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纪游抒情诗，抒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剪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兴。全诗首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之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末写频来夜游。所写虽各有侧重，但以游村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此诗题材比较普通，但立意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
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客尽其所有的盛情。“莫笑”二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寓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青翠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愈益依稀难认。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见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描摹，这两句却格外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种境遇中，与诗句所写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疑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诗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颈联则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社”为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祈年，满着丰收的期待。节日来源于《周礼》。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也说：“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可见到宋代还很盛行。陆游在这里更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吾土吾民之爱。
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叩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纯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游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诵千古的“山重”“柳暗”一联。
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游”字，而处处切“游”字，游兴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难状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这首诗先写妻子过生日时的美景来烘托妻子的娇贵、可爱，接着用比喻抒发自己愿与妻子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最后设想妻子喜逢生日而不能与丈夫共同庆贺的心情。全诗以互换思绪的写法，既是写思夫的女子闺怨，又是向妻子表达自己的思念与深情，对不能归家为妻子过生日表示歉意。
“谢家生日好风烟，柳暖花春二月天。”首联以妻子过生日的美景来烘托妻子的娇贵、可爱。“柳暖花春”描写了妻子过生日之时的美好：正是农历二月春暖花开的艳阳天气。阳光明媚，薄雾缭绕，好似人间仙境。从心理上给人以美景有美人之感，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爱慕。
颔联“金凤对翘双翡翠，蜀琴初上七丝弦。”以谢家女来代指妻子，既写了妻子出身名门，也写出了妻子的聪明才智。还抓住妻子头上的首饰、妻子娴熟的琴艺等有特征的事物进一步写出了妻子的多才多艺。
颈联“鸳鸯交颈期千岁，琴瑟谐和愿百年。”用比喻抒发自己的美好愿望。用鸳鸯交颈和琴瑟谐和来表达自己希望与妻子白头偕老，永不分离，使诗歌的情感进入高潮。
尾联“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涓涓”却是一个大的收煞，这是作者对妻子喜逢生日的心情的设想，描写了妻子接到作者的这首诗，知道丈夫不能回来与自己共同庆贺，她痴坐在闺房中，眼泪汪汪，满怀伤感，属于“从对面写来”的方法，在恋诗中别具一格。突出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孤独凄清，并把夫妻二人的感情融为一体。
全诗写婚后与别后之恋，除了表达对妻子生日表示祝贺之外，也表达了诗人对家中妻子的思念之情和不能回家团聚的遗憾之情，意挚情真，写得极为感人。
《水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全篇围绕“白莲”。词人用笔把白莲作为一个淡妆少女描绘，是咏莲词中的一篇佳作。
上片“淡妆人更婵娟，晚奁净洗铅华赋”，从外部形象上写白莲本色。紧扣“白”字，花中有人，风姿绰约。“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敛避”，词人对首二句的描绘而进一步加以渲染、烘托。“泠泠”“萧萧”描绘了白莲的“淡妆”的同时也写出白莲的精神状态。向以红色娇媚与洗净铅华腻粉的白莲相比，却要“敛避”，以此说白莲之美，则不言而喻。至此为白莲所绘之彩之形，已形神俱得。“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借典故来追述白莲受宠的史迹。《天宝遗事》载，唐明皇与杨贵妃共赏太液池中白莲，白居易《长恨歌》也有“太液芙蓉未央柳”的诗句。这些可惜已成历史陈迹，贵妃醉中舞《霓裳羽衣》，唐玄宗龙颜大悦。曾经的华美盛景，如今却一转为“空”“倦”。以“不堪重记”收束繁华往昔，点明白莲已凋、盛时已往的今朝。“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反承“不堪”句意而来，又开一个层次转写眼前白莲的遭遇。“翠舆难驻”“玉簪轻坠”是指时序更换，指白莲凋零，狼藉池塘，众芳芜秽。
下片“别有凌空一叶，泣清寒、素波千里”以萧索景象为背景，写白莲凋落之后的景况。首先写“凌空一叶”立于千里清寒素波之上，笔意较为奇特。写莲房垂露，在梦里怀恋着它那过去的纷华。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凌空一叶”“素波”让读者不禁想起当时漂泊海上的南宋流亡政权。“泪湿”“恨远”形容白莲的凄苦，同时也可看作是暗指南宋彻底灭亡一事。“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转写秋天月夜之下，残荷虽残，而“仙意”尚留。以“羽扇”句写秋，以“琼楼”句写月。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总括白莲凋残，虽然冰魂犹在，无奈香消衣脱，冷露凌逼，语调悲凉至极。
这是一首“长调词”，但构局开合多变，擒纵自如。起笔至“娇红敛避”，词人以散骈结合的笔法，描绘白莲形象；随之三句忽然另辟天地。“冰魂”三句，转笔收揽，而于下片换头再次转笔，作进一步推阐。用笔，曲折往复，卷舒之间，一无沾滞，显示了长调“构局贵变”的特点。从咏物的角度看，词人把“白莲”写得形神俱备，写白莲却无二字，寄慨亡国，却也幽极静极，这是一首意境深远的咏白莲词。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