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这首诗是评苏轼及其后学的诗，可与第二十二首对照看。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等多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堪称宋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学博才高，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在艺术上开一代之风。苏诗虽然有议论化、散文化倾向，但是由于苏轼杰出的才能，他的诗多数比喻生动新奇，妙喻连生；用典稳妥精当，浑然天成；对仗精工活泼，不落俗套。苏轼对艺术技巧的把握可谓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不留锻炼痕迹。所以元好问给予苏轼诗歌以高度评价，称赞他的诗是经得起锤炼，不受纤尘的真金。
苏轼在当是文坛上有巨大的声誉，有许多文人围绕在其周围。著名的有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这四人都没有继承苏轼的思想和艺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秦观长于词，其诗如词一样婉约。张、晁成就不大。至于其他后学者既没有苏轼的思想，又没有苏轼的才力，往往在文字、典故、辞藻方面追求新奇，以至于怪样百出。于是在这首诗的后两句，元好问不满并批评了这种风气。
这是一首投赠诗。此诗以其用景色隐含的请求提携之意，和不落窠臼的恭维手段而闻名。前半部分以写景为主，但融情于景；后半部分以抒情为主，但思与景谐。诗人含蓄地赞颂了裴舍人，并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心事。全诗未有一句是明写作者自己之情，却在景色和感情的描写中点明了自己的想法，富丽精工，又不流于藻饰堆砌，由此颇见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
“二月黄鹂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首联是说，二月天黄莺鸟飞到上林苑，春天早上紫禁城郁郁葱葱。
“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晓柳色雨中深。”颔联是说，长乐宫钟声消逝在花丛外，龙晓杨柳沐春雨翠色更深。
开头四句，诗人像并不在意求援似的，描画了一幅秾丽的宫苑春景图：早晨二月，在上林苑里，黄鹂成群的飞鸣追逐，好一派活跃的春的气氛！紫禁城中更是充满春意，拂晓的时候，在树木葱茏之中，洒下一片淡淡的春阴。长乐宫的钟敲响了，钟声飞过宫墙，飘到空中，又缓缓散落在花树之外。那曾经是玄宗皇帝发祥地的龙晓，千万株春意盎然的杨柳，在细雨之中越发显得苍翠欲滴了。这四句诗写的都是皇宫苑囿殿阁的景色。
那么，钱起赠诗给裴舍人，为什么要牵扯上这些宫殿苑囿呢？这就要看看舍人的日常活动情况了。在唐代，皇帝身边的职官，有通事舍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这些“侍从之臣”每天都要随侍皇帝左右，过问机密大事，其实际权力范围很大。
不难理解，此诗的开头四句，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的目的，是在“景语”中烘托出裴舍人的特殊身份地位。由于裴舍人追随御辇，侍从宸居，就能看到一般官员看不到的宫苑景色。当皇帝行幸到上林苑时，裴舍人看到上林苑的早莺；皇帝在紫禁城临朝时，裴舍人又看见皇城的春阴晓色；裴舍人草诏时，更听到长乐宫舒缓的钟声；而龙晓的柳色变化及其在雨中的浓翠，自然也是裴舍人平日所熟知的。四种景物都若隐若现地使人看到裴舍人的影子。
可见，虽然没有一个字正面提到裴舍人，但实际上句句都在恭维裴舍人。恭维十足，却又不露痕迹，可见手法高妙。
“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怀捧日心。”颈联是说，和煦春日也难消穷途遗恨，耿耿胸中咏怀着捧日忠心。
随后诗人笔头一转，就写到请求援引的题旨上：“阳和”句是说，虽有和暖的太阳，毕竟无法使自己的穷途落魄之恨消散。“霄汉”句说，但我仰望天空，我还是时时刻刻赞颂着太阳（指当朝皇帝），意思是自己有一颗为朝廷干事的热心。
“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尾联是说，献赋十年至今仍未得到恩遇，如今白发丛生羞对裴舍人。
末两句意思是说，十年来，我不断向朝廷献上文赋（指参加科举考试），可惜没有得到知音者的赏识，如今连头发都变白了，看见插着华簪的贵官，我不能不感到惭愧。话说到这份上，意思自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但仍然含蓄，尚保持了一定的身份。
这首诗，通篇表示了一种恭维、求援之意，却又显得十分隐约曲折，尤其是前四句，虽然是在恭维，由于运用了“景语”，便不觉其庸俗了。由此颇见钱起娴熟的艺术技巧。全诗富丽精工，又不流于藻饰堆砌，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