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回到绍兴的时候正值秋季，所以此词从秋景起笔，“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西风有知，似乎知主人归来，殷勤地扫除门径以示迎接。西风吹得黄叶凋零了，白云萧散了。凋零、萧散，其实正是作者当时的心境的反映。此番回到故乡，他并没有感受到一般应有的那种温暖与亲切。内心有着一种难以明言的隐微情绪。“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辞官四年，自无荣耀之感，却有点悔恨的意思。离开鄞县时，王沂孙曾作《齐天乐》：“正恐黄花，笑人归较晚，”两者心境相同。回归故乡时，词人悔恨出行的失计，不免自怨自艾，心里颇不是滋味。
“萧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此句从两个方面描写了故山秋天的美景，山中弥漫着清新空气，令人神清气萧，故山的山容像美女的眉毛一般美丽。此情此景，诚然可以使作客归来的人感到赏心悦目。但“故国如尘，故人如梦”，在登临之际，徒增愁思，意兴索然，虽美景在前，也懒于一顾了。欲登临和懒登高相对，以见其愁情之重。登高怀远，招来宋室覆亡之感慨，朋友沦替之伤悼，情难自禁，则又不如不上这山为好了。“登高还懒”，词人这种复杂的感情，和李清照“怕见夜间出去”的心绪相同。
词的下片未作转换，仍然承接上片的抒情线索，作生发开来的描写。“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是作者的自我惋惜。“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意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几句，写法相当深刻，意味相当沉痛。至于“步屧荒篱，谁念幽芳远”二句，则是与上文的“寒英”“零落”紧相连接的，写得参差错落，显得章法变换多姿。
“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是此词最精彩的笔墨，用三排比短句。描绘出了一种清冷孤寂的境界，秋灯、秋雨、秋雁，所衬托的不过是一颗秋心而已。“试引芳樽”，借酒浇愁，愁更愁，以“不知消得几多依黯”作结尾，“依黯”这个词语与“依依”和“黯黯”结合，承上“故国如尘，故人如梦”，比泛言“愁苦”，要细致，要准确，值得细细玩味用它来表示这首词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意绪，还是很确切的。
在这首词中，作者多处描写故乡秋季的景物，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用较为隐蔽的手法表达了他的黍离之悲。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既描狼山之景，又抒诗人之情，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可称冠冕。
首联总起全篇，突兀峥嵘。“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登山面江望海，只见波浪滔天，西向而望，无边波浪拍天而来，缘此而提出是谁凿破了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使大水冲决而出，奔腾而下？北宋时狼山还孤悬江中，尚未和陆地相接，到南宋文天祥《渡海望狼山》时也只见“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王安石是登山眺望，又处于长江出海处，和唐代杜甫登夔州白帝城时所写《登高》虽也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同，那是在长江中上游，从高处俯瞰，而狼山仅一百多公尺高，和长江入海处的江面开阔相比较，就更觉江阔水大，波浪拍天。“凿破昆仑，地势高，水量大，气势恢宏。用“谁凿破”的提问，更是想落天外。诗一开始就攫住读者，加之“无边波浪拍天来”更给人以汪洋浩渺之感，且有震撼力。这一开篇，不仅起笔不凡，而且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础。
颈联写近景，叙感受。“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拍鱼龙化蛰雷。”诗人是春季早晨登临狼山的，只见云雾迷漫，岛屿、沙洲都在雾幔之中，春拍之后，春雷动，原来冬眠蛰居的鱼龙都活跃起来，上句的静景，和富有动态感的下句相映衬，使人更觉得春意勃郁。如果说首联从宏观上写出了狼山地处长江之委海之端的地理形势，那么此联就从近景上写出了狼山的地貌特色。
腹联宕开一笔，赞此处犹如仙境。“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阆苑”，传说神仙所在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阆苑的仙人呢？意谓这里就是人间仙境。“灵槎”即星槎，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博物志·杂说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由上两联的实写，到此转为虚写，意在赞美狼山实为神仙居所。以上则将狼山的远景、近景、实景、虚意写全、写足，充分显示了狼山的风貌和意境。
尾联总绾全诗并发感概。“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从家乡临川出来后，应试、为官，还不曾有后来丰富的阅历，初见如此浩渺江面，“始觉今朝眼界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赞叹之言出于胸臆。登狼山，“举首四顾，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确使人眼界顿开，心胸豁朗。
《狼山观海》系王安石早期作品，从此可见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现出端倪，也为有宋一代诗作埋下根芽。象“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语言率直，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宋诗选》第48页)缪钺先生也说：“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搏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诗鉴赏辞典》第11页)《狼山观海》正体现了王安石早期的诗风。这也可能是北宋初期诗风使然，同时王安石这一诗风也为宋诗的质直、散文化，形象思维不及唐诗埋下根芽。
《狼山观海》虽然是王安石的一首逸诗，可是它给留下了写南通狼山的名篇，也可窥见王安石早期诗风，并对研究宋诗有一定价值。不仅南通人重视它，也是王诗与宋诗研究界值得珍视的。
这首诗既是杜甫晚年悲苦生活和忧国优民思想的体现，又是诗人对自己的诗作充满自信和自负的自我鉴定。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是写诗人南征途中所见的秀丽风光。这里“桃花水”对“枫树林”，为借对。春天，春水奔流，桃花夹岸，极目远眺，风帆如方阵一般，而枫树也已成林，这是幅美丽的自然风景画。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表现诗人晚年颠沛流离，浪迹天涯的悲辛生活。为了苟全性命，诗人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在那里，四处逃难，而今又要远去衡湘，使诗人泪满衣襟。杜甫善于用反衬的手法在情与景的对立中，深化他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加强诗的艺术效果。诗一起首就描写了绮丽的景色，按理说看到这样好的景色本该分外愉悦才是。但是由于乱离漂泊，又想到自己老病跋跄，面对美景，诗人反而潸然泪下了。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道出了诗人虽身处逆境，但报效朝廷的热忱未减的情怀。诗人老了，病了，照理应该还乡才是，而现在却更往南走，可悲。尽管如此，诗人报国热情不减，心一刻也未尝忘怀朝廷。杜甫在成都时，代宗曾召他赴京兆功曹，杜甫没接受，后因严武表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他对代宗还是有着一定好感，存有一线希望的。这里“南征日”对“北望心”，为流水对，且前后两句在内容上对比鲜明，更加衬托出了诗人一生奔波无定，但一心报国的思想情怀。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正是诗人晚年对自己一生思想及悲剧命运的总结。诗人一生抱负远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然而仕途坎坷，个中甘苦，只有自己一人独享，而纵然有绝世才华，却未见有一个能理解他的知音。在当时社会里，文章上的知音，也就是事业上的援手。这两句感慨很深，很大，自视也很高。不能不使杜甫伤感：对于同时代的人诗人或较有成就的诗人，他本着“乐道人之善”的态度儿乎都评论到，全都给以相应的评价，他成了他们的知音。然而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诗，他自己也没有知音。天宝末，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高适、岑参、薛据等还有一些实在不高明的作家都入了选，独杜甫“名落孙山”。但杜甫并不急于求人知，也并不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自信：他知道将来总会有他的知音的。但这不能不说是杜甫一生的悲剧。三、四两联，正是杜甫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自我写照。
诗以明媚的自然春景开头，但由于诗人晚年浪迹天涯，光景无多，前途渺茫，只得作诗自苦，慨叹当时没有知己，这样就使前面所描写的欢快、轻松的气氛消逝的无影无踪。这样对照写来，景与情似乎极不相称，但却显得深刻悲痛，更具艺术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