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曾赞扬魏征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对于魏征这篇奏疏，唐太宗非常重视，说它是“言穷切至”，使得自己“披览亡倦，每达宵分”。他还曾使用“载舟覆舟”的比喻来训戒太子。宋、明、清三代的一些君主，也经常拜读这篇奏疏，用以规戒自己。由此可见它在封建时代的重要意义。即使到了现代，文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观点，也仍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这篇奏疏，在写作上很有其特色，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文章根据唐太宗在取得巨大政绩之后，逐渐骄傲自满，生活日趋奢靡地情况，指出了他“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不可以“竭诚以待下”，必然会使“骨肉为行路”，最后导致至亲疏远，君臣解体，离心离德，难于保守天下。奏疏不仅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危害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还对症下药，提出“十思”的措施，既明确具体，又实用而不空泛，针对性很强。
奏疏从头至尾，多用骈偶，或相对为文，或排比论述，辞工文畅，音律和谐，铿锵成韵，读来如觉连珠滚动，文章一气呵成，论述步步为营，气势雄健有力，警示振聋发聩。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谏议大夫魏征写给唐太宗的一篇奏疏。唐太宗即位初期，因隋鉴不远，故能励精图治。随着功业日隆，生活渐加奢靡，“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魏征以此为忧，多次上疏切谏，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文章先以比喻开篇，通过成败得失的比较推论，归结到“可畏惟人” ，指出了争取人心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规劝唐太宗在政治上要慎始敬终，虚心纳下，赏罚公正；用人时要知人善任，简能择善；生活上要崇尚节俭，不轻用民力。这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主题是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十个建议。写得语重心长，剀切深厚。
魏征敢于直谏，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二百余道，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作用。而全文主要阐明的是为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主旨。《谏太宗十思疏》的精神，主要是规劝唐太宗在“贞观之治”取得成就以后，仍要牢记隋亡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善始”、“克终”，以“积其德义”，使国家达到到长治久安的局面。
《古文观止》评价：通篇只重一“思”字，却要从道义上看出，世主何尝不劳神苦思，但所思不在德义，则反不如不用思者之为德也。魏公十思之论，剀切深厚可与三代谟、诰并传。
魏征这篇谏疏是规劝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文章第—段即开宗明义，用树木、河流作比，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第二段分析“取易守难”的道理，并从“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入手，得出守成之君“所宜深慎”的结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第三段提出“十思”的具体内容。所谓“十思”，归纳起来，即戒奢安民、思危反满、宽容仁慈、慎始善终、虚心纳言、拒邪黜奸、刑赏以法。
以“固本思源”为喻，说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重要性。
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出“十思”的内容，而是以生动形象的比喻打开话题。“臣闻”的口气不卑不亢，令人警醒。先从正面说，用比喻推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引出正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三个排比句，两个作比喻，一个明事理，浅显易懂，不容置疑。再从反面申述：“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望国之治，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这样就加重了强调意味。反问的一句，差不多带有“挑衅”口吻，正是“忠言逆耳”之处。接着，进一步明确指出，“人君”地位高，责任重大，如果“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要想国家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如同“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一样荒诞。这一段的结尾，照应前面，又充分利用了“木”与“水”的比喻。
第二段
