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写游宦羁旅、悲秋怀人的落寞情怀。这种题材，是柳永最擅胜场的。贺铸此词笔力道劲，挥洒自如，不让柳屯田专美于前。就章法而言，平铺直叙，犹见出柳永的影响。但柳词融情人景，在描画自然景物上落墨较多；贺铸则融景人情，笔锋主要围绕着情思盘旋，又有着自己的面目，不尽蹈袭前人。
“烟络横林，山沉远照，逦迤黄昏钟鼓。”起三句写旅途中黄昏时目之所接、耳之所闻：暮霭氤氲，萦绕着远处呈横向展延的林带；天边，落目的余晖渐渐消逝在蜿蜒起伏的群山中；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声报时的钟鼓，告诉旅人夜幕就要降临。词人笔下的旷野薄暮，境界开阔，气象苍茫，于壮美之中透出一缕悲凉，发端即精彩不凡，镇住了台角。
三句中，“络”、“沉”、“迤逦”等字锻炼甚工，是词眼所在。“烟络横林”，如作“烟锁横林”或“烟笼横林”，未始不佳，但“锁”字、“笼”字诗词中用得滥熟，不及“络”字生新。且“锁”、“笼”均为上声，音低而哑，而“络”为人声，短促有力。“烟”、“横”、“林”三字皆平，得一入声字介乎其间，便生脆响。若换用上声字，全句就软弱了。“山沉远照”，“沉”字本是寻常字面，但用在这里，却奇妙不可胜言。它，使连亘的山脉幻作了湖海波涛，固态呈现为流质；又赋虚形以实体，居然令那漫漶的夕曛也甸甸焉有了重量：其作用宛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至于“迤逦”，前人多用以形容山川的绵延不断，如三国魏吴质《答东阿王书》：“夫登东岳者，然后知众山之逦迤也。”唐韦应物《沣上西斋寄诸友》诗：“清川下逦迤。”词人巧借来描写钟鼓声由远及近的迢递而至，这就写出了时间推移的空间排列，使听觉感受外化为视觉形象。
“烛映帘栊，蛩催机杼，共苦清秋风露。”次三句仍叙眼前景、耳边声，不过又益以心中情，且场面有所转换——由旷野之外进入客舍之内，时间也顺序后移——此时已是夜静更深。蜡烛有芯，燃时滴泪；蛩即蟋蟀，秋寒则鸣。这两种意象，经过一代代诗人的反复吟咏，积淀了深重的“伤别”和“悲秋”的义蕴。“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是杜牧《赠别》诗中的名句。“蟋蟀不离床，伴人愁夜长”，这是贺铸自己的新辞（《菩萨蛮·炉烟微度流苏帐》）。两句正好用来为此处一段文字作注。“共苦”者，非“烛”与“蛩”相与为苦，而是“烛”、“蛩”与我一道愁苦。词人心中自苦，故眼前烛影、耳边蛩鸣无一不苦也。
“不眠思妇，齐应和、几声砧杵。惊动天涯倦宦，驭骏岁华行暮。”烛影摇曳，蛩声颤抖，愁人已不能堪了，偏又“断续寒砧断续风”、“数声和月到帘栊”（李煜《捣练子令·深院静》），因思念征人而夜不成寐的闺妇们正在挥杵捣衣，准备捎给远方的夫婿——这直接包含着人类情感的声音，当然比黄昏钟鼓、暮夜虫鸣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作者那一颗厌倦游宦生活的天涯浪子之心，使他格外思念或许此刻也在思念着他的那个“她”。可是，词人还不肯即时便将此意和盘托出，他蓦地一笔跳开，转从砧杵之为秋声这一侧面来写它对自己的震动：“啊，岁月如骏马奔驰，又是一年行将结束了！”
“当年酒狂自负，谓东君、以春相付。流浪征骖北道，客樯南浦。”岁月的流逝也就是生命的流逝，季节的秋天使词人痛楚地意识到了人生的秋天。过片后四句，即二句一挽，二句一跌，叙写青春幻想在生命历程中的破灭：年轻时尚气使酒，自视甚高，满以为司春之神“东君”会加意垂青，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洒下一片明媚的春光；没想到多年来仕途坎坷，沉沦下僚，竟被驱来遣去，南北奔波，无有宁日。词中“流浪”二句中省去了“长年来”、“不意”（不料）等字面。散文句法有“承前省略”、“探后省略”，此处则是诗词句法中的又一种特殊省略。这一省略造成了“流浪”二句的突如其来之势。如此不用虚字斡旋而径对上文作陡接急转之法，即词家所谓“空际转身”，非具大神力不能也（说见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幽恨无人晤语。”青春消歇，事业蹉跎，词人自不免有英雄失路的深恨，欲向知己者诉说。然而冷驿长夜，形只影独，实无伴侣可慰寂寥。此句暗里反用《诗·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可与晤语。”几经腾挪之后，终于以极为含蓄的表达方式将自己因听思妇砧杵而触发的怀人情绪作了坦白。其所深切思念着的这位“淑姬”，真是“干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
