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苏轼启:近来分别后,承蒙你多次写信问候我,了解到你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刚直待人不周到,所学不合时宜才干低下,因事贬职多年,不敢再自居于达官贵人的行列。自从渡海北还,刚到平生的亲戚故旧,不知为什么都像隔世人那样生疏,何况与你没有一天的交往,怎么敢希求彼此结为朋友呢?承蒙你几次亲来我处,交谈间情意亲切如同旧友一样,欣幸已极使人出乎意料,这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给我看的信和诗赋杂文,我已经读的很熟了。大致都象行动着的云和流动着的水一样,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常常是应该流动时就流动,不能不停止时就停止,文章条理自如,姿态多变而不受拘束。孔子说:“语言缺乏文采即使能流传也不能流传很远。”又说:“文辞以能表达出意思即可。”那么文辞仅仅在于表达出意思,就似乎不需讲究文采了,完全不是这样。要探求事物的微妙所在,就象拴住风捉住影那样困难,能使所写的事物在心里彻底明白,大概在千万人中未必能找到一个,更何况在口说时和手写时也能表达得很明白呢!做到这样才可说是文辞能表达出意思。既然文辞能将自己意思清楚地加以表达,那也一定是富于文采的。扬雄好用艰深的语言,掩饰本来是很浅近的道理,如果直说出来,是人人都懂得的。这种作文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是雕虫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杨雄唯独后悔作赋,是为什么呢?他一生讲求雕琢字句,《太玄》《法言》和赋相比较只是在音节上略有改变,便称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是变风变雅的发展,虽与日月竞放光彩也是应该的,难道可以因其文体与赋相近似而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能刚到孔子,他的学行可以超过“升堂”而达到“入室”的境地:扬雄竟然因贾谊作过赋便鄙视他,甚至把他同司马相如一样看待。扬雄刚识浅陋象这类的例子很多,这一点只可与明白事理的人谈谈,很难同一般人讲清楚的,这里因论述文章偶然说到这个问题。欧阳修说,好的文章如纯金美玉,市上价钱是有规定的,不是人们靠口说就能定出它的贵贱。我的话很拉杂,对你哪能有益处,非常惭愧恐惧。
你要我为惠力寺法雨堂写“法雨”两字,我本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毕竟写不好,加之船上地点狭窄不好写,故未能照你的嘱咐办理。然而我正好要经过临江,当往游惠力寺。或许惠力寺的僧人想让我写点什么。一定写上几句题留院中,以安慰你思亲的心意。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停留就离去。彼此相距越来越远,千万希望你随时爱护自己的身体,其余不一一细说。
注释
奉违:指与对方告别。奉:敬词。违:别离。
亟:屡次。
辱:委屈,谦词。
具审:完全了解。审:明白。
受性:秉性,秉赋。
刚简:刚强质直。
学迂:学问迂阔。
材下:才干低下。
坐废:因事贬职。
累年:好几年。苏轼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被放逐惠州,绍圣四年改谪儋州,元符三年,始内调,前后达七年。
复齿缙绅:再列入士大夫阶层。
还海北:这是指徽宗继位,苏轼遇赦,自海南岛贬所渡海北还的事。
左右:本指左右侍从的人,这里是对人的尊称。
雅:素常,指旧交情。
见临:来访。
倾盖如故:一见如故。倾盖:《孔子家语》记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并车对语,彼此的车盖相依而下倾。形容偶然相遇却如老朋友一般。
过望:出乎意料之外。
书教:这里指书启谕告之类的官场应用文章。
质:这里指体式。
文理:指文章的结构脉络。
文:文彩。
行:这里指传播。
辞:指语言。
夫:语首助词。
疑若:怀疑。
妙:奥妙。
景:同“影”。
是物:此物,指所求得事物的奥妙。
盖:大概是。
不可胜用:用不完。
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学者。