总结历史经验，并从创业守成、人心向背等方面论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始繁，克终者盖寡。”开头几句，寥寥数语，就概括了历代君主能创业不能守成的普遍规律，这虽说是人之常情，但要“思国之安”，就必须以理性去克服它。接下来，作者以“岂取之易守之难乎”设问，引出更为具体的分析论证，指出“殷忧”与“得志”的不同心态：殷忧，则竭诚待人；得志，则纵情傲物。而“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对人的态度不同，其结果反差强烈，这说明能否恭俭下人是事业成败的关键。如果失去了民心，即使动用严刑也无济于事。“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这里借鉴古人的论述，将君和民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发人深省。
第三段
提出“居安思危”的具体做法，即“十思”。“十思”的核心内容是正己安人，但具体又有所侧重。“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这两条是戒奢侈，如喜好器物美色，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等；“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这两条是戒骄戒躁，劝皇帝要恪守职分，不骄不躁，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是劝皇帝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要持之有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是劝皇帝勤勉政事，处置谨慎，不要怠惰；“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是说“兼听则明”，放低身段，多听取臣下的意见；“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是说“偏听则暗”，自己有倾向直臣，罢黜小人；“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是说赏罚要按国家尺度实行，不因喜怒而有所偏颇。“十思”就是十条劝戒，语语坦诚，字字惊心。文章最后从正面论述做到“十思”的好处，描绘出“垂拱而治”的政治理想。从用人，纳谏，赏罚，多方来讲、其中提到的“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即“用人”“纳谏”策略，实际上成为初唐的治国方略，创造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提出的“十思”能给我们哪些写作的启示呢？
一是陈述意见的针对性。这奏疏是给皇帝看的，是用来劝谏皇帝的，所以“十疏”所陈述的内容无一不针对帝王的易犯病，又无一不为“垂拱而治”的封建统治着想，使唐太宗乐于接受。
二是思考问题的全面性。这“十思”的内容涉及到与帝王冶国兴邦有关的十个问题。从生活到政治，从人个欲望以品德修养，凡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全都考虑到。不但指出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是面面俱到，煞费苦心。
三是安排条款的序列性。“见可欲”“将有作”“念高危”“惧满溢”“乐盘游”“忧懈怠”“虑雍蔽”“惧谗邪”“恩所加”“罚所及”，排列井井有条，多而不乱。四是语言表达的齐整性。“十思”十句，句式大致相同，构成排比，一气呵成，形成齐整，气势磅礴。显然，这篇古代佳作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写作启发。
黄景仁在乾隆中后期，是著名的诗家，也工词，这首《沁园春·生日自寿》，作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壬辰，时年二十四岁。据年谱，作者的生日是正月初四，但在词中，既没有涉及新春的景象，也没有家人团聚的情景，可以断言是客中之作。词的内容，主要是抒吐自己身世的悲辛，以及生计艰难才命相妨的酸楚，基调是非常凄苦的。
作者志大才高，孤寒清苦，何以在生辰之日，有如此悲痛的措词，请先略述他的身世：作者生四岁而孤，家境贫寒，全靠寡母抚养。他天资聪慧，八岁能属文，九岁赋诗即有“江头一夜雨，楼上五更寒”佳句。十六岁时应县试，在应试的三千士子中，一举夺冠，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十九岁应乡试不第。当时常州知府潘恂升任浙江观察使，他被邀至杭州，曾往钱塘观潮，作《后观潮行》，一时传诵。二十一岁，再应乡试，仍未中式，困穷愈甚。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与友人洪亮吉同入安徽提学使朱筠幕中，虽然受到礼遇，但仍悒悒不得志，感到长期为贫困、折磨所扰。估计作此词时，他人在安徽。
词的起三句“苍苍者天，生我何为？令人慨慷”，词人以激动的心情，大声呼天：为什么生下我来，使我心情如此愤激？三句笼罩全篇，引出下文的无穷感慨。“叹其年难及”等四句是说：论年龄我已二十四岁，该是奋发有为的时候，然而岁月匆匆，丁年（二十岁成丁）早已超过，而我竟困顿如斯；长期觅食他乡，至今还是一介书生，论功名事业，都无成就，而且是“一寒至此”，幕僚微俸，无以解家人的饥寒，人生艰辛的滋味，算是尝尽了。“一寒至此”，用《史记·范雎传》典故。范雎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答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为秦丞相。后须贾奉使人秦，雎故着敝衣往视，贾怜其寒，曰：“范叔一寒至此乎！”因取一绨袍为赠。旋知雎为秦相，大惊请罪，雎念其尚有眷怜故人之意，故释之。作者用这一典故，表明自己虽年已二十四岁，却已贫寒到如此程度，家徒四壁，四岁丧父、祖父、祖母、长兄相继去世，靠母亲守节抚养成人，尝尽辛酸，怎能不有“生我何为“之痛。下一韵“似水才名，如烟好梦，断尽黄灌苦笋肠”，作者感叹才名和好梦，都靠不住，论才名，则是寄人篱下，乞食他乡，论好梦，则乡试落第，功名之事，渺如云姻。“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占来薄幸名”，作者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曾有此感，现在又过了五年，青衫依旧，白袷自怜，怎不令人伤感。“断尽黄蜜苦笋肠”这一叹，当令天下有才有志的贫寒之士，同声一哭。“黄虀苦笋”，都是味辛味苦的食物，吃黄虀苦笋饱受饥寒的穷孩子，成为一代的大诗人，这是朱门酒肉、脑满肠肥的俗人所不能理解的。记得陈迦陵在《沁园春·赠别芝麓先生》的词中，曾有“酒则数行，食而三叹，断尽西风烈士肠”的酸辛之语，同样使用“断肠”一词，而作者此时处境，比之迦陵，其困苦实远过之，怎能不临风悲叹！而在此时，作者更念及六旬老母，一生苦节，也竟未能在儿子身上，取得菽水承欢的报答，真是苦节难偿，徒增悲感。也就在去年（1771)作者《别老母》诗中云：“搴帷别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作为儿子，不能赡养衰年的慈亲，反而使老母在柴门风雪之夜，增添泪眼欲枯的别离悲痛。这样的儿子，真是不如没有的好。
