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中牟道中二首》是作者以因仕途一片光明而产生的兴奋心情来写入京途中之所见所感的。这两首绝句八个诗句分别写雨意、归云、坏郭、浮屠、 杨柳、蜻蜓、凉风、尘沙等意象,运用拟人等手法表现了作者服丧后重登仕途的舒畅之情。两首诗各从不同侧面描写,整组诗又是一个整体,情感相同,结构统一。第一首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第二首末句与组诗开头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就不会有凉风裹抄而来的形象发生。全诗节奏和谐舒缓,情调幽默风趣。
第一首从大处远处落笔,首句写气氛,满天乌云正酝酿着雨意;次句写雨前天空浮云游动,诗人名之曰“归云”,可见时近黄昏,该投宿了,不过中牟已近在眼前,雨意又“还未成”,所以诗人并不担心中途遇雨使人“断魂”,反而以闲适自在的心情感到飞渡的“归云”在伴送自己行路。第三句写中牟县城,那城郭虽残破,但“依然”二字表明是旧地重来,所以还是给诗人以亲切之感;末句写高高的千伴宝塔迎送着过往行人,三年前它送自己回乡,而今又迎接自己重返仕途。
第二首从细处近处着眼。首句写雨前微风,杨柳摇曳多姿,像是不等待媒介就来向行人讨好;次句写雨前蜻蜓低飞,当它飞近过往人马时,又像有所猜疑,远远飞开。凉风也卷来尘沙,凉风虽适意,尘沙却恼人,于是诗人展开异想,怎能与凉风约定,不要挟带尘沙同来。
两首各有描写侧重,但又是一个整体,其内含的情感相同自不待言,在结构上也是统一的。前首的首句为全诗铺设了将雨未雨的背景,为以下的写景提供了依据:浮云游动、蜻蜓低飞为夏季雨前所特有,清风拂动杨柳、裹带尘沙也与欲雨有关;次首的末句与前首的首句形成关联与照应,如果雨意已成,凉风自不会裹挟尘抄而来了。
二诗作于途中,颇富动感,但其节奏却是徐缓的,好像感到诗人纡徐前进的步伐。归云伴行,浮屠送迎,固然明写出了在“行”;蜻蜓近马而又飞去,可见是缓缓而行;中牟县那残败的城郭不也是随着绝离的缩短而越来越清晰,才使诗人辨认出还和旧时一样吗?一切都在徐缓的旋律中活动,唯独中牟县城依然像过去一样雄踞前方,显示着它的古老与凝重。动与静的和谐统一,使诗歌所构成的意境动而不流于浮,活而不趋于乱。
二诗的突出处在于幽默风趣的情调。这自然和诗人此刻的心情直接相关,但从诗歌的表现手法来说,这种情调与拟人手法的运用分不开。此诗的拟人不是简单的叙人拟物,而是在比拟中斌予物以不同的性格,并使物与人进行交住。云能“行”能“归”,已是拟人,而伴人行路,更显出对行人殷勤体贴的情意;浮屠之迎人送人本是人的感觉,而着一“管”字,送迎不但变成浮屠发自内心的行动,而且显示出它对人的热情与诚笃;杨柳之在“招人”,主动地表现出亲昵的情意;蜻蜓“近马”又“相猜”,活泼而又顽皮。这种种事物各自以不同方式与行路的诗人进行着交往,于是唤起了诗人也要与景物进行交往的要求,想与凉风订约了,于是更添了诗的清趣。这颇县特色的拟人手法的运用,使两首绝句风趣幽默的情调油然而生,别具风情。后来杨万里诗歌的“奇趣”与“活法”,恐怕是受到简斋诗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