好:喜欢。
文:遮掩,粉饰。
说:内容。
正言:直截了当地说。
雕虫篆刻:雕琢字句的意思,比喻小技。虫:虫书,笔划如虫形的一种字体。刻:刻符,刻在信符上的一种字体。这是秦代八种字体中的两种。
《太玄》《法言》:均为扬雄所著。
类:这一类(雕虫篆刻的东西)。
独:只是。
音节:指辞赋的用韵讲求声调等。
经:扬雄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自以为是“经”书了。
《离骚经》:汉王逸注《楚辞》,尊《离骚》为经,称《九章》《九歌》为传。
风雅:代指《诗经》。
再变:风雅中一些抒写忧怨之情的诗,汉人称为“变风”“变雅”见《毛诗序》。苏轼以《离骚》比附风雅,故云“再变”。
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辞赋家,著有《新书》。
升堂有余:入门升堂入室,道德学问修养由浅入深的三种境界。升堂,喻学问已达相当的深度。升堂有余,就是已达到“入室”的极深造诣阶段。《论语·先进》:“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以赋鄙之:扬雄因为贾谊曾作过赋,所以轻视他。司马相如:西汉著名的辞赋家。
同科:科,品类;同科,等类齐观。
陋:识见低下。
比:类。
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文忠是他的谥号。
愧悚:惭愧和恐惧。
须:需要。
惠力:佛寺名。
法雨堂:当为惠力寺中的一个堂名。谢民师曾求苏轼给惠力寺题写“法雨堂”的匾额。
局迫:狭窄。
如教:照嘱托办。
方:将来。
临江:今江西省清江县。
或:也许。
念亲:思念父母。
峡山寺:即广庆寺,在广东省清远县,因山对峙江中,故得此名。
少留:稍稍停留。
愈远:(离开您)愈加远了。
以时:随时。
自爱:保重自己。
文章写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谊。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答谢民师推官书》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这是一首思念诗,全诗共八句,写得幽绵悱恻,凄婉感人。
头二句写两人相互愁望,相互思念。“江南江北”,这是两个人的行为,鱼玄机在这头愁望,李亿在那头也愁望。诗人断定李亿也在思念她,即使她的判断有误。她回忆以前的交往,唱或吟诵二人都喜欢的歌或诗句,但这些都没有用,仍然无法缓解思念之渴。 “空”字说明了诗人自己的情态。这两句,诗人将心上人李亿的行为发挥了想像。如果李亿是个扭头便忘的主儿,那么诗人就是可怜的相思。
三四两句写作者看着一对鸳鸯美滋滋地在沙浦享受温情,满眼羡慕。未必真有此景,也许是诗人的浪漫情怀。一对鸂鶒悠闲地飞游于橘林,同样激活了诗人的想像。写了鸳鸯,又写鸂鶒,如此渲染,说明诗人被李亿迷住了,不能自持。
五六两句写诗人等待心上人的情状。“烟”字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与下句“月色沉沉”对应,晚上时,江边人家生起炊烟。二、烟波浩淼的意思,傍晚时的一种江色。第二种种解释更靠谱。烟波里传来隐隐的歌声,也许这歌声诗人听辩不清,但她肯定甘愿认为这是一首相思歌,这歌声正合自己的心愿,传到了江的那边,送给李亿。诗人好像入魔了,看到的,听到的,想像的,一切皆变为思念。这一句就是一幅画,想像着诗人坐在江边,托腮沉思,有一种忧愁美。 “渡头”映入了诗人的视线,明知李亿不会来,看着,只是为了圆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一直到晚上,月色沉沉的时候,诗人坐等了一整天。
末二句写虽然两人相隔得不远,但是却无法相见,犹如相隔千万里。“咫尺”,说明在诗人眼里,两人的心是很近的。“千里”,一个江南,一个江北,是地理上的距离。“家家”二字,对诗人是有刺激的,当然她也很想为李亿做棉衣。“远”字与“家家”相连,表现出捣衣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声声都敲打着诗人的心。一个女性的绵情牵系表露无遗。前句中的“歌声隐隐”与这句的“家家远砧”,双双入耳,最后一句写得相当有分量。