“赖明月、曾知旧游处，好伴云来，还将梦去。”“彼美淑姬”既已逗出，就不需再忸怩作态了，于是词人乃放笔直抒那千山万水所阻隔不了的相思：幸有天边明月曾经窥见过我们欢会的秘密，它当然认识伊人的家了，那么，就请它陪伴着化作彩云的伊人飞到我的梦里来，而后再负责把她送回去吧。“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宋谢庄《月赋》中传诵千古的名句，还不过是把“明月”作为一个被动、静止、纯客观的中介物，使两地相思之人从共仰其清辉中得到千里如晤的精神慰藉；词人却视“明月”为具备感情和主观行为能力的良媒，如唐传奇中的“红娘”、“昆仑奴”和“黄衫客”——天外奇想，诗中杰构，其艺术魅力似又在谢《赋》之上了。
张炎《词源》曰：“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此篇以景语起，以情语结，经意之笔即在这一头一尾。起三句以炼字胜，已自登高；末三句以炼意胜，更造其极。
全词用了不少对比手法，从时间方面看，当年与如今对比；从形象方面看，“狂生”与“倦宦”对比；从心情方面看，“自负”与“幽恨”对比。
此词以健笔写柔情，属辞峭拔，风格与一般婉约词的软语旖旎大异其趣。贺铸出身为一弓刀武侠，因此即便是写情词也不免时而露出几分英气。清陈廷焯评曰：“方回词，儿女、英雄兼而有之。”（《云韶集》）此篇又是典型的一例。
关于孔子作《曳杖歌》前后的情况，在《礼记·檀弓上》、《孔子家语·终记解》以及《史记·孔子世家》等书中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载。兹引《礼记·檀弓上》中的相关文字如下：
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东汉郑玄在上述引文之末注解说：“明圣人知命。”所谓“知命”，字面意思是了解自己的命运；比较科学的解释，也就是依据已知的情况对未来作出较为近是的预测。孔子唱这首歌时，只是一种预感，接着病倒了，七天后去世，正应验了他预感的正确。活着，活得清醒；快去世时，也不糊涂。大概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是这首《曳杖歌》所要昭示世人的这一层意思吧。
从《礼记》的记载中可以知道，孔子在吟唱这首《曳杖歌》之前，心灵上正经历着微妙的深刻的变化：夜里他做了一个不祥的梦，梦见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被人祭奠；他早早地起了床（“蚤作”），或许梦醒后就一直未曾睡着吧；他反背着手，拖着手杖，孔颖达解释“负手曳杖”说：“杖以扶身，恒在前面用。今乃反手却后以曳其杖，示不复杖也。”（《礼记正义》）所谓“示不复杖”，意思是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会再用手杖了；他还“消摇于门”，从屋内走到门口，显出一副放松随便的样子。“消摇”，即“逍遥”，安闲放松的样子。孔颖达说：“夫子礼度自守，貌恒矜庄。今乃消摇放荡以自宽纵……示不能以礼自持。”又说“负手曳杖”与“消摇于门”二句，“并将死之意状”（引书同上）。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心态支配之下，孔子这位在二十多年前已早知“天命”的哲人，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不能不长歌当哭，动情地唱出这首留恋人生、爱惜生命、无奈地直面死亡的悲歌。
