概括：我会和黄州的人，忘不了享受您的“遗爱”，如同痛饮“一江酹酎”的美酒，君子情谊，源远流长。“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遗爱亭记》）
这首词，表面看来，系例行重九登高宴饮之作，实是借题发挥，以节传话，以酒寄情，表达他们那样“惘然”之情和崇敬徐守君猷“相待如骨肉”和“狱草烟深”的功德。正因为酿酒、饮酒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社会、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高级意识形态的历史活动，唯有酒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的酵酶，唯有酒中人方能领略其中的韵味，所以东坡才写出如此真情实感、意境高超的词章来。
此诗与《秦风·无衣》题目及首句皆相同，然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却完全两样。从字面上看，似觉并无深意，但前人往往曲为之说，《毛诗序》云：“《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朱熹《诗集传》云：“曲沃桓叔之孙武公伐晋，灭之，尽以其宝器赂周釐王。王以武公为晋君，列于诸侯。此诗盖述其请命之意”，“釐王果贪其宝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废，是以诛讨不加，而爵命行焉。”（同上）这一说法今人多表示怀疑，如程俊英《诗经译注》就认为“恐皆附会”。
从诗意来看，此篇似为览衣感旧或伤逝之作。诗人可能是一个民间歌手，他本来有一位心灵手巧的妻子，家庭生活十分美满温馨。不幸妻子早亡，一日他拿起衣裳欲穿，不禁睹物思人，悲从中来。诗句朴实无华，皆从肺腑中流出：“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七件，可是拣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舒坦，那样美观。”“难道说我没有衣裳穿？我的衣裳有六件。可是挑了一件又一件，没有一件抵得上你亲手缝制的衣裳，那样合身，那样温暖。”语言自然流畅，酷肖人物声口。感情真挚，读之令人凄然伤怀。
对于诗中的句读，旧说两段的起句都作六字句，然今人徐培均认为应标点为：“岂曰无衣？七兮。”前四字为一句，用以自问，后二字为一句，用以自答，诗人正是在这种自问自答中，抒写了一腔哀思。另外在一些字、词的解释上也颇多歧见。如“七”字、“子”字、“六”字，朱熹《诗集传》以为“侯伯七命，其车旗衣服，皆以七为节。子，天子也”。又云：“天子之卿六命，变‘七’言‘六’者，谦也，不敢以当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朱熹的解释，完全服从于他对于这首诗主题的理解。这首诗既然是述晋武公向周釐王请求封爵之意，那末他就必然把“七”解释为“诸侯七命”，把“六”解释为“天子之卿六命”，而把“子”解释为“天子”。前二者与晋武公的诸侯身份相当，后者则与周釐王的天子地位相称。其说固然言之成理，不失为一家之见，然与诗的本意可能相去甚远。
从对此诗主题的理解出发，“七”和“六”俱为数词，也可以看作虚数，极言衣裳之多。而“子”则为第二人称的“你”，也即缝制衣裳的妻子。这样的理解，应该是符合诗的本意的。
全诗分为两章，字句大体相同，唯两起变动一个字：“七”易为“六”；两结也变动一字：“吉”易为“燠”。这主要为的是适应押韵的需要。从全篇来说，相同的句式重复一遍，有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之妙，读者在吟诵中自然能体会其中的情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