第二联,以晓鸡和寒鹜自喻。诗意有两种解说。一、晓鸡(晨鸡)因树雪之光而惊鸣(误以为天明),喻不忘进取之心;以寒池之鸭表现自己不改操守(刘学锴等《李商隐诗选》)。二、鸡栖树上则有雪,鸭守池中则结冰,极写处境的寒苦(周振甫《李商隐选集》)。如能合此二解,辨其因果,可得其全:不忘进取报效,是因;终遭困顿寒苦,是果。晨鸡报天晓,喻进取;寒鹜守冰池,喻退处。两句诗极其形象地描绘出作者不谙世务、进退两难的处境,其中有哀怨,有酸楚,而且扣紧了诗题的“冬”字,即景抒情。李商隐极其擅长托物寓怀。他的咏物诗,如《蝉》:“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又如《流莺》:“流莺漂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蝉之高栖悲鸣,莺之飘泊不定,可与此篇晓鸡寒鹜参照体味,从中想象作者的思想情怀与遭遇。
第三联,照应诗题冬“暮”。“暮”字双关,所以第一句写时序,第二句写年岁。冬季日短,暮色很快来临;随着时光的流逝,自己也进入了衰颓的晚景。这是为下一联的抒愤寄慨蓄势的。人到晚年,“羽翼摧残”,不可能再有作为了。
第四联,紧应上联,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什么平生匡国济世的抱负,不能与早年的心愿相合呢?这呼喊是愤慨的,因为商隐明明知道这个“为什么”。这呼喊同时又是凄凉感伤的,因为它毕竟出自一个性格不算坚强而又经历过太多打击的诗人。
此诗和李商隐多数作品一样,感伤的情调笼罩全篇,从“羽翼摧残”到“急景”、“颓年”,尤其是晓鸡寒鹜的具体形象,都是如此。不过这首诗与李商隐很多作品多含脍炙人口的名句却有所不同,纪昀评之曰:“无句可摘,自然深至。”没有刻意锤炼和精心藻饰,没有运用作者本来擅长的组织故实的手法,也没有警策深微、使人猛省或沉思的寓意,所以无句可摘;但它能恰如其分地、真实具体地表达此时此地的感受与心情,读之动容,所以说自然深至。当然,它仍然谨守平仄格律,注意对偶工整(四联中有三联对偶),用词造句都力求避免粗疏随意,因此和某些标榜自然平淡而流为枯淡俚浅的作品不同。在李商隐集中,它别具一格,又包含着商隐固有的特质,包含着多样化中的某种统一性。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一开始用连城璧来比赵纵,以美玉比人,把赵纵的风貌、才能具体化了。后两句才由壁及人,说到送赵纵还旧府之事,一语双关,送还旧府的还有壁,只是人显里隐罢了。结句描绘在洒满月光的夜色中,沿着河川送别赵纵的情景,其中饱含着诗人对挚友的深厚情谊,点出送别的时间,且隐约表达了一路平安的祝愿。
首句“赵氏连城璧”,是诗人以国之瑰宝和氏璧比喻赵纵的品貌。次句“由来天下传”,借美玉的名传天下,进一步比喻赵纵的名气。他是名声远播四海之内的。诗人用比兴手法,明写和氏璧价值连城,盛名久传,暗比赵纵才华出众,天下闻名,符合地点,符合姓氏,显得非常贴切自然。诗人借助他人之口表达自己的心意,委婉地称赞朋友,仰慕之情由衷而发。
第三句“送君还旧府”,这本来是平铺直叙,但力托全诗,可举千斤。照应首句寓意深邃,扣住题目中的“送”字,含有“完璧归赵”的意思,让主题立意也就呼之而出,表达了诗人对友人一路顺风,平安到达的祝愿。诗人构思巧妙,立意高远,使人折服。从诗意推测,赵纵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士,大概因仕途失意,辞归故里。在诗人眼中,他是远离尘嚣,冰清玉洁,“完璧归赵”。“送君还旧府”,这近似白话之句确是一个点睛之句,它使前面的喻句有落脚点,后面的景句有依托,能够充分地表达出主题内容。诗人对友人的同情、抚慰、称颂、仰慕之情,也都淋漓尽致再现出来。末句“明月满前川”,纯粹地描写景物,暗应题目中的“夜”字,以明月隐喻玉璧,璧如月洁,月如璧明,进一步称颂赵纵。同时,一个“满”字,既描绘了月光普照大地的景象,又抒发了诗人的满腹别情。诗句交待送别的时间在明月当空的夜晚,地点在奔流不息的河边。当朋友张帆远离之后,诗人伫立遥望,但见清冷的月光洒满大地,空旷孤寞之意袭人。结束语真实地表达出诗人送别故人后的深切感受:惆怅、虚渺。但他又庆幸朋友“完璧归赵”隐退故里,流露出憎恶官场、甚至逃避现实的情绪。
全诗融叙事、写景于一炉,巧用典故,比兴得体,语言明白晓畅,形象鲜明可感。深入浅出,比喻设譬通俗易懂,写景自然贴切,“猝然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借情写景,意境深邃,别有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