《曳杖歌》全文只三句。前两句用比拟，以物比人，以“泰山”、“梁木”拟“哲人”。“泰山”是众山所仰的高山，现在泰山快要崩塌，众山就无可瞻仰了。“梁木”是放置檩条、椽子的地方，现在梁木快要折断，檩条、椽子就无可依托了。紧接着这两个比喻的句子，末句直接说到自身。“哲人”，乃夫子自道；“萎”，原指草木枯死，引申为病危。上述做梦等种种潜意识的以及行为上的异常情况，令孔子自感已经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孔子的高足子贡，这天早上刚好来看望老师，听了这首歌，由“泰山”、“梁木”的比喻，他想到了“哲人其萎”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他所说的“则吾将安放”，意思是他们这些学生就将永远失去孔子这位诲人不倦、可敬可亲的好老师了，不觉心情黯然。
全诗三个句子，虽有前两句的比喻与后一句的直陈两个层次，但因感情真挚，比喻贴切而又形象，且句式整齐，每句的第三字都用表示“大概”或“将要”的副词“其”字，故仍不失一气呵成、流利紧凑的即兴吟成的本色。
这是是一首咏物诗。前四句写花鸭身无泥渣，阶前徐行，羽毛独立，黑白分明。颔联展现了诗人发现花鸭致祸根源焦躁和急切的情状，进而在尾联直接呼劝花鸭：受人恩惠就不要“先鸣”，这也是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这首诗借物说事，笔调轻松而情感含蓄蕴藉。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诗人明白提醒读者，江头所见的“花鸭”，羽毛洁净，不染泥滓，而且步态从容不迫。屋檐下的阶除大约是众鸭得食之所，诗人把花鸭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写，是为了收到一种对比的效果。众鸭竞食，花鸭却独自缓步于阶前。举止显得与众不同，花鸭不与众鸭争食，也许表现了它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这肯定会引起众鸭注目，并招来不测之灾。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仍是写诗人所见。原来“花鸭”毛色不杂，只有“黑”“白”二色，但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两种对比色。它正象征着花鸭，甚至也是诗人那“黑白分明、的处世态度。可见“花鸭”正是以其特殊的“花”才引起诗人注意、得到诗人赞赏的。
这句诗中的“太”字也值得特别玩味，它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赞赏花鸭立身行事，态度特别分明、不容丝毫苟且；其一是饱含着诗人对花鸭处世过于分明会导致祸患的深深忧虑。体会到这一点，在读到后面诗人直接出场呼劝花鸭的诗句时，才不会感到突然。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前一句仍是叙写，但已侧面展现了诗人焦躁和急切的情状，后一句则是直接呼劝了。“不觉”二字，表现出花鸭十分超然的精神，对众鸭的惊猜、嫉妒浑然不觉，或者竟是满不在乎。这是花鸭受诗人赏爱的一个原因，也是花鸭致祸的根源。花鸭自然不明其中的道理，但诗人却已有过类似的教训。回想当初疏救房琯那惨痛的一幕，正是与花鸭此时处境很相似。诗人由己及鸭，不由为花鸭的处境忧心忡忡。诗人动了感情，撇开鸭与人的界限，便要直接呼劝花鸭了。实际上，“不觉”一句已暗含了诗人的劝诫，联系后一句“休牵众眼惊”的明劝，这一句所暗谕的花鸭要“警觉”“群心妒”之意就容易理解了。
“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是进一层劝说。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你花鸭既然沾受了主人的稻粱恩，就千万不要率先呜叫了，那样会触怒主人，失掉既得的稻粱恩的！但这两句诗还有更深的含义，可以把它看作是诗人反思自己沾受肃宗之恩作左拾遗，最后终因疏救房琯而遭斥一事而发的“自警”之语。
杜甫这里的“莫先鸣”，其精义就是要处于“鸣”与不“先鸣”之间，不能不鸣，也不能先鸣。杜甫丢掉谏官，缘于先鸣。以后流离陇蜀，依人为生，不鸣则无从致“稻粱”；当然更不能先鸣，一旦先鸣，既沾之“稻粱”又会失去。杜甫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通过提醒和劝诫花鸭而曲曲传出，读者自然能想象到杜甫当时处境之艰难。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