下片“男儿堕地堪伤，怪二十、何来镜里霜”两句，紧承前文，上句与起笔“苍苍者天，生我何为”相应，下句感叹华年已逝，华发已生，引出古人和自己相比，痛感天之生才，有时未必能尽其用。“况笑人寂寂，邓曾拜衮；所居赫赫，周已称郎”四句，言历史上东汉邓禹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位列三公（“拜衮”，指古代拜授三公之职），拜官大司徒，掌管朝政；三国吴周瑜，也在二十四岁时，已经掌握兵权，为建威中郎将，吴人称为周郎，声名显赫。再看自己，同样是二十四岁，依然是一衿寒士，同样有才，而时运名位有云泥之别。可见天之生才，有用有不用，有的乘时而起，有的身在草莱，是天公有意对人戏弄，还是才命相妨？又怎能不使人悲慨。思念及此，作者以“寿岂人争，才非尔福，天意兼之忌酒狂”诸语自解：寿命不是人所能争的，而我已达到能展露才华的年龄，有才也不一定有福，而我却是有才无福，而今乃一寒至此，只能借酒消愁，以酒狂自命了。（“酒狂”一词，见《汉书·盖宽饶传》：“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意谓纵酒使气）最后，作者以“当杯想，想五湖三亩，是我行藏”三语作结，表明自己并非狂于酒者，在感慨万端的情况下，只能举酒消愁，含辛凝想，看来自己只有在五湖边上，躬耕三亩土地，聊作用舍行藏的归宿了。（“五湖”：指太湖，作者家近太湖。“行藏”一词，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这首词写得非常激楚，而在字里行间，和他的许多诗章一样，不掩其高傲真挚的本色。他所抒发的，乃是内心世界中深藏的激情，他是才华横溢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似乎成熟得过早一些，二十四岁的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在小青年之列，然而他在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就其秉赋而言，确有惊人之处。他在生辰之日，虽然触绪自伤，却也并非就此消沉下去。就在这年三月上巳日，朱筠学使曾集安徽文士，会于采石之太白楼，一时授简赋诗者数十人，他年纪最少，乘醉著白袷立日影中，落笔顷刻数百言，一座皆惊。结句云：“高会题诗最上头，姓名未死重山丘。请将诗卷掷江水，定不与江东向流。”与会者无不惊为奇才。可惜他在所谓乾隆盛世，竟不能尽其才行其志！读了这首自寿词，不禁为之三叹。
上片写桥下月夜船上所观美景。开头两句，以仰视描绘之笔，烘托词人此时此地的一种压抑心境。“湿云不动”是指空间湿气呈现饱和状态，人感到胸闷，暗示着词人的抑郁心情。而“溪桥”又是清凉的，昭示着冷天的到来。“嫩寒”刚刚穿透东风留下身影。一个“透”字，突出了词人生活处境的严峻。词人把“湿云”、“溪桥”、“嫩寒”、“东风”全都人格化了。第三、四句以俯视描绘之笔，烘托词人此时此地由压抑到恬淡的心境： “桥下水声长”，写听觉；“一枝和月香”，写嗅觉。由听觉挪移到嗅觉，其间采用了跳跃和剪辑的手法，把它们连接起来的便是河畔上、高楼旁的一棵梅花树。“和”字一出，全盘皆活了。月，本是不香的，只因花一枝揉和叠印在月儿上，花香、月香也就分不清了，给人一种宁静恬淡的感觉。上面八种景物，构成四幅画面，声、形、色、味俱全，宛如过电影一般。
下片写河畔高楼与河下船里的情思。第一、二句用互比的手法，正面描写船人想象中的佳人形象：“人怜花似旧，花比人应瘦。”是“人怜花”还是花怜人，是“花比人”还是人比花，全在词人的情感中：“旧”与“瘦”。这与“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两句侧面描写佳人的相思，实际也是东坡自己的情思：“莫凭小栏杆，夜深花正寒。”词人运用李后主《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中的“独自莫凭栏”和“罗衾不耐五更寒”词句，不露痕迹，有点石成金之妙。
全词运用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比喻与通感的笔调，生动描绘了泗水上的冬夜月景，烘托了两种相思，一样情怀。只说“人怜花似旧”，不说花怜人全新；只说“夜深花正寒”，不说夜深人正寒。这种隐喻之笔，是词人描写佳人惯用的手法，值得借鉴。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
判词首句“勘破三春景不长”中“三春景不长”是双关语。字面上指暮春，即春末，所以说景不长。实际上指惜春的三个姐姐即元春、迎春、探春这“三春”的遭际悲苦，所以说“景不长”。
第二句“缁衣顿改昔年妆”，缁衣指的是尼姑穿的黑色服装。
这两句是说惜春从她三个姐姐的遭遇中，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好景不长，决心摆脱世俗，遁入空门。
第三、四句“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具体指出贾府小姐惜春最后出家为尼，再也不是公府千金而是过着"食缁衣乞"的生活。当然，这里的“乞食”并不一定就指像乞丐一样讨饭，但生活艰难，颠沛流离的命运是难以逃脱的。
这首判词写惜春由三个姐姐的不幸遭遇预感到，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结果，决定出家为尼。但这条逃避现实的道路凄凉孤独，仍然是行不通的。诗里流露的同情与惋惜，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心情。